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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改编如何尊重原著——评话剧《二马》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艺报 梁盼 参加讨论


    
    作为首届老舍国际戏剧节的重头戏,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二马》在京再次上演。百年前的中西差异,而今虽偶有隔膜,但舞台上的京腔京味却愈久弥香,叫我这个南方人也“返回”梦幻般的古都北京——这是错觉,与小说一样,戏剧的“舞台”在伦敦,不在北京。
    舞台上,吊着英伦报纸,前后左右,如多层帘幕一般,扑面而来——早期国人称报纸为“新闻纸”,乃文明的象征。与“新闻纸”相得益彰的是一大群挂在“天空”的英伦帽子——服饰是身份的象征,英国绅士与女士,皆因帽而“士”。这样的舞台背景,强化着当年大英帝国对中国的文化优势。话剧《二马》一上来,便紧扣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闻纸”——一群英国人读报——世间繁华皆写在报纸上,二马的故事也从报纸中流淌出来。
    主人公老马——马则仁,满嘴的“北京老字号”,吃喝不忘中华,对大英帝国的一切皆很不屑,总以“俗气”一词概之。可他的“戏”,一上来就必须直面“报纸”。同时,“报纸与帽子”,也隐喻着巨大的矛盾,老马就算不是“是非之人”,也来到伦敦这个有“报与帽”的“是非之地”,所以他难逃大大小小的“是非”——与其说这是东西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是非”,毋宁说是老马的一种不适应,不舒服,不自在。不仅老马不适应,他的儿子马威也不适应,英伦的温都母女更不适应,大家谁都不适应。而话剧《二马》,以京味台词和“老北京范”为风格底蕴,把“不适应”演绎得惟妙惟肖,即便剥离出“中西文化矛盾”这个核心,也能引发观众更深层次的思考。
    舞台上的演员,既是“当局者”,也是“旁观者”。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那么他们到底是清醒,还是迷乱?似乎有一个声音,很强硬地对观众说,连戏剧舞台都如此扑朔迷离,困顿不已,更何况真实的人生?从头到尾,观众时刻不能忘记老马的优越感——戏剧人方旭,既是该剧的导演,也是老马的扮演者,“他”那句京味十足的口头禅“俗气”,既饱含着传统中国人的顽固、迂腐与酸味,又流露出一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颓势无法挽回的英雄之哀。
    如果说原著小说中老马的口头禅——“俗气”——还能叫人认为,这种耍宝的背后,暗藏着落后民族的自尊自爱,甚至能更进一步,让人设身处地,对老马的异国黄昏恋略表同情,那么观看话剧《二马》,则让人笑着难受,哭又荒唐,既不愿听他喋喋不休的“俗气”,又爱不释手,期望他与温都太太一直相爱,甚至喜结良缘。“舞台”是一个产生奇迹的地方,它叫人无法抑制地忖度:老舍先生曾在伦敦生活工作5年,他后来在回望伦敦的某一瞬间,是否突然感受到了大小二马的爱情春天。
    中国来的一对父子,分别爱上伦敦的母女,这是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虽然结果是悲剧性的,但过程充满了喜感,而戏剧更甚,使人本能地排斥一切惨淡与悲剧。该剧的角色全部由男演员扮演,特别是所有女性角色,都是男扮女装,包括温都家的母女,而且常常是一个人要演多个角色。可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住话剧《二马》的细腻与“真实”。不可否认,话剧刚开幕时,我们有些许“不适应”,但很快就忘了这种“错置”,仿佛眼前展开的是一出京剧——男人演花旦,天经地义很正常。更妙的是,话剧中的确有京剧的一席之地——温都夫人在适当的时候,便不再拘泥于一个英国寡妇的角色,而是举手投足之间,尽显传统戏曲的曼妙——意想不到,也令人恍惚,分不清故事到底是发生在伦敦,还是在北京。可以这么理解,京剧是老马念兹在兹的国粹,既然他爱上温都夫人,那么自然也可将她想象为京剧中任何一位娇媚的旦角。不说老马的“潜意识”,只强调一点,温都夫人的扮演者刘欣然,既是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又是专业的戏曲男旦,他当仁不让,给话剧《二马》增添了一抹美轮美奂的魔幻色彩——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男演员与女角色,话剧与京剧,皆交织渗透,相互烘托。同时,刘欣然的表演,让老马与温都夫人的恋情,更具立体厚重感。反观老马的儿子马威,他对温都小姐洪水猛兽般的单相思,就显得较为单薄,一是舞台上,他没有父亲马则仁那般“鲜活”,二是温都小姐也的确太“残忍”,没有给马威更多的“表现”机会,造成马威很遗憾,成了父亲的陪衬。不过,马威作为古董铺的少东家,与伙计李子荣的“分分合合”,倒是比他的爱情更具冲击力。总体上来看,话剧很尊重原著小说,但结尾太仓促,高潮无支持,没有把温都夫人在最后一刻拒绝老马的理由交代清楚。其实,老舍的小说也很“简单”,只因老马给温都夫人买戒指时,商家认为一个中国人出手不可能那么大方,旋即温都夫人便猛然感到嫁给一个中国人的莫大耻辱。但小说是小说,戏剧是戏剧,高潮的产生,需要充足的铺垫。不管是老马与温都夫人失败的恋情,还是马家古董铺的“毁灭”等,“尾声”都似乎是戛然而止,显得头重脚轻,给人一种感觉:走得太远,忘记了当初出发的目的。或许是因为那些引人发笑的噱头太多,严重挤压了集中展示矛盾的空间。再有,结构上略微有点散乱,某些角色,譬如大小二马在英国的“引路人”伊牧师,及其家人,包括伊牧师的大舅哥亚历山大,都过于“写实”,完全可以通过舞台技巧,予以虚化。小说的人物交汇点可以有很多个,但戏剧的矛盾冲突要集中。这方面,同为方旭主演的《老舍五则》,就短小精练、矛盾突出,还意味深长,做得比《二马》更好一些。导演方旭被誉为戏剧界的老舍专业户,从2011年始,他既编又导,还演,把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猫城记》《离婚》等小说,陆续搬上话剧舞台。但改编文学大师的作品,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它虽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改多了不好,因为大家很熟,不改也不行,毕竟小说与戏剧的叙事结构差异太大。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舞台上“展示”中西矛盾,本身就很难,尤其是“二马”的原著小说,有太多的心理刻画与中西文化的思辨。如果仅仅只是探讨中国人的异国遭遇与“异国恋”,那么戏剧舞台的“表现力”,大不如文学和影视剧——倒不是说艺术水平,而是市场“接受度”的问题。当下中国,舞台艺术,包括话剧,依旧还处于努力培养观众的阶段,但根据老舍小说改编的话剧,却有些例外,它是一个金字招牌,尤其在北京,“老舍”二字便意味着票房保证。不过,即便把老舍的小说改编成话剧,也只能适度照顾当代观众的审美趣味,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紧凑、严谨的戏剧结构,并保留老舍的原汁原味。舞台艺术自有其独特的美,一味迎合观众与票房,或者一切照搬原著小说,都只会丧失它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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