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指出：“研究历史的人在做历史之先，想训练自己做史的本领，最好是找一二古人的年谱来做。”他这里所谓“古人”，同时也具有“过去”“以往”的含义。是说凡事经过一两个年轮，一个甲子六十年最好，都可列入历史研究的对象。他这个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
    再过两年，中国当代文学就将进入70年的历史轨道。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长度由此超出现代文学史整整一倍。从一个作家的创作周期看，近70年已经可以容纳三代作家。举例来说，如果不算赵树理、柳青这样的跨时代作家，从创作的第一篇作品算起，例如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20后”的李凖、公刘、李瑛等，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之后再有“30后”的王蒙、从维熙、李国文、高晓声、张贤亮和张洁等；“50后”的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韩少功、史铁生等。现在看，“20后”的作家多数不在人世，“30后”的作家有一些也已故去，如高晓声、张贤亮，健在的也都在八十岁上下。而“50后”作家虽然大多处在壮年期，但此年龄前后的作家路遥、陈忠实也已不在人间。因此，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都有一种紧迫感，一是赶快抢救资料，二是赶紧找人做口述史，搜集和辑佚各种文献，三是对还处在壮年期的作家，也应该把走访纳入议事日程，趁着他们年龄尚轻（只能是相比之下），记忆力清晰，拜访不会受身体所碍的时候，抓紧做些年谱撰写的准备工作，积累第一手资料。
    首先是抢救资料的问题。我曾经计划从“20后”作家开始，集中整理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就在打算启动这项工作时，才发现那么多作家已不在人世。“抢救资料”的美好设想一下落空，因为传主不在，只能去找亲属、故旧、学生、部下，泡图书馆，缺少了与他本人面对面交流的第一手鲜活资料。据我所知，20世纪80年代中期福建人民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过一部分现当代作家的《作家研究专辑》，内有李凖、马烽、李瑛、杨沫、吴强、梁斌等。可能研究界觉得以革命战争题材和农村题材见长的作家都已“过气”，没人愿意花费精力编选关于他们的“选集”“全集”，大量作品、个人资料散见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杂志，系统的整理完全没有开始。我们知道，“作家年谱”类似于作家小小的“传记”，更详备的年谱，真正做起来，甚至比写一部作家传记还要麻烦，因为年谱不仅记述作家大致的人生轨迹，而是一年一年甚至一月一月的活动事迹都不能拉下。如此烦琐的工作，假如没有一套“作家全集”做基础，基本是不可能开展的。
    其次，赶紧找人做作家“口述史”的问题。在我看来，无论是健在的“30后”作家还是活跃的“50后”作家，他们或没精力或没意识来写文学回忆录，组织专门人士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口述史”就显得十分必要。“口述史”的优点是材料鲜活，生动的人与事犹在眼前；缺点恰恰也在这里，可能会有不少编排、虚构成分。但也无关系，时间可以考验这些“事实”是否确凿，如果不把这些“口述史”留存下来，将来就会更为遗憾了。一定程度上，“口述史”是作家年谱的补充，可以把从公开报刊上搜集的材料进一步细化，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订正。举例来说，柳青女儿刘可风女士撰写的《柳青传》附录部分，有不少柳青生前对社会和文学问题的看法，因为身患严重的肺心病，经常上气不接下气，需要不停地使用雾化器，传主无法自己手写下来，故让女儿记录在案。这种形式就是典型的作家“口述史”。我发现去年出版的邢小利先生的《柳青年谱》，有一些就采用了这些柳青“口述史”材料，令人读来印象深刻。“口述史”也是对“年谱”的补充。因为一个作家生前的活动非常频繁，记者报道和作家自述不可能详尽记述这些活动，等到一定时候再看“口述史”材料，就会发现，报道和自述遗漏了很多丰富的内容。当然，对于专业文学史研究者来说，“口述史”的做法有一定之规，不能随着作家随心所欲的思想乱跑。采访之前，应先阅读相关材料，熟悉文学史的大致情况和作家本人事迹线索，然后拟定一个详细的采访提纲，组织一个问题系列，这样“口述史”的价值就会得以凸显，而不是杂乱无章。
    再次，作家年谱一定要注重他的社会出身、人生道路、文学阅读等重要环节。作家是什么出身，一定会对他日后的人生道路、文学阅读、创作风格产生重大影响。例如，贾平凹出身陕南农村，家乡丹凤县地处陕西、湖北与河南三省交界处，受汉楚文化的交叉影响。19岁以前，在家乡读书、务农，1972年被推荐到西北大学中文系念书，毕业后留在西安工作。他在农村生活19年，在城里生活40多年，大部分写的是乡土题材小说，描写西安的城市题材作品仅仅几篇（部），可见他的思想观念受到乡村文化的极大影响。循着乡土文化这条路子，他又接续上中国古代文化、古典文学的庞大脉系，终成杰出的带有乡村士大夫色彩的小说家。路遥也出身于陕北乡村，因为人生坎坷，一直在为离开乡村走向城市而努力，养成了个人奋斗者的精神世界。这种人生道路，容易受19世纪文学尤其是俄国19世纪文学的影响。路遥与贾平凹的差异，还体现在人生奋斗过程中，他与在陕北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结缘，人生奋斗的目标和文学创作的价值指向，跟贾平凹有着很大的不同。《人生》《平凡的世界》都是在这条线上结出的文学硕果。
    王刚编著的《路遥年谱》就展示了路遥人生世界的情感方面。例如，1970年的部分，他写道，当年3月，路遥与北京女知青林虹结识，遂发展成恋爱关系，“有一段时间，林虹返回插队的楼河村办事，她和路遥就鸿雁传书。一个多月，林虹给路遥写了8封长信，平均每4天一封，那些缠缠绵绵的情书给了路遥爱情的滋养”。后来，铜川某工厂招工，路遥和林虹同时报名，林虹身体检查不合格失去机会，陷入爱情之中的路遥把自己的指标让给林虹。林虹当工人一个月，第一次发工资除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香烟寄给路遥。日子渐久，林虹感情发生动摇，写信请在内蒙古的清华附中女同学拿主意。这位女同学直接以林虹名义给路遥写了一封绝交信，令路遥大为痛苦。“那次，路遥哭了，哭得胆肝俱裂。”林虹嫁给了工厂的军代表。路遥又与另一位北京女知青林达恋爱了。林达与林虹都是清华附中知青，在看望林虹时，“她与林虹躺在一张床上，同盖一床被子，她把自己与路遥相爱的事告诉了林虹，林虹听后哭了，整整一夜都不停地落泪”。两位女知青都喜欢路遥，是因为他的文学才华。然而城乡生活差异，最后仍然让他们劳燕各飞。先是林虹与路遥分手，后来林达虽与路遥结婚生女，结果还是以离婚而告终。路遥的人生轨迹，虽有与贾平凹交叉的地方，但终究有很大不同。路遥与二林的爱情，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中都有深切的反映。路遥小说至今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与他将“人生”写进“小说”，彼此不分，某种程度上小说就是他活生生的人生载体的鲜明创作风格有极大关系。
    《路遥年谱》给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路遥的人生世界，然而当代文学一些重要作家的年谱仍未问世，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这对作家的深度研究，造成了障碍。这些年谱之所以尚未问世，说明作家年谱编撰是一个非常繁重的研究工作，不是一时所能完成的；另外，还跟当代文学研究界的观念有关。大家都觉得这些作家尚在壮年，新作迭出，活动频繁，怎么分段，怎么沉淀，都还是问题。当然也与作家本人的状态有一些关系。由于他们的创作、活动过于频繁，自己恐怕也找不出大块完整时间留给研究者来采访、问询，查对掌握材料等。然而，不了解作家这个人，怎么研究他们的创作？这已是一个普遍的文学史规则，为众多研究者所遵循，无须回避。
    综上所述，无论是抢救材料，进行“口述史”的工作，还是年谱反映的作家独特的人生轨迹，都属于“作家年谱”编写的范围，牵涉到年谱编撰的体例、方法和经验，是做好这方面工作需要考虑的具体环节。
    在我看来，还是要先做已故作家年谱，“30后”作家年谱，让这些工作赶紧进入快车道。“50后”作家的年谱，则可暂放一时，从容筹划。“30后”作家则应抓紧做“口述史”，然后收集、查找和丰富材料，为下一阶段的工作打好基础。
    （作者：程光炜，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