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一代”的文学批评具有在场性、跨界性、可读性等全新特征，其问题意识是与“独生子女”之“情感结构”无法分割的。在媒介转型的语境内，当代文学批评的种种分歧已是常识，更有必要讨论的是，如何生成文学批评的共识？从广度上说，是要创造具有整合性与建构性的理论概念，打破文坛的界限，融合不同细分场域，最大程度地寻找通约性；而从深度上说，当代文学批评切不可自居前沿，而丧失历史纵深感。我们仍需将作家、作品乃至文学现象、文艺思潮锚定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尤其是文化语境。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深入地理解其发生现场，进而提升文本细读的有效性与公共性。
    网络时代的文学批评正以何种形式存在？这首先是一个关于“媒介”的问题。对“网络一代”来说，文学批评对纸媒的依赖度越来越弱，相反，他们更愿意通过新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网络空间内成长为具有社群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在媒介转型的语境内，我们应该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新形态有所重视，这种新形态体现为由青年学院派研究者主导的微信公众号，如“媒后台”（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同代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等。
    正如“同代人”的自我命名所暗示的，青年批评者不是向真空发声。他们之所以勇敢发声，是为了获得某种回响，进而在相近趣味的驱力下，完成情感结盟。可以说，“代际”的意义正在于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因此，重要的不是如何断代，而是把“代际”放置于当代历史变革之中，也只有如此，“代际”才有意义。我个人对“70后”、“80后”抑或“90后”的断代方式持保留意见，因为以10年为单位恐怕是太过整饬的数理逻辑，这种命名方式显然忽略了“代际”形成的具体文化语境。对于1980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而言，更有效的命名方式是“独生子女”；对于1985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而言，更有效的命名方式则是“互联网”；而对于1990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而言，更有效的命名方式可能是“新媒体”（移动互联网）。当我们使用“代际”时，必须回到历史语境中去，这也就是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情感结构”：文艺形式是历史的镜子，它是一代人内心情感的历史接合，甚至可以说，任何创作者无法超越“代际”，也包括批评者。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尤其是“微信”）成为当代人沟通交流的主要媒介，而微信公众平台也成为新一代文学批评者的主要发声阵地。当然，其内部也呈现出一定差异。从功能上看，公众号“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更近于媒介引渡，将传统期刊体制下的学术论文转移到微信平台上，提高青年学者文学批评的受众影响力，选文篇幅通常较长，首发平台是纸媒；而公众号“媒后台”与“同代人”则将移动互联网作为首发平台，因而更具网络原生性。但从整体上看，以上三个微信公众号依然呈现出“新媒体一代”之文学批评的诸多共性：
    其一，“新媒体一代”文学批评的基本前提是在场性。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场”特指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场”，其基本症候已与从前大不相同。因此，我更愿意使用布尔迪厄意义上的“场域”来进行解释，它首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场域”以市场为纽带，将其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结起来，充满了生产与流通的动态过程，并且具有资本形态。那么，我们也就有必要重新理解“当代文学”的现时版图：它不再是“纯文学”铁板一块，而是纯文学、类型文学（青春、推理、科幻等）与网络文学三足鼎立。因此，青年批评者所在之“场”也就更加细化，正如公众号“媒后台”侧重网络文学与“二次元文化”，“同代人”则侧重传统期刊体制下的纯文学。
    其二，“新媒体一代”文学批评的观察视野是跨界性。这里的“界”有以下两层意思。一方面是跨越学科边界。也就是说，跨学科视野是当下文学批评的基本使命，因为只有如此，学院知识分子才能突破自身专业局限，并将学科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这种跨学科视野意味着对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等媒介形态一视同仁，能将文学问题“带出去”，也能将社会议题“返回来”，让文学成为真正的人文学，贺桂梅称之为“人文学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是跨越媒介边界，这涉及到我们如何在新媒体时代重新定义文学。比如在面对“网络文学”这一概念时，我们不能天然地认为它就是类型化的。类型的确是网络文学的主流，但“网络文学”的重点仍在“网络”，“网络文学”依然葆有接近纯文学趣味的小众社群，例如豆瓣阅读这样依托于文青趣味网站的网络平台。相应地，批评者的首发平台也正在向网络转移，如果想获得更大的反响，就不能是传统纸媒期刊上自说自话，而是更加生动活泼地参与到网络批评社群的构建中，同时保持“直言”与“直面”的精神。
    其三，“新媒体一代”文学批评的优劣标准是可读性。公众号“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践行着某种网络引渡的功能：将文学批评放置于新媒体平台，接受更广泛受众的评价与讨论。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一种可供传播的网络文本，其“阅读量”本身就是评判批评质量的数据指标。可以说，互联网时代所遵循的基本精神就是“连接”与“分享”。对“新媒体一代”而言，文学批评是建立情感连接、进而形成情感共同体的重要途径，这也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再部落化”。那么，在新媒体语境中，什么是好的文学批评？我想，标准之一就是值不值得被“分享”。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一代”的文学批评具有很强的读者意识，正是新媒体语境强化了其对可读性的追求。这也就是杰弗里·哈特曼所说的“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的真正意义：文学批评的本质是一种虚构，它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社会实践方式，它必须感动人心。
    其四，“新媒体一代”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源自“独生子女”的“情感结构”。2015年，随着“二胎政策”的出台，“独生子女”正式成为空前且绝后的历史现象。在“代际”的意义上，他们已经终结。因此，讨论其代际立场与问题意识也就更有必要。在他们孤独的成长环境中，“原子化”的孤独生存是其认知社会的情感模型，而文学的意义也集中体现为疗愈孤独。这样，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自我与外部世界的隔绝自然成为了题中之义。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二次元”宅文化（包括ACG，即动画、漫画、电子游戏）的兴起。“二次元”宅文化影响了“90后”的批评观念，正如“弹幕”、“吐槽”等形态所揭示的，“90后”文学批评更加“微”化，呈现为断片式的反讽，且生成了新一代的批评话语，比如用来形容悲伤痛苦的“虐”、用来形容振奋热血的“燃”以及用来形容激发快感的“萌”等等。
    综上所述，“新媒体一代”的文学批评具有在场性、跨界性、可读性等全新特征，其问题意识是与“独生子女”之“情感结构”无法分割的。在媒介转型的语境内，当代文学批评的种种分歧已是常识，更有必要讨论的是，如何生成文学批评的共识？从广度上说，是要创造具有整合性与建构性的理论概念，打破文坛的界限，融合不同细分场域，最大程度地寻找通约性；而从深度上说，当代文学批评切不可自居前沿，而丧失历史纵深感，我们仍需将作家、作品乃至文学现象、文艺思潮锚定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尤其是文化语境。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深入地理解其发生现场，进而提升文本细读的有效性与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