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后，媒体技术突飞猛进，也带动了文学的快速变化。网络文学的出现与发展，就是媒体创新在文学领域的典型体现。媒体技术的革新，使得文学传播渠道日益多样化，文学的IP热潮加快了以文学为内容的印刷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进程。但是，从总的趋势来说，近年文学领域一方面出现了媒体创新的繁荣，另一方面文学内部的创新却相对冷寂。
    从90年代以来，在先锋小说的热潮降温之后，作家们对于文字艺术的“怎么写”不仅普遍失去了热情，而且滋生了一种餍足的疲倦和逆反的抵触。文学从“触电”到“触网”，写作者力图走出文字的城堡和迷宫，学会适应影视和网络的传播规则，掌握影像化与网络化的写作法则。不应忽略的是，以文学期刊和出版机构为主体的媒体策划，如同无形之手引领90年代文学的发展。从“新状态文学”、“新体验小说”、“新新闻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现实主义”到“新生代”、“晚生代”、“文革后一代”、“六十年代出生作家”、“70后”，每一个新鲜的命名都如同盛大的化装舞会。尽管参与的作家艺术个性千差万别，但入伙后都被贴上同样的标签。在文学逐渐边缘化的态势中，抱团取暖的危机感强化了集群意识，我行我素的写作方式和独行侠的文学人格必须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不少新生的作家为了获取媒体和市场的青睐，以改变自己的风格、特色的代价，迎合媒体需求和市场口味。这就像一些果农，苹果好卖时种苹果，等苹果树好不容易长大了，看看市场风向又变了，就砍掉苹果树种樱桃。跟风写作的结果，往往是制造速朽的泡沫。
    创新往往被简单地理解为“变化”，也就是“不一样”。这像极了曾经风行一时的表演性的辩论赛，一方是正方，另一方是反方，势不两立，互相对抗，互相不服气。凡是对方赞同的，就必须坚决反对。在二元对抗的态势中，没有模糊地带。在代群更替的逻辑中，新一代都成了上一代的挑战者，“60后”、“70后”、“80后”互相看不起，后起的作家要争得话语权，前提是把前辈构筑的大厦推倒，然后在平整的地基上从头开始。在某种意义上，以自我为中心的“创新”成了相互拆台。如果缺乏对文学发展进程的深入理解，缺乏对已有成就的尊重，文学发展就可能遭遇切香肠式的断裂，变来变去，只破不立。以汪曾祺为例，其《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在新时期初期别具一格，那种冲淡而旷远、凡常而脱俗的风格在锣鼓喧天的合唱中显得卓尔不群。汪曾祺的写作为当时的文学版图提供了一种稀见的精神向度与艺术风骨，开拓了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性。以现在的眼光回顾那段文学史，汪曾祺的选择无疑是影响了文学进程的艺术创新。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的创新其实是一种追忆和致敬，他重新接续了一度断裂的京派文学传统。汪曾祺就像一个格格不入的精神孤儿，他通过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既与当时的文学主潮保持一种疏离的姿态，又在一个边缘的领地开拓出另一片天地。因此，撇开继承、毫无根基的所谓“创新”容易陷入石上栽莲的困窘。
    不应忽略的是，在创新焦虑的压迫之下，所谓的创新容易变质成一种大呼隆的形象工程。在技术主义的视野中，文学的创新被单一化，也变成一种群体化的行为，似乎只有一呼百应、声势浩大、群策群力的才是创新，才能成为独步一时的主流，而势单力孤、冥思苦想的推敲就不是创新。当文学创新被置换成文学造势，创新的真实内涵就被抽空和歪曲了。媒体在推动文学创新时，将立竿见影的轰动效应作为追求目标。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消费文化的繁荣，市场效应成为媒体机构衡量“创新”的效果的核心指标。也就是说，能够带来显著商业利益的“创新”才能活得下来，缺乏经济效益的“创新”只能被弃若敝屣。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一文中，对摄影技术给艺术创作带来的颠覆性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复制的艺术品变成了为复制性设计的艺术品”，“当原真性的标准不再适用于艺术生产，艺术的功能就已经全部颠倒了”。近年媒体技术的革新，一方面扩大了那些适应媒体趣味的作品的传播范围，另一方面强化了文学的标准化、可复制化进程，尤其是以玄幻小说、穿越小说为代表的网络类型小说，其叙述模式、人物关系、故事情节都日趋套路化。商业文化和媒体权力的侵入，削弱了文学创作的自主性，要求写作者遵从雇佣者的意志，进行一种具体到细节的定制写作。1997年11月，“布老虎丛书”用一百万元征集一部“金布老虎爱情小说”书稿，就对小说的写法和题材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小说的故事背景应是90年代的城市生活”。王安忆这样谈论为《风月》编剧的经历：“《风月》是很奇怪的东西。陈凯歌带着一个很简单的故事雏形来我这儿。他一定要两男一女，一定要中间去过上海。他有一定的条件在那儿。我就把它写成一个合理的有日常生活面貌的故事。”以起点中文网为代表，其评价标准已经完全量化，原创风云榜、24小时热销榜、会员点击榜、推荐票榜、收藏榜、粉丝打赏榜……，各种榜单令人眼花缭乱，点击率和粉丝评价直接跟写手的经济收益挂钩。在每天必须更新的压力之下，处于机械化写作状态的写手无暇他顾，吸引眼球成了唯一目标。黄天鹏在1930年论述“新闻文学”时，认为趋时的写作具有广告性特征：“广告文学之性质，与普通文学迥异。不问内涵如何，但求惹人注意，惹人兴趣，使其信服，而为顾客，或触其需要，因而购置。”
    迅猛发展的传媒技术和野蛮生长的商业文化的结合，使得文学创作的自主性受到严峻的考验。在影像艺术的法则和网络类型文学的框架面前，屈服的写作者逐渐放弃了难以直观化的心理描写，放弃了抽象的哲思和朦胧的诗意，放弃了那些典雅的、隽永的语言。高度技术化的传媒以明确的目的性，对文学创作进行选择性的塑造，以最为经济的、规模化的形式，追求社会影响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信息日益膨胀的文化环境里，人们对于阅读、视听都很容易产生疲倦和抵触，而传媒机器为了吸附受众的关注，一方面是对标准化的作品进行细分，针对受众的口味添加不同的娱乐元素，另一方面是通过反复的、连续性的传播，使受众形成一种依赖性的习惯，乐此不疲。麦克卢汉的《机器新娘》一书分析了广告和流行文化的负面影响，他说：“到了工业时代，开机器的人就更加像他们开的机器了。成群的人把全部精力用在机器的使用和改进上。但是，机器的力量不知道要比开机器的人强大多少倍。”在传媒机器的流水线上，写作作为其中一个环节，逐渐被改造成标准化、模具化生产。网络类型小说的规模化生产越来越接近制造业的代工生产，产品定位和销售渠道由文学网站掌控，网络写手只负责码字。尽管每天保持更新的网络写手已经类似于开足马力的写作机器，但人毕竟还有思想和感情，在机械化的写作状态中难免会疲惫和懈怠，写出来的文字质量也容易忽高忽低，有时超水平发挥，有时掉链子，写出次品和残品。于是，玄幻小说和诗歌的写作软件问世，而且不断升级。在围棋第一人柯洁面对AlphaGo只能徒唤奈何的时代里，写作软件入侵文学世界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在商业化的通俗文学、类型小说的写作领域，人类写手确实没有什么优势可言。首先，写作软件可以不间断地连续作战。其次，写作软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随时调整写作的方向。再次，商业化写作并不要求作品具有超前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它要求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包含时尚元素，能够被最广泛的人群所接受。
    因此，传媒创新一方面提升了文学作品的传播效率，丰富了文学作品的传播形式，扩大了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另一方面将写作方式纳入到统一的、标准的运行机制之中，以资本和娱乐的力量操纵、控制作者，用高效和舒适的方式，将成群结队的作者诱入没有归途的歧路。也就是说，产业化的媒体创新对文学传播形式的改造，包含着抑制文学独创性的潜在风险。在表面上，传媒创新为文学的独创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可事实上，这场盛大的传媒游戏的前提是作者放弃自己已经成型的写作理念，放弃“陈旧”的思想和“僵化”的个性，接受新技术的改造和新思维的洗礼。
    作为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文学在网络空间的可能性并没有被完全激发出来。就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以流行、通俗为基调的审美趋向，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资本刻意塑造出来的结果。媒体创新确实激发了文学发展的活力。但是，文学领域的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裹挟着前行，缺乏必要的自主性。新媒体时代的文学要健康、持续地发展，必须加强文学内部的创新，改变文学创新相对滞后的局面。文学从注重内部变革转向热衷于外在包装，恰恰反映出文学从生产本位向消费本位的转变。而且，在新技术的催逼之下，写作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文学的评价也日益重视量化指标。在网络写作中，越来越多的写手以量取胜，通过地毯式轰炸来提升自己的曝光度，避免被信息淹没。当创新变成时尚的换装仪式，写作者不再专注于发掘文学的新元素，再混合文化（Remix Culture）日益盛行。玄幻小说、穿越小说、职场小说、官场小说等类型小说都具有再混合文化的特性，写手们“用业已存在的文化成分去创制新文化制品”，这使得“创新”变成一种轻松的游戏，其中普遍存在生吞活剥、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行为，各种元素杂糅在一起，因为缺乏有机的融合，显得斑驳而模糊。在文学创作的手工时代，文学创作恰如土法酿酒，需要经历漫长的发酵和蒸馏的过程；而电子时代的文学写作，更像是利用现成材料的调制和勾兑。
    文学创新跟工业大生产的最大区别在于写作者可以不理会最先进的科技，不必使用最新潮的装备。作家依然可以使用最原始的书写工具，在最偏僻的荒郊野外进行独立思考，同样有可能写出具有文学独创性的作品。文学独创性与生命的独立性紧密关联，是对个体化存在的感知与确认，是对唯一而渺小的生命实体的尊重。正如韩少功所言：“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揪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是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技术主义者看来恰恰是在这里严重缺弦。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它人类表现都实现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以便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已在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面对传媒技术的革命性进展，不少写作者都被一种很强烈的落后于时代的焦虑所笼罩，总想追赶时代的步伐，这就像掰棒子的狗熊，在见异思迁的采撷中，把人性与思想、启蒙与抒情、想像与修辞都当成了旧的包袱，统统抛掷一旁。值得注意的是，在衔枚疾进的过程中，追赶者追求脱胎换骨的努力，恰恰是放弃了完整的自我，把自己变成一个标准化的新我。当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都缺乏差异性时，所谓的创新仅仅是写作背景和写作模板的变化。文学要真正具有独创性，写作者不能一味地追逐新潮，应该与时代保持必要的疏离，用批判性的眼光去观察，用独立的内心去体悟，用个性化的形式去表达，使得每一篇作品都不一样，都具备独特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