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杨庆祥是在进行一次写作实验，探索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边界，也是挽救弥留之际的文学批评，让批评重回公众视野，而不是被漠视；也是在明确，文学研究不仅仅是小圈子游戏，不是只写给学者、教授、作家们看的。杨庆祥发明出了一种同时具备实战性和观赏性的混合格斗术。
    《80后，怎么办？》发出的夜枭声让许多“80后”群情激愤，为自己的“被代表”表示不满。杨庆祥在书中将“80后”的生存困境归结到1980年代“潘晓讨论”的历史起点之下，分明是在讨论横亘30年的青年问题。没有使用“青年”而是用“80后”，大抵意在凸显这一历史问题的时代性特点，因为最具典型性。选择韩寒和郭敬明也不是因为他们能够代表“80后”，而是基于他们在青年中的现实影响力。
    谈论一群毫无生机的人，论述反而生机勃勃。从汹涌的叙述激流中回头一看，分析的过程就是解决的过程：摒弃对去历史的郭敬明的沉溺，拒绝对过分策略性抵抗的“韩寒”的顶礼，击碎小资产阶级的温情美梦，回归历史中积极的个人主义，通过自我启蒙、自我改造重新实现小资产阶级的主体意识，并在教育底层民众的过程中实现精神上的相互砥砺，从而实现个体与群体、历史和现实的活生生的关联，真正参与历史进程，才能脱离失败之境，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文青、愤青、小资、庸众都被杨庆祥大笔一挥宣判了无用，但他却不是激情的批判式写作，而是以精细的手术刀剖析分离着政治的虚无主义和去政治的历史虚无主义，表层的抵抗和决绝的抵抗，小资产阶级趣味和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郭敬明、韩寒的“80后”创作和张悦然、郑小琼的“80后”创作，也就是说，他不是快意恩仇地处决一切对立面，而是在世界历史发展链条上看待各种事物的进步性和时代局限，向历史出现过的各种思想资源寻求救助。
    杨庆祥的思考从表面上看充满了挑战性，实际上他自信地倚靠着实实在在发生的历史。孙郁在杨庆祥的文章里看到了瞿秋白、茅盾在今天的历史回响，也感受到了他对过去历史中曾经出现的精神结构的留恋，但并不是单向的首肯，而是努力保持着对话的距离和姿态，字里行间的微妙气息让人回味无穷。当然，在同代人看来，杨庆祥不是前辈眼中那个血气方刚的小青年，他的论文从博士在读期间就透露出了浓郁的老成之气，《80后，怎么办？》充裕着不平和愤懑，但没有像一个标准的愤青那样吐槽，而是保持学者的严谨姿态，对现实予以充分理解，对历史的期待是有限度、有原则地部分激活。
    在新书分享会的网络新闻推出后，激起了不少同代人激烈的拒绝，很有可能的是刺破了许多人耽溺的一枕小资黄粱美梦。这种怀疑和拒绝本身，就证明了《80后，怎么办？》的价值，杨庆祥并没有危言耸听，小资产阶级趣味作为一种精神鸦片在城市中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相信只要不是抱有成见，很多人能以此自省。
    现在来看，小资趣味已经极大程度地泛化，或者说形成了一种虹吸效应，底层的人也沾染了这种意识。但是邪恶的地方在于，对小资趣味的仿效并不能随之获得相应的身份。在分析张悦然《家》的时候，杨庆祥指出农村保姆小菊在女主人裘洛离家出走后沉浸在中产幻觉中，意味着资本主义逻辑下社会生产关系的复制，农民被转换成了小资产阶级。但这或许只是仅限于人物的幻想或意识形态范畴中，小菊真的能够凭借保姆的工作和一枕黄粱就获得小资身份吗？资本营造出阶层更替的乌托邦幻像一方面抚慰了人心，另一方面促成了许多为他们创造财富永不停滞的人肉机器。
    但另一方面中产或小资本身也有很大问题。毕业到天津工作后，我加入了一个徒步QQ群，混杂着家乡人、本地人和其他外来移民，形成了一个半熟人半陌生人群体，城市不再以完全的陌生人世界供人介入。这个群体基本是外来者居多的城市底层和中产阶级，或者说是小资产阶级。每次都能看到好几个类似的群体，徒步、跑步、骑行、游泳、广场舞等等。他们因为健康议题的集结，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有了一种初步的政治自觉。中产阶级已经可以凝聚成一个临时性的松散群体，这对社会的构建有其意义，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种群体具有极大的盲目性，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见，很容易受到外部声音的干扰。总而言之，中产阶级的问题是当下社会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也正是《80后，怎么办？》着重关注的问题。中产本身又不明确中产应该怎样，止步于“趣味”，于是中产不像中产，底层不像底层，二者共用同一套文化。杨庆祥不满的正是这种现状，“阶级”过于固化，而“阶级意识”过于模糊，底层随之丧失了自我和自身利益。
    这本书正文部分最为气宇轩昂的是第四部分，作为一个长于思辨且具有充沛知识积累的青年学者，杨庆祥完全可以靠着理论推演创造出优秀的科研成果，但他却走向了危机四伏却生机勃勃的制造加工业前线，明明不是一路人却要强迫自己融入这个卑微的群体，体察他们的生活与情感，我想这也是他理直气壮地说“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苏醒了”的依据。在东莞的加工线上他亲眼目睹了一个数量庞大却毫无知觉的生产大军，也因此加深了对“农民工”一词的理解：“小农的大脑和工人的体能”，“既能够符合规范地生产利润，同时又不会产生一个阶级的意识和主体，不会形成新的革新力量。”部分学者和媒体人抵制使用“农民工”一词，但杨庆祥坚持使用这个词语，或许是在虐待他的读者，让他们体会到现实的撕裂阵痛。
    李北方在《中国社会的瓦解与重构》中显得较为乐观：“打工过程让阶级话语变得鲜活起来，国外诸多的社会学研究表明，车间成了阶级意识培养的温床。另外，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既促进了打工者群体的知识化趋势，也让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汇入打工大军。未来，打工者的话语能力将持续提升，为联合起来与资本博弈提供了无限可能。”这或许对我们的高等教育过于乐观了，自从恢复高考以来一直旨在培养甚至有些过于精英化的精英群体。9个月之后《南风窗》策划了一期专题“新工人，怎么办？”通过记者的深入体验，发现了其中一些新变，但并没有发现能够撬动结构性变革的因素。杨庆祥引入了小资产阶级的概念，至少在理论上把这一问题的大致脉络梳理通了。虽然杨庆祥并不像李北方对农民工那般充满信心，对自己引入的小资因素也充满了批判论调，但他还是通过描绘一幅较为清晰的路线图，“希望我们可以找到那条路”。这一个“我们”充满了复杂的意味，冀希望的对象可以看成整个“80后”乃至青年群体，可以是“小资产阶级”，也可以是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不同于李北方的研究思路，展示出浓郁的程门训练的特质：反省自身以寻求答案。这可能也是一种实践力的体现，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灵光闪烁。
    读杨庆祥的诗，我耳旁会执拗地响起鲍勃·迪伦的歌声，读了《80后，怎么办？》我心里清楚，杨庆祥不是鲍勃·迪伦。鲍勃·迪伦在1963年一个人权奖颁奖典礼上不顾一切地说：“我往底下看，看到那些支配我和替我制订规则的人，他们头上没有头发，这让我非常不安……”杨庆祥不会这么说，因为他深知时局没有赐予鲍勃·迪伦周围的强大民谣摇滚洪流和众多追随者，可怜这位反叛军大将身后竟无一兵一卒。当然他也不是绝望的末世论者，他曾在课堂上提到将近一个世纪前的往事：再造主体。用并非现成的“新工人”和“小资”提纲挈领，体现着实践的勇气。他这么做了，他要做移山的愚公，雄关漫道，从头迈步。所以，“80后”们无需羞恼，《80后，怎么办？》不是檄文，而是让你们重新抖擞精神的歌曲。张承志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歌手像游击队员一样。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这样警觉又能用理论直面现实的学术界的摇滚歌手呢？
    对于这样一种写作，当然可以附加一些宏大叙事，但我也愿意想象成一个不那么伟大的初衷，那就是杨庆祥的本职工作。我遇到过无数人问我“文学有什么用？”“文学研究有什么用？”我无法像郭沫若那样理直气壮地回答“无用之大用”。《80后，怎么办？》在干什么？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最基本的文本出发，结合文本细读、文化研究、文学社会学、文学史研究、思想史研究、田野调查等各种方法和理论资源，对公共话题发言，最终回到最根本的对人的关怀，文学“无用之大用”终于成了身边可触的事实。或许，杨庆祥是在进行一次写作实验，探索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边界，也是挽救弥留之际的文学批评，让批评重回公众视野，而不是被漠视。也是在明确，文学研究不仅仅是小圈子游戏，不是只写给学者、教授、作家们看的，更不是只写给职称评定委员会的人看的。杨庆祥发明出了一种同时具备实战性和观赏性的混合格斗术。
    像一只牛虻，杨庆祥激怒了安逸中的“80后”。我为杨庆祥喊一声冤，他本意并非想蜇痛你们，他只是想蜇痛全部活体。我想起了小时候经常重复的那句大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杨庆祥已经逞着这样的“匹夫”之勇单枪匹马一骑绝尘冲入敌阵，就像创造社同人说的那样，异军苍头特起、杀开了一条血路，我们还要继续淡定地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