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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雾中前行 1988年9月，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在《人间》杂志刊出。其后，《红色客家人》、《寻找祖国三千里》、《共产青年李登辉》等二十几本相关著作及大量丰富的电影、电影纪录片相继问世，20多年来，他几乎走遍台湾的城镇与山村，甚至远赴大陆各地、香港和日本，采集幸存者的历史证言。 在蓝博洲看来，“出土真相”过程中最难的是人物采访。“历史迷雾太浓太重了。拨开迷雾，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工作方法和当年那些循线抓人的特务没什么两样，不同的只是动机、身份和态度，很难不令他们又有回到恐怖年代的联想。只有以自己过去的写作成绩建立的信誉，通过对方可以信任的人介绍，以诚恳相待、富有耐性的态度与受访者建立长久而良性的互动，建立互信。” 在台湾做这个题材是寂寞的。“蓝绿阵营都不喜欢。独派的人曾组织了一批学生专门研究我的作品，从细节上挑毛病，从而否定我的东西，否定这一段历史。”很多时候，蓝博洲也想不要做了，“连我太太都会笑我，你整天都跟老太太在一起。甚至一些受难者的家属都不理解你，以为你是要挖这些历史来赚钱的。可是，当我面对一个老先生，或者一个老太太，他把几十年从来不跟任何人讲的话告诉你，他压抑着眼泪面对你，我就觉得我做的工作有意义，可以继续做下去。” 清贫中坚守 “有时候我真恨陈映真先生，是他把我引到了这条路上。不然，我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追求房子、车子、票子。” 蓝博洲笑言。 “因为题材敏感，主流媒体不刊登我的作品，我就打游击战，从一些边缘的、非主流刊物入手，只要有地方刊登，换一点稿费，来维持我继续再生产的条件就可以了。” 为了静心写作，也为了节省开销，蓝博洲曾经举家搬到苗栗乡间住了10年的时间。“我是比较幸运的，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娶到一个好老婆。她觉得我做的事是有意义的，就默默地支持我。到了乡下，每天除了基本生活以外，我个人开销就是一天一包烟，乡下也没什么应酬，时间比较充裕。但可能对小孩的成长不好，他们升学啊、考试就会比较吃亏。所以有时我跟太太说，也不晓得这样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人的一生要怎么活才有意义？年过半百的蓝博洲心中早已有了答案：记录那段曾经真实存在过却被刻意湮灭或扭曲的台湾历史，让两岸人民深刻记取民族分裂带给全体中国人的痛苦，进而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克服这样的历史悲剧。（记者 王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