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广播电视台推出的12集大型系列广播剧《格萨尔王传奇》2016年底在中央台首播，此后轮番在当地播出，从北京到四川，受众反响热烈，称其是一部优秀的声音制品，具有较高的学术和欣赏价值，是一部可以“看”的广播剧。
    在笔者看来，这部广播剧之所以能达到可以“看”的效果，首先得力于她的母体史诗《格萨尔》的出神入化。19世纪俄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曾说：“史诗是民族意识刚刚觉醒时，诗领域中的第一颗成熟的果实。是这样一种历史事件的理想化的表现，这种历史事件必须有全民族参与其间，它和民族的宗教、道德和政治生活融汇在一起，并对民族命运有着重大的影响。”史诗《格萨尔》正是如此，它是相关宗教信仰、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的主要载体，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就成为了现代艺术形式的源头活水。如同《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四大名著一样，史诗《格萨尔》是中华民族古典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史诗中演唱篇幅最长的，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其次，这部广播剧之所以能达到可以“看”的效果，得力于创作、制作她的广播剧人对史诗《格萨尔》的深刻理解和认同。在世界上，《格萨尔》被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与另两部史诗并称为世界三大史诗。2009年9月，联合国将史诗《格萨尔》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对史诗《格萨尔》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所拥有的学术地位和文化价值的高度评价。
    作为世界三大史诗中的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早已经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上世纪60年代初，笔者只有五六岁，就随父母看过根据荷马史诗改编的电影故事片。也就是说，早在那时，享誉世界的“史诗们”就已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了。而《格萨尔》在这方面却没有这般幸运，她鲜有文学艺术作品问世，这与史诗《格萨尔》在世界的地位不相称，与世界对史诗《格萨尔》的认知不相称，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因此，用艺术手段展开对史诗《格萨尔》的传播意义深远，势在必行。
    该广播剧的推出，开创了中国广播史用现代广播手段、大型广播剧体裁、以普通话为载体传播享誉世界的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先河；开创了中国广播利用戏剧体裁样式、现代制作技术再现少数民族口头文学鸿篇巨制的先河。这个“中国创造”不可复制，无可替代。
    第三，这部广播剧之所以能达到可以“看”的效果，更得力于主创人员方向明确、手法到位。这部广播剧有“三个追求”的目标：追求在忠实于原口头文学基础上走创意创新道路；追求民族民间表现形式与现代表现手段的融合；追求文学性、故事性、可听性和形象感的统一。
    对戏剧情节的编织，讲究“戏”，突出“核”。将这样一部博大、复杂、丰满的口头文学史诗制作成广播剧，主轴就是故事。要努力使该剧的每一集都构成相对独立的故事，而所有集的故事层层包裹形成该剧的“戏核”。
    广播剧刻画人物是关键。这部广播剧人物众多，人物关系复杂。经过艺术加工和技术处理，通过搭建语言、音乐、音响的最佳组合平台，尽可能使剧中无论是英雄还是暴君、老人还是青年、人还是飞禽走兽，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突出的形象。
    广播剧的镜头化实现程度是检验一部广播剧品质的重要标准。剧靠“说”出来，“剧”便不是剧了。要做看得见的广播剧，编剧要“看得见”，剧本才看得见；导演“看得见”，演员才看得见；演员“看得见”，受众才看得见。正是这三个层次的“看得见”，赋予了这部广播剧以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受众鲜活地感受到了——
    “我随着这部剧走完了格萨尔王荡气回肠的一生，感悟他少年的成长和迷茫，中年的征战和奔波，以及晚年将要回到天上的无奈；感悟藏汉一家，多民族的大中华对包容、慈悲、和谐的追求与向往；感悟古时汉文化经济与藏地文化经济的水乳交融，这是一部意义非凡的广播剧。”
    “格萨尔王的故事虽然在藏区口口相传，但相关的艺术作品并不多，以至于了解的人知道它在国际上很有影响，而更多的人却是不了解。本剧填补了一个空白。”
    大学生们的反馈尤其热烈：“格萨尔王的故事我们听到过一些，但在这部广播剧中，格萨尔王的形象更加鲜明、生动，使我们看得见。”
    “广播剧每一集开始，是一对爷孙在交谈，我们仿佛跟着年轻的孙子一起听爷爷讲述英雄的故事。通过这位长者的引领，我们渐渐揭开主人公们的神秘面纱，形象感、带入感都非常强，从而形成了史诗与年轻一代的对话。”
    利用广播媒体不可替代的优势，做可以“看得见”的广播剧，再现古老《格萨尔》的英雄史诗，可以产生最易于普及，因而群众性最强的优势。而且，用现代传播手段弘扬和传播这部优秀口头文学名著，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格萨尔》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