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的故事,无论其身份贵贱,都有一分沉甸甸的历史蕴涵。一位文化老人的往事,往往更加璀璨绚丽。 我说的是杨绛,这位不久前正好满百岁的老人。身为作家,她已不止一次向我们叙述她那极不平凡的一生。而在其人生向晚、缓步走向生命边缘的时刻,她又特地允准自己的世交好友为其写一部传记,作为令自己放心的“真实”记录,这便是《听杨绛谈往事》。 在这位老人年满百岁之际,我读了这本三年前出版的旧书,想看看一颗经过近百年锤炼的智慧头脑,都记住了一些怎样的故事,又希望后人记住哪些“真实”的往事。 我很快发现了一批令我感兴趣的故事。与《干校六记》和《我们仨》不同,“文革”前甚至解放前的故事,才是这本书的重点。 我首先留意到这段写她和费孝通的有趣的文字:钱先生去世后,费老曾去拜访杨先生。杨先生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就这样婉言谢绝了他的访问。 后来费还经常让人送点儿东西来。于是有一天,杨绛让本书作者吴学昭(吴宓的女儿)陪同一起登门道谢。“费老万没想到杨先生亲自登门,兴奋得说个不停,时近正午,定要留饭,杨先生推说我家已做准备便匆匆告辞。这次旋风式的访问,心意到了,礼貌周全”,聪明地表达了她“对费老始终做一个‘普通朋友’的一贯坚持”。多么有趣的私人关系写照。 其实,我真正关心的并非这两人的私交,而是他们那一代著名知识分子们之间的人际关系。今天汗牛充栋的历史著述和个人回忆中,人们往往只能见到在政治斗争的压力下,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或是相互攻讦的惨烈事实。而在相对和平的年间,这些大儒们究竟如何相处交往,则鲜有记录。这本书,让人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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