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通读者和大众谈论诗歌是艰难的，其艰难程度甚至会超出想象。这该归罪于谁——诗人？诗评家？读者？教育？媒体？社会？而在很多重要的时间节点上社会和公众却往往是率先对诗歌发难。那么，“新诗”之“原罪”何以发生？也许，我们讨论诗歌从来没有变得像今天这样吊诡而艰难。
    ——霍俊明：开篇导言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客座教授。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广西师大出版社）《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台湾秀威）《无能的右手》（北京大学出版社）《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河北大学出版社）《从"广场"到"地方"——微观视野下的诗歌空间》（上、下卷，台湾花木兰文化）《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中国言实出版社）《"70后"批评家文丛 霍俊明卷》（云南人民出版社）《陌生人的悬崖》（四川文艺出版社），诗集《怀雪》《红色末班车》《一个人的和声》，合著《中国诗歌通史》《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文学现场对话录》，主编《中国好诗》（第一季、第二季），编选《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天天诗历》《年度中国诗歌精选》。曾获《人民文学》《南方文坛》联合举办的年度批评家表现奖、大昆仑文化杰出诗歌批评奖、2015《山花》年度评论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扬子江诗刊》诗学双年奖、2016"扬子江诗学奖"、《星星》年度评论奖、《诗选刊》年度评论家、《后天》双年奖评论奖、首届刘章诗歌奖（评论奖）、首届建安诗歌奖、《名作欣赏》年度论文奖等。
    就像两个陌生人第一次见面时要问“你姓啥”一样，谈论诗歌的第一步必然是——诗歌贵姓？也就是诗歌是什么，或者诗歌不是什么的问题。
    现代诗阅读和评价体系的失范和龃龉恰恰在于缺乏彼此信任和相互沟通的有效机制。这形成的局面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诗歌就是没有共识、诗人之间就是“不团结”。对于新诗而言任何一种观点、说辞、立场和姿态、主义都会遭遇到其他论调的不满或愤怒。如果你指出“纯诗”“修辞练习”“诗到语言为止”，那么就有人认为诗歌必须是“时代的见证”和社会的回音壁。比如，当艾略特和退特（包括后来的哈罗德·布鲁姆）强调诗歌永远不参与政治、永远不对社会负责时，立即遭到当时麦克利许等其他诗人的严厉批评。如果你喜欢用口语、大白话，人们会说你的诗过于粗鄙直接；如果你的诗讲究修辞策略喜欢暗示、象征和隐喻，人们就说你的诗云里雾里像小女人一样绕来绕去磨磨唧唧；你写亲吻写身体写做爱，就有人义正言骂你是下半身臭流氓大坏蛋；你写宗教写高蹈写个人乌托邦，就有人说你不接地气有精神病；如果你写宏大题材和主旋律，立刻就有人过来指责你假大空；如果你专注于民间、独立和自由就有人说你装逼装蒜。
    如此种种诘难就像运动场上，你作为跳高运动员裁判却说跑跳得不够快，面对马拉松运动员裁判却说你没有爆发力。总之，诗歌的“误解”甚至“原罪”已经横亘在每个写作者和阅读者面前。你难以逾越，必须去面对。
    而无论是西方的“水仙”那喀索斯还是中国的“屈原”，诗人在原型和人格上都被指认为是不健全的。“诗人”有某种特殊的天性，“诗人不同于其他人，因为他的童年没有结束，他终生在自己身上保存了某种儿童的东西”（米沃什）。而这种天性在诗歌之外的日常语境中就成了根深蒂固的“痼疾”。从顾城到蝌蚪、方向、海子、骆一禾、再到徐迟、昌耀、马骅、马雁、许立志、凯歌，诗人特有的非正常“死亡”的阴影以及由此形成的“故事”一直在大众那里蔓延，甚至成为饭后的谈资。
    首先我不能弱智地就“诗是什么”给你指出一二三四、子丑寅卯来，因为现代诗的特性就在于不执于一端的自由、开放、未定型和“新鲜感”。有朋友曾建议制定出诗歌标准（国标？百年老字号？）多少有些让人啼笑皆非。其次，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读诗，也不是谁都能够读懂诗。只能对有基本诗歌阅读能力的人群谈诗。更多的时候我只能说诗不是什么——比如诗歌不是散文，诗歌不是在《读者》和地产楼盘广告上你读到的那些分行文字，也非汪国真式的肤浅励志和心灵鸡汤。
    对于诗歌我们总是有那么多的疑问与不解甚至不满。
    那么，现在的诗歌是好是坏？新媒体形成的文本电子化、阅读临屏化以及诗歌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诗歌文体认知的局限何时才能突破？诗歌如何在分歧巨大的舆论中取得共识？诗歌如何在社会转型的节点上有效地介入公共空间和精神生活？诗歌能在“少数人的写作”与“多数人的阅读”之间取得有效平衡吗？
    这些疑问让我想到了鲍勃·迪伦——“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扬”。
    笼统地谈论中国诗歌会遇到很多盲点，而传统与当代的诗歌问题是共通的，“唐人怎样写诗？是否如我们这样写？为什么好诗人集中在唐代？唐代诗人、读者、评论家的诗歌标准与今人相异还是相同？唐代的非主流诗人如何工作？唐人写诗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如何处理他们的时代？”（西川《唐诗的读法》）。尤其烧脑的是2016年10月13日瑞典学院宣布将本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民谣摇滚歌手鲍勃·迪伦，以表彰他“在美国歌曲的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性表达”。这不仅出乎太多人的意料并随之产生不解、尴尬甚至愤怒，而且进一步挑动了人们惯常意义上对诗歌边界、文学等级的惯见。
    很好，他觉得瑞典文学院的老爷子老太太们至少做了一个有趣的选择，至少他们让所有人也让他自己感到尴尬——他想，你要乐于承受这种尴尬，你要试着越过界限、等级、习惯，越过那么多的深沟和回路，只有这样的大脑才是个核桃而不是一块鹅卵石。这是他们兴致勃勃地给自己制造的问题，反正他们也听不见来自中国的种种喧嚣……
    ——李敬泽《杂剧》
    诗与歌（歌词）是一回事吗？如果不是一回事其区别在哪里呢？实际上，诗与歌的互动、诗教、乐教和歌诗已经在汉语现代诗歌发展进程中很大程度被规避了。业界更多关注的是诗与歌的平行和分化关系——诗歌的散文化以及对现代性的复杂经验和智性深度的追求。对抒情性和音乐性的排斥使得诗歌成为无声的诗和徒诗（只用于阅读的书面文本）。而鲍勃·迪伦帮着我们重新认识这些传统——“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鲍勃·迪伦都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信）。
    尽管我越来越相信这并不是一个缺乏“好诗”和“优秀诗人”的时代，尤其是当我们回溯一百年来所涌现的经典诗人和代表性文本，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新诗在“公众”和普通读者那里所形成的惯性或刻板印象并不乐观。甚至新诗百年的“公众形象”诸多缺陷、病灶和问题缠身，用杜甫当年的诗句“百年多病独登台”来形容也许并不为过。
    面对大机器、大数据、新科技和新媒体情势下诗歌的新变、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集束式的诗歌生产、电子化的传播以及不断发生的热议事件，很多写作者、普通阅读者和专业评论者都瞬间丧失了甄别与判断能力。面对愈益复杂和分化的诗歌，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每个人摸到的部位不同理解自然不同。相反，几无建设性可言的自嗨、点赞、热评以及长舌妇一样的吵骂却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专业阅读者以及“媒体批评”（包括一部分主流媒体）对诗歌的言之凿凿的全称判断。诗人的自信、自大以及膨胀的写作心理和虚荣心已经像雾霾一样爆表。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诗歌”与“大众”之间的平行或天然的疏离关系，诗人不在“理想国”之内。但是一旦诗歌和“大众”发生关联往往就是作为诗歌噱头、娱乐事件、新闻爆点。这又进一步都使得诗歌在公众那里缺乏公信力。对于中国文学场域来说，很多时候诗歌是被置放于社会公德和民众伦理评判的天平上。必须强调，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诗歌”的外围争论不休，尤其是“大众”和公共媒体更多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而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集体热议的社会事件——哪怕热度只有一秒钟。更多的时候人们已经习惯将一首诗和一位诗人扔在社会的大熔炉中去检验，把他们放在公共空间去接受鲜花或唾液的“洗礼”。面对公共事件和个人的日常生活哪个更具有重要性？道德的天平和文学的准星该如何平衡一个诗人和诗歌从内到外的优劣？这可能正是中国目前诗歌的写作、传播与评价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悲哀！甚至这份悲哀来得让人无言以对。
    那么多的局外人、陌生人和不懂诗歌的人却是对评价尤其是批判新诗充满了难以想见的好奇和热情。恰恰是文本之外的诗人身份、阶层、现实经验和大众的阅读驱动机制以及消费驱动、鼠标伦理、眼睛经济、粉丝崇拜、搜奇猎怪、新闻效应、舆论法则、处世哲学、伦理道德、“发表政治”等在时时发挥效力。看客心理，围观意识、猎奇心态，窥私欲望都在热议的诗人现象甚至文化事件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上演。也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遭际”“故事”“苦难”“传奇性”正在成为“新闻标题党”“眼球经济”的兴奋点和爆点。
    这并非是在真正意义上对诗人和诗歌的尊重。
    大众谈论最多的诗人并不一定是好诗人，而很可能是二流或三流甚至不入流的诗人。
    从情感、道德方面来说，这些“苦难诗人”背后对应的身份、阶层和不堪的命运肯定是值得同情的，而对于文学的历史法则和美学法则来说“同情”是远远不够的。布罗茨基当年曾干过火车司炉工、钣金工、医院停尸房临时工、地质勘探队勤杂工，但是谁又把布罗茨基称为工人诗人、底层诗人和草根诗人呢？
    与此同时我看到的是专业诗人和批评家们的无力感而又“自以为是”——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诗歌的专业性和精英性，很多专业诗人、翻译界和诗歌批评家却以为一篇文章能够引领读者和时代前进。
    如果诗歌有胜利可言的话，那必将是“诗歌本身”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