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父亲也从干校返京，又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部。开始，领导让他主编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情况》，他趁势申请了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可以借阅到馆内进口的西方国家书刊。他经常提着沉甸甸的皮包回家，里面装着一本一本英文书籍。他和钱钟书爷爷杨绛奶奶的联系越来越频繁了，我经常看到钱钟书爷爷开出的书单，大都是英文书籍，有时一张纸条写得满满的。这些便条有一部分还保存在我家里。
    父亲从内心深处崇敬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曾经多次向我说起过，他所熟识的学者们当中，有学问的人也有一些，但是有学问又有品格的人却不多见，尤其是真正做到淡泊宁静、不求名利的学者更是很少。他从好友董衡巽伯伯等人那里听说他们夫妇的轶事，印象最深一事，河南“五七干校”的揪“五一六”运动中，有一次开会整郑土生先生，逼迫他交出所谓名单。郑土生先生坚不攀扯他人。散会后，许多人在场，杨绛奶奶径直走到郑土生先生面前说，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托付吗？可以跟我说！人们那时身处于充满了政治艰险的时代氛围里，谁都怕惹火烧身，能有如此侠肝义胆的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实在太罕见了。
    1975年初，我从东城区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回北京二中做语文教师。刚走上讲台，我心中忐忑总怕调节不好讲课时间，只好借父亲的手表戴。我家的经济状况当时不宽裕，买一块手表需要我仨月工资。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得知此事后，给我家送来一百元钱，对我母亲说：“施亮参加工作，我们表示祝贺，这就权当我们的一点儿心意吧。”用这笔钱，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戴了很长时间。我听父亲说，外文所与文学所的一些年轻人，因为工资菲薄，都受过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的馈赠。还有“燕京才子”吴兴华教授，1958年被划成“右派”，“文革”初被迫害致死。他的家属经济状况窘迫，杨绛奶奶借口寻人抄写译作，找到吴兴华大女儿，每每付给她较多的报酬，以接济这一家人。
    其实，那一年也是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最窘迫的时期。他们从家中“逃亡”，先是在女儿钱瑗的学校宿舍住一些时候，以后又住到办公室。我随父母去过那间“陋室”，到处是书架，墙边放着行军床，床边一张书桌，窗旁一张书桌，屋内已局促得难以立足了。母亲与杨绛奶奶用上海话唠家常，父亲与钱钟书爷爷则在靠窗的书桌边低声细语，我也凑过去听，他们说的是英语。不过，看他俩的隐秘神情就猜到可能是聊社会上流传的政治秘闻。回到家里，爸爸告诉了我钱爷爷拒赴国宴之事，他们是为了摆脱江青的拉拢。我不禁对两位老人肃然起敬。曾有一文用暗讽笔法写，钱先生在清华的同学某位高官如何如何，似乎意在表明钱先生受其庇护。其实，他们夫妇不依靠任何政治势力的特点，恰是知识界衷心赞誉和钦佩的品格。钱先生与杨先生对待那些大人物，从来持守着不趋炎附势、不谄媚、不势利的处世原则。据我所知，那位原是清华同学的高官在“文革”后期走红，他们夫妇绝无巴结举动，更是直接拒绝江青的拉拢，否则也就不会家无立锥之地而东躲西藏了。“四人帮”粉碎后，这位高官失势失意，曾经与夫人数次探访钱家，钱先生与杨先生都在家中热情接待，而他们夫妇杜门谢客则是有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