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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来诠释，那么王安忆因其书写，可以说是上海某种不可替代的标志性符号：上海的世俗生活在她的笔下，被演绎出活色生香。 上海给王安忆提供了基本的写作素材，“人自然要在某一个地方生活，上海恰恰是我生活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我的写作同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很辩证的关系。”《长恨歌》描写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沪上名媛王琦瑶的人生；《富萍》关注的是六七十年代上海的市民生活；《新加坡人》写的是当下的上海新贵；到了新作《天香》，她从明嘉靖三十八年一直写到明朝灭亡，所写虽始自大家族，最后仍回归市井。 她把日常生活的精致繁杂表现到精妙，上海的气息由弄堂、流言，甚至由某个女人婀娜的步态弥漫开来。在王安忆看来，这沪上的清雅就杂在这俗世里面，沸反盈天。而她的文字则在经历了华丽堆砌的繁复之后，亦回到这清雅的平白简洁，就像冯梦龙编辑整理的《挂枝儿》。 虽然写的是这琐细的市井生活，王安忆的笔下却时常透出她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关怀与思考。在《遍地枭雄》中，书中人物目睹各地的变化，强势发展的痕迹仿佛在地上凿出一个个窟窿，满目疮痍。在小说集《乌托邦诗篇》中，王安忆写道，“我晓得这世界无论变到哪里去，人心总是古典的。” 她担心城市变化太急剧，担心人们对物质的抵抗力越来越弱。 而她，就距离这喧嚣与繁华咫尺之遥，安守宁静寂寞。她一向觉得写作是诉诸内心的，也不喜欢和人打交道，曾经挂职到上海南市区文化局任局长助理，却只待了两个半天。在上海，她大概是最晚装电话的作家，从不上网。到现在，她仍然用笔写作，产量不是很高，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每天只写一点儿。王安忆说，她特别想写一部关于养蚕的小说。下乡时在安徽农村看到养蚕的情景，至今留在她记忆的深处。这或者也可被视作王安忆的创作写照：不管外界如何喧嚣，始终严丝合缝地裹住自己，最终破茧而出。 她本来也不怎么喜欢太多的人关注自己，最理想的状态便是“让我一个人静下心来慢慢写。”她曾经用“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原始部落”形容自己缓慢的写作。恰如《天香》绵长遥远的由来，自有一种秩序隐藏在时间深处，想快也快不了。还是在很多年前，王安忆心生好奇地想去了解自己居住的这座城市。于是，她跑到图书馆和藏书楼里翻检。她何尝不知网络检索的快捷？只是在她看来，到故纸堆里翻检固然缓慢，但这自会生出一种经历。 慢的写作追求与生活节奏，让王安忆的日子生出些许诗意。即使是到安徽农村插队时，在给母亲茹志鹃的信中，王安忆写到当时孤独无助又艰难的生活也是如此动人：“别人家屋梁上来了燕子，但我家的却没有来。” 很多知名且成熟的作家，愿意划清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线。若以此区分，毫无疑问，王安忆要归到前者。可是她向来不排斥对畅销书优秀元素的吸纳，尤其喜欢推理小说。“生活的逻辑是很强大严密的，你必须掌握了逻辑才可能表现生活。为什么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你要不断问自己，这是很严格的事情，这就是小说的想象力，推到多远就看你的想象力的能量。”过去，她曾经诚实地表示自己是“比较笨的写作者”，如果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没有经验过的事情，她很难去想象。即使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她最不满意的也是完全凭借想象的第一卷。可是到了纯粹信赖想象的《天香》里，她却渐入佳境，左右逢源。 每次见到王安忆，总见她头发挽在脑后，清清爽爽，说话简洁，语速很快，举手投足都是高雅的气质。看起来不苟言笑的她，似乎不太容易亲近。而这在外人看来的疏离与冷静，掩盖了她丰富热忱的内心。在熟悉她的人眼中，王安忆是个坦率真实又细腻体贴的女人：她织好送给史铁生的毛衣，史铁生去世后，被妻子陈希米珍存着；她给病中的陈星儿送去自己熬的鱼片粥；陈世旭要买藤椅，她跑到家具店亲手一笔笔画下（不允许拍照 ）寄给他……30年前，她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现鲁迅文学院）学习，遇到不会写的字便转过身问：“陈世旭，‘兔崽子’的‘崽’怎么写？”越过几排桌椅，远处的莫伸插嘴道：“安忆也要用这样粗鲁的字吗？” 她让我想起她的《长恨歌》，“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是有一些优美的，它不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的。”（舒晋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