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崇高美的地位撼动了，而是我们的军旅作家普遍丧失了再造崇高美的能力。主流既不需要夸大其词“红化”以衬其高大，亦不需要“黑化”来刻意回避高尚情感以彰显作家有多么清高。
    崇高的概念在当下的军旅文学语境中需要重新被矫正和定义，与此同时，作家必须有直面困难的勇气，只有主题的格局、高度和文学细部的深度、广度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军旅文学的新风景。
    作为一个军旅文学的追踪者和评论者，我对这样两类军旅文学范式太过熟悉：一类是主题先行的大部头，常以讴歌革命精神为主旨，且在各类纪念周年由相关文化部门牵头引导，批量推出；另一类是近些年愈发流行的个人化写作，作家将个体作为表现主体，揭露普通军人在和平年代遭遇的种种困境与尴尬，并由此引发对军队体制的不满和军人身份的质疑。
    无论是哪一种，其间都不乏佳作，但就我目之所及，当下更多作品缺乏对分寸感的把握。前者有主题优势，有高度牵引，然而缺乏相应的文学质感。就如里尔克所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像树木似的成熟，不勉强挤它的汁液。然而许多作品但见红色骨骼挺立，却不见内里自由生长出的肌肉，易沦为空洞的高歌赞美之调，我称这类作品为刻意的“红化”。后者类型的写作者以青年作家为主，这些作家有更为明晰的文体意识，对人物内心的刻画细致到位，且语言有特点，乍看之下给人以不小惊喜，在现实语境中似乎鲜有作品如此贴合一个普通军人的灵魂，如此关心这个群体的命运遭际。它们打破大众对军人身份的刻板印象，袒露军人心灵沟壑里的尘埃，触碰到外界不为所知的痛感神经。但当写作者在试图通过消解崇高来凸显自我认知的同时，读者又不免产生这样的质疑：难道和平年代的军人，与他者的区别仅在于多一身军装加身，而丝毫没有对精神高地的追求可言吗？我们的军队、军人找不出任何可供歌颂赞美之处吗？姑且把这一类写作称为对军旅品格的“黑化”。
    “红”与“黑”的彼此对峙与仇视，正是当下军旅文学的焦虑所在。红方选手认为自己站对了立场，写对了方向，就起码是“三观”正确，即便以戕害文学本身为代价，也需在主题上获得评论家的一二肯定方才罢休。而“黑方”却认为文学必然是以文本质量取胜，惟有挖掘到人物深层创伤才可冠之以文学之名，体现文学之本质。这其中一些作品也的确得到了地方文坛认可，这更给予作家以底气按照此类思路继续深挖掘进。
    若肯跳脱出军旅文学的圈子从外部看一看，这些无谓的争端其实没有必要。但这种现象已然成为当下军旅文学的常态，且长期下去只会让更多作品成为只限军旅文学内部循环的消耗品，我们需要仔细思考一下背后的原因在哪里。把这个问题当成支点，由此扩展，还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早期一些以军旅身份成名的作家，在从部队转型到地方之后，他们身上的军旅特质或者说作品中的军旅元素也在有意无意间、出于主客观等综合原因被遮蔽了，而他们转型之后的创作也鲜少再以军旅题材取胜，即便少有涉及，军人形象、军旅生活也更多是作为一种符号出现，难有突破。炮火硝烟中军旅文学曾占领半壁江山的辉煌已是昨日荣光，而今天大众视野下的军旅文学传播也萎靡不振。也就是说，当下的军旅文学审美方式出现了问题。
    从时代语境上找原因，似乎有解。自上世纪90年代消费主义开始兴起，消解了传统观念中的集体主义，日常经验美学泛上。已然成熟的作家也自然地被裹挟于时代潮流中，开始消解以往的文学架构，改换轻车熟路的文学驾驭方式。而年轻一代的军旅作家大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没有战争经历也未参与到显性变革当中，自然无法体味集体主义的磅礴疼痛，他们关注小环境，也关注自我成长。
    从文学内部看，文学的核心是审美。上世纪的一些大部头军旅著作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传播，正是因为作品蕴含的普世崇高美感。军旅“新生代”早期的一些探寻个体性灵深处的小说称得上是有美感的，且有着和老一辈作家相比带有新质的代际差异，也就是更注重日常审美和个体经验，也更容易为当下阅读群体所接受。但问题是，这些作品同样在传播过程中一度遭遇瓶颈，缺乏更广大受众群的认可，甚至写作主体对此也并不满意。一些青年军旅作家凭借早期的作品及奖项积累逐渐加入到专业创作队伍，若干年后继续转型，有的脱离体制，有的题材转型，而军旅生涯的作品恰只成为军旅记忆的一种收藏。换句话说，有着蓬勃野心的青年作家们同样没有写出大众认可的军旅作品。或者说，认可是有的，但缺乏劲道。
    由此便可以明晰，沉溺于个体情感写作所产生的问题，只能回到军旅文学的核心价值观上去探讨才能得出结论。而军旅文学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必然是基于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标准之上的崇高美感。
    也许还会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信息时代的碎片化、娱乐化潮流成为主导，这个时代也应该不再需要崇高类型的文学做支撑了吧？可事实表明，影像年代诸如电视剧《亮剑》《士兵突击》等作品同样能够引发全民热潮，而像徐克的电影《智取威虎山》等，在当代时尚元素的包装下一样焕发出新的魅力。撇开类型化的叙事技巧不谈，真正打动受众的仍然是让人切实认同的崇高之美，而这些作品往往产生自军旅文学圈子之外。
    所以，并不是崇高美的地位撼动了，而是我们的军旅作家普遍丧失了再造崇高美的能力。这才是最值得反思的，也是作家们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根源。军旅作家为军旅写作的义务毋需回避，可我们的力量和武器又在哪里？
    仔细想来，我们并非缺乏土壤。军旅文学大致包含战争与和平两大核心领域，从战争文学的角度讲，如果说前辈作家受当时政治风云的影响，摆脱不了政情世风的桎梏，拿出的作品有意无意贴上了所谓“左”的标签，那么社会发展到今天，当代作家再回头去深入历史，重新反思历史、战争和人性，用新的创作手法拿出适合当代人阅读的作品，写出它的当代性、丰富感，进而映照现实，早该是时候了，然而这样的作品凤毛麟角。和平领域同样如此，当下的军营军兵种不断演变、新型作战武器不断推陈出新，中国军人的身影不再局限于国内，甚至屡次出现在国际维和的尖兵队伍中，这一系列的变革之中，同样孕育着人心的变动、人性的挣扎，而我们的作家，尤其是处在核心领域的作家，却还没有能力用好的作品追踪、反映这些重大主题。问题的背后是认知的缺失。也许在我们高喊着为了主流价值观而写作的时候，要清醒地懂得：主流既不需要夸大其词“红化”以衬其高大，亦不需要“黑化”来刻意回避高尚情感以彰显作家有多么清高。但有一点要警惕，崇高的表现手法也是多种多样，揭露问题式的写作未必是对崇高的抹黑，也可能反而衬托崇高之伟大，就像《高山下的花环》，无论是战争时的哑炮，抑或是带血的欠账单，都无损作品传递出的英雄品德。文学永远是在表现矛盾、发现问题，单纯以“红”盖“黑”的二元对立逻辑绝不可取。
    因此也可以说，崇高的概念在当下的军旅文学语境中需要重新被矫正和定义，与此同时，作家必须有直面困难的勇气，只有主题的格局、高度和文学细部的深度、广度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军旅文学的新风景，而一味回避困难的“灵巧式”写作很难让军旅文学走出当前困境。
    我们也看到了希望。近年来非虚构作品《抗日战争》《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吾国吾土》等改换了传统报告文学面目，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立足于当代视角复活其历史战争，为军旅文学提供了新意，也是军旅文化自信的体现。而作家陶纯、柳建伟等人正在从多年的影视写作重返纯文学创作，《天佑》《秋莲》《永远追随》等作品中既不乏营构故事起伏的叙述技巧，同时亦有小说于故事层面之外的“言外之味”，以小人物的飘零命运映射战争之中的人性和苦难。马晓丽的《俄罗斯陆军腰带》篇幅虽小，在道出和平年代军人尴尬处境的同时写出了他们精神深处对崇高品德的坚守。一些青年作家在完成最初的作品积累后，重新审视军旅文学这座丰富的矿藏，在勾连历史和现实之中寻求新的切入途径。
    时代在发展，观念在更新。而新常识建立之时，就是军旅文学重焕活力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