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是显在的,也是潜在的,西部作为一个广袤的地域空间,介入每个诗人的写作深度以及写作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很显然,西部诗人的作品中,西部有显在与潜在之分,有这个人的西部与那个人的西部之别,还伴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 2016年,西部诗歌活动较多,比较有影响的是,在兰州举办的“来自大地的深情——2016西部诗歌峰会”和“兰州诗社”成立仪式、在天水举办的首届“李杜诗歌奖”、在甘南举办的 “中国当代诗歌论坛”、在平凉举办的“文学名刊改稿会”、在青海举办的“首届昌耀诗歌奖”和“第三届海子青年诗歌节”、在新疆举办的“第四届西部文学奖”、在陕西发起的“长安诗歌节”等。 这一年,西部诗人继续通过各文学期刊、微信等自媒体发表大量诗作,登上大刊的重要栏目。以《诗刊》为例,据笔者统计,西部诗人共有87人次在《诗刊》发表作品,其中“发现”栏目推出的诗人有阿海、高兴涛、程川,“每月诗星”、“双子星座”栏目推出的诗人有王琰、吉尔、李越、马骥文、天乐,“青春回眸专刊”、“青春诗会专号”推出的诗人有伊沙、草人儿、王琰、左右,“银河”、“视点”、“方阵”栏目发表作品的诗人有杏黄天、人邻、赵亚峰、万小雪、谢荣胜、苏黎、古马、阿信、李志勇,在“校园”、“E首诗”等栏目发表作品的诗人、诗作者则更多。《人民文学》2016年第6期发表阿信的《乌鸦笔记》,第8期发表娜夜的《致敬》,第11期发表古马的《河西长歌》。此外,《星星》诗刊、《中国诗歌》《诗选刊》等刊物,也发表了不少西部诗人作品。 这里的“西部诗人”,主要是指出生或生活于西部地区(主要是西北地区)的诗人,而“西部诗歌”的文化地理,依据历史惯例,主要指新疆、甘肃、青海等地出产的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概念的生成,以及“新边塞诗派”崛起,都是基于西北地区独特的地域环境和人文景观,基于它的独特生活美学和诸如粗犷、悲壮、苍凉、辽远等诗歌美学。笔者曾撰文指出,当年“朦胧诗”主要着眼的是人与社会、人与政治的关系,而“西部诗歌”所要厚描的,首先是人与自然、人与地域的关系,也因此,这两种新诗潮在当时的反响以及此后的命运都是不一样的。“朦胧诗”以及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很容易就进入时代话语中心,引起热潮,但很快就变成历史,而“西部诗歌”虽然相对偏远,但涉猎的命题却更为持久,乃至今天它依然作为泛流派的形式存在。它扎根于地域,以西部的地域化书写为底色,因而也就有了绵延不绝的素材和灵感。从《诗刊》等刊物发表的作品可以看出,许多诗歌仍然是以地域为依托,以地域化的实名空间作为诗意抒发的附身之所,热写自然地理,热写风土民情。《诗刊》设置“诗旅·一带一路”这样的栏目,既呼应了国家战略,也催生了新的更多的“西部诗歌”。像叶舟、沈苇这样具有重大西部特征的诗人,定然能够在凯歌行进的丝路历程中,占有国际诗歌的坐标。 我们看到西部诗歌的新生因素,已经与过去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那种曾经的“大写”的人,硬汉式的、开拓者的人,在目前的西部语境中,已然没有了顺应的表达机巧,而日常的(抑或正常的)、理性的、个体化的、有生命细节的人,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和伸展。那种吟唱的、歌咏的诗歌形式,往往让位于冷静的、现代的、带有“新口语”特点的一种书写形式。这是西部诗歌的一个重大变化。“所有的日子,草原上连苍蝇也是干净的/帐篷里,始终都能看到湛蓝的空气/然而你仍然不来,山岗更加干净了”。这是李志勇组诗中的一首《甘南》,可以看出诗歌中的地域化因素仍在,却已经不是传统的地域,也不是传统的地域书写方式了。三句诗,一句挨一句,到后面已是耐人寻味,且产生了荒诞、反讽意味。“从阳台望着落雪的小镇,对妻子保持沉默/雪很轻很白的,来自远方……此刻,妻子正悄悄读着他写在碗里的东西/在厨房里,一个人哭了/因此有的碗才有了裂纹,有的碗/才有了一种声音,有了一种静默的能力”,这首诗就更冷静了,也用意象说话,描述力、想象力、构思力、语言的把控能力俱佳,惟独隐去的,是抒情的直白与内容的夸张,现代诗歌已经不需要这种直白与夸张,它需要的是现代的冷静,需要的是个体经验及其细节。它甚至都不需要抒情,动人的是那些叙述过程,然而抒情的力量又隐含其中。 在年轻诗人那里,这种叙述经验更来得单纯和新鲜。陕西诗人袁源的《无边的雨》:“集中下在我们村/全村的雨/集中下在我家四方小院/最后集中下在/我外婆的窗前/她坐在雨幕后面/发出长长的叹息//窗下/蹲着/一只/蟾蜍/以吸食这些叹息/为生”,该诗刊于《诗刊》2月号下半月“E首诗”栏目,造意清新,画境奇特,有点梦幻色彩,后一节尤其出彩,让人意想不到。另一首是《诗刊》3月号下半月“E首诗”栏目发表的宁夏诗人谢瑞的《以倒叙的方式给一只羊生路》:“飘散的气又聚了回来/羔羊的呼吸渐渐粗重/它开始扑腾、喘息/刀子从脖子倒退着出来,血回到了腔子里/最初的捆绑一圈圈散开/它挣扎着站起,倒着追赶手提刀子的人……”这种构思,可谓神奇,诗人以特别的叙述方式,不仅救活了一只羊,也救活了一首诗。 西部的粗犷与悲凉,在有些诗人那里,已经化成了更加内在的美学形式。人邻发表于《诗刊》2月号上半月刊“视点”栏目的《我一降生,就是为了等待》,属于年纪越大写得越好,越老越有火候。一组诗意味通透,隐忍着某种力,看上去又那么随意、淡然、素净,似乎无所用力。“高原熔金,斑斓生死,言辞只能如哑。//人,只能注目/云低,水落,山如茫烟,/大地起伏,/如丰乳,如温热母腹……//让人有泪,亦不必有泪。”诗句里有物,亦有空明,有深情留恋,也有自在放下。又如《荒草》:“把山坡上的荒草,那被/秋风加重的荒草/按在纸上。//我需要这荒草。/我需要能静静地按住荒草的/时间。”这首“以静制动”的诗,从某种程度上,流露出诗人的命运观和写作观,一面是顺服、领受,“静静地按住”,一面却又在静里积造更大的动静。由此可见,人邻诗歌表面上的无所用力,绝不是无力,而是以“无有”之力,经过时间的慢熬,形成一种经久而又深入抵达的东西。此外,《诗刊》1月号下半月“银河”栏目发表的杏黄天的组诗《那些废弃物》,将唱腔、物材、生命哲学融合在一起,通过“内力”,将它们电解和重铸,从中发现物与人的可能和不可能。“在车间的一角,堆放着钢板/铁钩、砖头和厚厚的一层尘埃/风常常光顾这里,吹起的总是/尘埃,就像一个人站在风中/吹起的总是衣服一样/吹不起来的那些沉重的事物/比如钢板,我怀疑他们/也有思想,不然何以会在风中/呜呜作响”,这些“废弃物”,以及“比机械更麻木的人”、“比人更冷漠的机械”,成为杏黄天重要的写作素材,成为不同于一般西部诗的一个异质因素。然而,杏黄天的诗又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那种“工业诗”,他不是浅表地写工业,写机械制造,他用诗和哲学重新建立起一个异己的世界,那些他生命中曾经历的“车间”,连同旷野和自在之物,都在这个无形工厂里被深度制造了,变成存在之诗。“圈养的那只蝴蝶,飞走了/不是它自己要飞走/是时间足够久之后,笼子自己首先就烂了/蝴蝶,不得不飞走//也还有另一种可能/蝴蝶结并没有飞走,在一只看不见的笼子里/仍旧待着//腐烂的笼子究竟要/成为自制的笼子,有形也以无形更长久地/在一群人中间,活了下来”,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诗人的能力,是如何将“存在之思”变成“存在之诗”的。 域外诗人写西部,历来不乏佳作,笔者目力所及,印象最深的要数湖北诗人小引的那首《西北偏北》,那么脍炙人口的作品,不知作者是怎么写出来的,写得比西部人还要西部。2016年,印象较深的是李亚伟的长诗《河西走廊抒情》,此诗写成于4年前,真正引起热播和热议,似乎是去年的事情。李亚伟是当年“第三代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莽汉主义”的写作,曾经风云一时。本来,“第三代诗派”在总体上是反历史、也是反地域的,时隔多年,李亚伟反过头来花了很大工夫去书写历史、书写地域,这本身就是很不寻常的举动。这组诗也写得很不寻常:“河西走廊那些巨大的家族坐落在往昔中,/世界很旧,仍有长工在历史的背面劳动。/王家三兄弟,仍活在自己的命里,他家的耙/还在月亮上翻晒着祖先的财产……”开篇即不凡,贯穿全诗的是大气磅礴的口语,以及串在历史烧烤上的民间,还有那种反解历史的痛快语感,令人感到骇俗之美。此外,南京诗人胡弦游历西部,在2016年出版的诗集《沙漏》中收录的写西部的诗,如《嘉峪关外》《沙漠》《玛曲》等,也是极有可读性的。 西部是显在的,也是潜在的,西部作为一个广袤的地域空间,介入每个诗人的写作深度以及写作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很显然,西部诗人的作品中,西部有显在与潜在之分,有这个人的西部与那个人的西部之别,还伴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总之,西部在前行,西部诗歌也在前行。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一个以历史上最大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西部诗歌”归于沉寂了。新世纪以来,随着地域写作、民间与知识分子写作、网络写作的合流,中国新诗的总体面貌和审美眼界发生重大变化,“西部诗歌”中那种横空出世的、标新立异的、有冲击力的东西已经很少出现了,或者说,在全球化语境里已经见惯不怪了。也许,诗歌正以日常细微的姿态,回归到它本身。2016年的西部诗歌,也走在这一归途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