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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育首先是要教学生怎么做人，教材是改变人生的杠杆，是奠定他们一生事业的基础。记得我上小学6年级时，姐姐已上高中，我偷看她的语文书，里面有李白的《静夜思》、白居易的《卖炭翁》，抒情、叙事都很迷人。特别是苏东坡的《赤壁赋》，读到里面的句子“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突然感到平平常常的汉字竟能这样的美。大概就是那一刻，如触动了一个开关，我就迷上了文学，奠定了一生事业的走向。 我第一篇入选教材的作品是散文《晋祠》，原发表在1982年4月12日的《光明日报》副刊，当年选入初三课本。当时我是《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36岁，很有点受宠若惊。多年后我在《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一个记者初次见我就兴奋地说：我第一次知道“璀璨”这个词就是学你的《晋祠》，他还能背出文中“春日黄花满山，径幽而香远；秋来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的对仗句。这大大拉近了我与年轻人的距离。 我一生中没当过教师，却常被人称作老师，就因为课文里的那几篇文章。一次我在山西出差碰到一位年轻的女公务员，是黑龙江人。我问她怎么远来山西工作？她说：“上学时学了《晋祠》，觉得山西很美，就报考了山西大学，又嫁给了山西人，就留在这里工作。想不到一篇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那一年，我刚调新闻出版署工作，陪署长去山西出差时参观晋祠，又是因《晋祠》一文，晋祠文管所所长把首长晾在一旁却和我热情攀谈，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他送我一张很珍贵的唐太宗《晋祠铭》大型拓片，说许多贵宾来都没舍得送。 《晋祠》这篇课文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大约已送走了30届学生。而我没想到的另一个结果是，晋祠为此也大大增加了游客，带来了更大的知名度和经济效益。有了这个先例，不少风景名胜点都来找我写文章，比如贵州黄果树景区，我曾为他们写过一篇《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他们将该文印在画册里，刻成碑立在景区，印成传单散发，还盼着文章也能编进课本。 2003年我的一篇写瞿秋白烈士的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又被选入高中课本。后来我的母校人民大学出版社以《觅渡》为书名出了一本我的散文集，发行很好，连续再版。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我这篇文章却不是写政治，也不是写英雄，而是写人格、写哲人。我本来以为这篇文章对于中学生来说可能深了一些，没想到也能为他们所喜爱。报社一位编辑的朋友之子上高中，转托他父亲介绍来见我，想不到这个稚嫩的中学生跟我大谈党史，谈我写马克思的《特利尔的幽灵》一文。北京101中学的师生请我去学校，他们兴奋地和我交流对课文的理解，一个学生说：“这是心灵的告白，是作者与笔下人物思想交汇撞出的火花，从而又点燃了我的心灵”。在小礼堂里，老师在台上问：“同学们，谁手里有梁老师的书？”只见台下人手一本《觅渡》，高高举起，红红的一片，当时让我眼睛一热。这篇课文还被制成有声读物发行，又被刻成一面12米长，2米高的大石碑，立在常州瞿秋白纪念馆门前，成了纪念馆的一个重要景观。纪念馆旁的一所小学改名为“觅渡小学”，常举行“觅渡”主题班会或讨论会，他们还聘我为名誉校长。因此还闹出笑话，因这所小学是名校，入学难，有人就给我写信，托我这个“校长”帮忙解决孩子入学问题。总之，这篇课文无论是对瞿秋白精神的传播，还是对当地知名度的提高，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入选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种课本和师生读本，山水题材的如《苏州园林》、《清凉世界五台山》、《夏感》；不过还是以写人物的为多，如《大无大有周恩来》、《读韩愈》、《读柳永》，还有写辛弃疾的《把栏杆拍遍》、写诸葛亮的《武侯祠》、写王洛宾的《追寻那遥远的美丽》、写一个普通植树老人的《青山不老》等等。而影响最大的是写居里夫人的《跨越百年的美丽》（首发1998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分别被选进13个不同的教材版本。其次是《把栏杆拍遍》入选华东师大版高中语文等7个版本，上海某出版社以此为契机，专为中学生出版了一本我的批注本散文集，就名为《把栏杆拍遍》，已印行到第11版。 我应该深深地感谢《光明日报》，以上提到的12篇收入教材或读本的文章，其中有5篇或是任《光明日报》记者时所写，或是后来发表在该报上的。这些文章从精神、信念、人格养成等方面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读者人群也早已超出了学生，扩展到教师、家长，并走向社会。 我的一些谈写作的文章被选入了各种教师用书，常常有老师从外地打长途来和我探讨教学。一个家长在陪女儿读书时看到课文里我的文章，认为“这是些充满阳光的，让孩子向上，让家长放心的文字”。有的家长把我的文章寄给远涉重洋在外留学的孩子，让他们正确对待困难、事业和人生。 为什么一篇文章一旦选入教材就能产生这么大的力量呢？我国在校中小学生年约两亿，教材对学生的直接作用是学习语言文字知识，而从长远来看，其在思想道德方面的间接作用更大。这是一种力量，将思想基因植入到青少年头脑中，将影响他的一生，进而影响一代人，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梁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