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兴起和消费主义的抬头，文学问题已经不单是文学层面，美学意义上的崇高价值也被一同“躲避”了。文学创作转入个体经验写作的通道，集体价值和经验被藏匿不提，崇高价值取向遇冷。
    个人经验主导的写作时代，真正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对日常生活中自有的庄严性视而不见，却缘木求鱼地求一种已经失掉了生长土壤的崇高之花。换言之，在当前文学创作中，崇高没有真正被掩埋，只是换了面目，在日常生活中藏了起来。
    崇高自从被“躲避”后，近年来已难得现身。英雄主义在当代文学中的确比较缺失，引发共鸣的文学英雄人物屈指可数。当年“躲避崇高”的初衷，在于把文学试图从虚伪的“崇高”中解放出来，从“高大全”英雄的叙事中召回人性，将被遮蔽的人的情感、性别与欲望还原出来。随着市场经济兴起和消费主义的抬头，文学问题已经不单是文学层面，不但政治意义上的崇高感被消解，连带着美学意义上的崇高价值也被一同“躲避”了。文学创作转入个体经验写作的通道，集体价值和经验被藏匿不提，倒也催生了一段段的短时间的灿烂，如新现实主义小说以及现代主义小说。当然，历史远比这复杂得多，但崇高这一价值取向遇冷，确是事实。以至于后来有作品试图书写当代历史的英雄，也遇到了评论界并无恶意的忽略。如今的问题在于，崇高作为曾经不言自明的美学标准，如果还能重新被启用，会是原来意义上的崇高吗？如果英雄归来，会是怎样的新模样？
    当代文学史中的“英雄”
    在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的长廊中，崇高的英雄并不少见，不过一时有一时之英雄。“十七年”文学中，创业英雄和战争英雄们是主角。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塑造的梁生宝形象，作为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农民新人英雄，其崇高性体现在他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绝对信任和遵从，所有工作只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一切为了国家。有意思的是，梁生宝的英雄形象超越了时代，至今还在不断提起。郜元宝在《中国小说的“奇正相生”》一文中，特地就梁生宝形象“多说了几句”，说这个思想进步形象高大的青年农民身上，除了“正”之外，还具有太多的“奇”，譬如，出身“奇”（收养），婚姻关系“奇”（冷淡童养媳），恋爱态度“奇”（总是不表白），性取向也可能有点“奇”（喜欢和男青年同床共枕、彻夜长谈）。梁生宝身上的诸多特征，具有被时间反转的可能性，即当时的寄托与日后的解读产生距离，从而生出更多的认识。
    战争时代英雄形象的代表是周大勇，来自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一部被冯雪峰誉为具有英雄史诗性的大型作品。在周大勇的心里，惟一快乐和光荣的事情就是为人民战斗而牺牲。崇高的革命理想精神和纯洁的动机在他身上完整呈现。相对而言，《林海雪原》中的侦察英雄杨子荣要丰富、立体一些，江湖气息和革命气度兼而有之。创业英雄和战争英雄都是大写的人，其个人欲望被约束和淡化。作为集体革命意识代言人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服从最高的国家利益。在“三红一创”系列作品中，英雄是主角。与多数作品的英雄是普通人不同，《红日》的独特性和开创性在于，第一次塑造了解放战争中我军高级指挥员的英雄形象——军长沈振新和副军长梁波。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类令人瞩目的文学人物，具有代表意义的是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的罗群和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李铜钟，两个形象堪称悲情英雄。罗群因为错划成右派，忍辱负重几十年，不怨天尤人，没有丧失理想信念，始终坚守真理。面对饥荒，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李铜钟，不惜触犯党纪国法，为民请命，向粮站“借粮”救民，借条是这么写的：“春荒严重，断粮七天。社员群众，忍饥受寒。粮站借粮，生死相关。违犯国法，一人承担。救命玉米，来年归还。今借到靠山店粮站玉米伍万斤整。李家寨大队共产党员李铜钟1960年2月7日。”在这两部作品中，英雄人物面临的考验来自体制内部。被误解和排斥后，如何坚守理想信念，考验的不仅仅作为共产党员的党性坚守，还有作为人的道德与良心。由此，大写的人中闪现出了人的灵魂。
    遗憾的是，这类将崇高与悲剧融合、体现反思精神的悲情英雄并不多见，此类创作还未来得及走远就中断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改革英雄，市场经济来了。《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新星》等一系列作品，不同程度地写出了改革年代的改革英雄们。与“十七年”时期创业英雄相比，这批改革英雄们的内心世界更加复杂，被约束的人心与人性都得到了一定深度的书写。后来军旅小说的英雄形象，如《亮剑》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的梁必达和石钟山系列小说中的石光荣，人物性格更有层次了。从叙事变化来看，战争结束后，英雄的日常生活开始出现了。
    日常生活中的“英雄”
    近年出现的谍战小说，如麦家的《暗算》《解密》和龙一的《潜伏》《借枪》等作品，则塑造了不同于以往模样的英雄——无名英雄，如《暗算》的钱之江和《潜伏》的余则成。这是一群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一群随时准备为信仰献身的共产党人。匿名身份带来的孤独煎熬，与信仰的坚守之间产生的戏剧张力，让这类英雄形象获得了大众的同情和关注。借助谍战之壳，信仰也由此重新获得了令人信任的叙事位置，久违的崇高价值也得以被传达和被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说，英雄叙事由最初的集体组织行为，发展到了类似自发的社会行为。这符合文学传播的规律，即再独特、深奥、崇高的价值和观念，都得找到容易被大众理解的方式进行传达。作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谍战小说和无名英雄引起人们喜欢也就不奇怪了。当人们习惯于从谍战小说中享受智力乐趣和故事快感时，信仰的力量也悄然完成了浸入，这未尝不是一种关于“崇高”写作的迂回战术。
    从创业英雄、战争英雄，到悲情英雄、改革英雄，他们的出现基于两个条件，一是一体化的集体社会，文学创作具有高度组织化。二是不断更新的动态的社会环境，需要探索和冒险精神。上述条件一旦分化，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形象就会变得稀缺。当一体化社会开始向多元化社会转变，特别是进入消费主义的现代社会，先被冲击的就是崇高价值的组织、生产和接受机制。不少以“重大题材”的名义扶持出来的作品，在读者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原来指望引导群众，可群众并不买账。钱之江和余则成们的出现，在多种市场手段如影视剧的推波助澜下，意外地缓解了这种尴尬。源于写作者的个体创作，通过群众对“谍战”的喜闻乐见，不仅实现了对无名英雄的歌颂，还唤起了今天人们对崇高信仰的重新认识，唤起了人们对共产党员党性和纯粹初心的感怀。有计划的文学组织行为没能做到的，在自发的市场行为中实现了，这个现象值得深思。
    今天的写作已不止关乎价值，也关乎价值之变现。简言之，成本越高，变现难度越大，投入者就越小。反之，变现概率越大，投入者就越多，“崇高”也会被做成生意。从当前文学创作的情况来看，正面书写崇高已经少人问津，历史观也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写作者的创作冲动。问题在于，当我们这样描述时，我们的视野是否能看到钱之江和余则成。如果看到了，会不会认为这也是我们需要的英雄叙事。同样，当一体化社会生活过渡到多元化的日常生活时，在日常成为精神生活重要症候的今日，文学叙事的日常化能否进入我们的观察视野，民间意义上的“崇高”能否被发现和认同，对我们的文学视野提出了要求。
    按照福斯特的理解，不论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由两种生活组成——时间中的生活和由价值衡量的生活。前者只是故事，后者才是小说。被价值衡量的那部分生活，就是个人生活层面的“崇高”，也是潜于民间社会的价值伦理，不仅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现实。个人经验主导的写作时代，真正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对出现眼前的来自时间生活也即日常生活中自有的庄严性视而不见，却缘木求鱼地求一种已经失掉了生长土壤的崇高之花。换言之，在并不宏大也不具备史诗性的当前文学创作中，崇高没有真正被掩埋，只是换了面目，换掉了原来的面具，在日常生活中藏了起来。在正常的平静的时间状态下，没有“革命”的思维和行动侵入或者打断日常生活，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也就无从产生。所谓时势造英雄，何谓时势？革命，变革，动荡，不安定。日常生活自有其庄严性，特里·伊格尔顿对此有一个描述——“日常生活的崇高”，体现在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如何为人等日常的生活实践中。
    1997年10月号的《北京文学》上，刘恒发表了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先是被不断转载和选载，获得了不少文学奖项，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话剧和电视剧等。这篇小说就塑造了一个“日常英雄”——城市平民张大民。他隐忍、踏实，充满乐观精神，又能知足常乐，乃至苦中作乐，抖着一口京片子，在与家长里短、生老病死、工作婚姻等庸常生活的“斗争”中，不断取得阶段性的“胜利”。这种日常英雄，折射出的是平凡百姓的生活层面和精神缩影。
    从这个角度讲，《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形象，也是一种“日常英雄”，他克服困难、主宰自己命运的奋斗之旅，激励了许多青年人与苦难生活搏斗的信念和勇气。当然，他们都不是全民英雄，时代变了。
    发现、关注新的“英雄”
    乐观归乐观，信任之余保持警惕还是必要的。基于民间经验的日常生活，天然就自带向俗的基因，即物质至上和利益至上的主张，会成为日常生活需要维持生存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理由。与被价值衡量的生活相比，那些物质至上和利益至上的生活自然就大行其道，写作意义上的责任感、使命感、道德感就会沦为可选可不选的多项选择。至于社会实践如何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在日常性的写作中不会被选中，庸俗、低俗、狭隘、小格局、小情爱和世俗成功学等问题如影随形。更别说直面对社会实践富有历史意味的写作，譬如关于中国当代实业发展的创作选题。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一部名为《大国重工》的网络小说。作者齐橙，起点中文网作家，工业经济学博士，在北京师范大学当副教授。像很多网络小说一样，作者让国家重大装备办的工作人员，穿越到了1980年。这个英雄般的人物，带领同代人一起构筑中国重工业，包括冶金装备、矿山装备、电力装备、海工装备……都是事关泱泱大国工业发展命脉的重型装备。主人公身上具有崇高的目的、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情操，颇像曾经改革小说里的主角，一片赤子之心，富有探索和冒险精神。这部小说修正了我对网络小说的一些偏见。同大多数没怎么看过网络小说但并不影响认为它们是垃圾的读者一样，我也曾以为网络小说不过是游戏之作而已。出乎我的意料，传统作家都不愿意写的中国重工业题材，网络作家写得有模有样，特别是将专业知识写入小说，采用“知识性写作”策略，融化进小说情节。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形象，在玄幻、奇幻为主的网文世界似乎显得格格不入，但读者还是给予了高赞。小说目前已经更至120余万字，仅首发网站的作品讨论区就有20000多条讨论帖，不少读者高额打赏，鼓励作者更新。
    问题仍然在于，文学评论界有没有兴趣关注此类作品。按照传统文学的严格标准来看，它们肯定是不成熟的，可待提高的地方不少，但肯定也够不上“垃圾”的“冠冕”。曾经发掘出沃尔夫、菲兹杰拉德和海明威等作家的美国大编辑帕金斯，有一种为人称道的能力，能透过一部书的缺点，看到它的不凡之处，哪怕缺点多么令人失望，然后不屈不挠放大这种不凡。这种能力也是一种德行。对于那些未知的常规经验之外的东西，给予断然否认和视而不见是容易的，从中发现价值并提请人们注意，需要足够的耐心和宽容。
    英雄的缺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好莱坞电影中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虚拟的超级英雄们，能够引起全球观众的热烈追逐，与人们心底的英雄情结有着深切的联系。通俗地讲，每个人多少都有英雄情结，有对探索和冒险的向往，对建大功立伟业的向往。只是在多元化的今天，英雄也多元化了。一个人的英雄可以是甄嬛，可以是蝙蝠侠，可以是梁生宝，也可以是网络文学的主人公，更可以是刘慈欣笔下的三体人。文学未来的全民英雄，大概在未来的科幻文学中。正如如今能刺激人们探索和冒险的欲望，在地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