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因缘际会，重新阅读或补读了现当代近百余位作家的代表作。这次收割式的阅读给我意外的感受是，不少作品虽然在某一时段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和关注，但是今天看来，却似乎有了“浅薄”的感觉。但是有一部小说却是我阅读中的例外。这部作品在当年，甚至在当下——依旧被文学界有意无意的忽视着。我们说有许多作品，忽视了也就忽视了，没有什么。但是有的作品，却是不能忽视的。你忽视了它，几乎就等于忽视了一个时期文学的真实高度。这部长篇，就是老村的小说《骚土》。今天再读仍能引起共鸣，甚至是新的震撼。正如批评家杨庆祥在阅读了《骚土》后，“感到非常惊讶”，他不无感慨地说，“还好公平的天平总是存在，文字者，在喧嚣弄潮后，总是要归结到文字中来。”
    关于这部作品的现实遭遇，我也认真询问了一些读者，为何会是这样。他们的回答，概括起来似乎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这种用传统手法写作的作品，是不是读起来会显得沉闷？二是故事人物是不是过于乡土，和时代的距离是不是间隔较远？
    关于这两点，我谈谈自己的感受。
    一、《骚土》并非沉闷之作
    有人说《骚土》读起来沉闷，我不以为然。我想说，你首先须真正读了。你若真读进去，你是不会这样说的。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字字精妙，处处奇妙，涉及的都是惊心动魄的人生问题。《骚土》有作者老村很深厚的准备，深刻的探索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探讨，而且这种探讨，都是血泪相见的。在《骚土》所描写的环境里，人人看似没有道德感，没有正义感，甚至没有良知良能，大家都浑浑噩噩地生活在贫瘠无望的黄土地上，但是实际上不是，你看要枪毙大害时，整个村庄的人的情绪，是那种要把人神送上断头台的情绪，你就会怆然感悟，这部作品背后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感召，以及它对现实正邪的决绝似的判断。若说有稍许的沉闷，那是因为《骚土》大量描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细节所导致的。这个，也许正是作者本人想追求的效果，即像某位欧洲导演所说的那样，他要的电影，是每一粒尘土都是真的。真实性在被人们感知的最初，也许真的是沉闷的，但我想说，你必须有片刻的耐心，仔细观看其中的细节。细节，也正是这部长篇小说与当代其他小说很多不同的地方。或还可以这样说，中国近年来的长篇小说，似乎还没有哪一部像《骚土》这样，有着如此出色且真实的农村生活的细节描写。读这样的小说，好比吃槟榔，你先得承受它的怪味，然后方能获得它特殊的韵味。
    老村在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文学课堂”的讨论会上，讲了一个故事，说他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在青海门源县当兵，门源在祁连山的里面。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和一个当地的也是搞写作的朋友在河滩上散步。脚一踩，一下子半条腿陷阱去了。低头一看，是踩到的棺材。棺材板子就比手机厚了一点点，书那么宽，大概三十公分。一个一米八的大高个，最后饿得成了个骨头架子，死了装进去，然后一个个排着。这样的棺材，满河滩都是。散步的时候，一不注意，脚一踩就是一个棺材。这些人，现在看来也就相当于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里所记录的那些人一样，只是地点不同而已。老村的朋友是劳教队的。他给老村看了一本相册，这本相册是一个上海的死囚留下来的。相册一页页地记录着他的家族曾经度过的精致的生活，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看完这个相册以后，老村特别地悲哀。“我悲哀的是什么呢？并不是我觉得这些知识分子怎么了，而是我的父母，我家乡的父老乡亲，竟没有像他们这样精致地生活过一天。生我的那片土地，那么大面积，没人这样生活过一天。所以，从这个时候起，我就确定了我以后的表达：即我不会去写中国的知识者，我要把家乡的历史，农民的历史，这段记忆写出来。这是我觉得重要的一点，实际我承担的使命就是这一点点。”——用宿命论的观点说，这是上天给老村的题材，他遇到了，他不得不面对。
    老村讲述这个故事，暗含了写作最为重要的本质的东西，即他要写出人类生命的真相，尤其是中国农民的生活与生命的真相，而不单是故事的营造。他要表达的，是被我们的文学表面上看来已经有些表达过度，然而却并没能够真实表达的另一种真实。他认为，中国知识者的自恋，自会有无数的表达者，前赴后继的为他们代言，这期间也会导致他们对乡村的态度，往往是扭曲和不正常的。老村所要做的就是得回归正常，回归真实。在真实里，每一个生命个体才会有真正的尊严与平等。老村看到了最最底层的农民的生命的价值，他是想告诉我们：要承认最底层的生命，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而在具体的写作中，老村操守的是“老实”的方式。“老实”，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流，一种流动的生活叙述，正是这个原因，使得《骚土》没有了其他小说惯常的开端、高潮、结尾的叙述模式，也没有时下所谓的文学语言那些华丽的外观。我记得《论语》里有一个故事，记录孔子说他的一个学生，其人“智可以及也，愚不可及也。”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的聪明你能赶得上，但他的老诚敦厚，那种大智若愚你赶不上。老村就是这样的人，小说也是这样的小说。如今人们常将“愚不可及”作为一个贬义词，实际在我们古人那里，“愚不可及”是一个很高的境界。现在的作家们都绞尽脑汁地在叙述技术和叙述语言上争奇斗艳，显示自己的聪明，却少有人像他这样——愚愚地去记述普通生命的真相。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正是这种看似老实的小说，才更接近真实，接近生活本身，接近人的思维与认识的过程。其结果反而是一种更高级和更本质的叙述，而非沉闷的叙述。老村是把文学落实到生活里，落实到我们传统智慧的深处，而不是为了文学而文学。
    云南作家朗生，最近发了一条关于阅读老村《骚土》的微信。他说：“老村的长篇小说《骚土》，体现了某种梦幻性质。在写出该书后的二十几年中，老村一直令人不解地抱怨说，老天为何会选择他，并由他一个人独自完成这部作品。在他看来，写作那部小说不仅超出了他的能力和禀赋，甚而改变了他的命运。对写作对人生，尽管有所准备，可他似乎并没有做过那样的计划和打算。在老村的家乡陕西澄城，我也听他的发小讲过，《骚土》与现实中的老村和澄城，关系都不大。但就是在这部作品中，我们才看到了只可能在我们想象中出现的‘文革’，只能是在我们的梦幻中经历的历史，比现实更透彻，真切。”
    朗生说的，“对写作对人生，尽管有所准备，可他似乎并没有做过那样的计划和打算。”这似乎可理解为，一个作家面对一个题材的那种不能回避的上天机缘。若命运不把你放在哪个位置上，即便你有所准备，仅依靠个人的造化，也很难完成堪称伟大的中国小说。从写作本身说，老村有着很深厚的准备，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大量阅读，使他的小说创作在技术上和传统小说有了血脉联系和传承。朗生所谓的老村的“抱怨”，实则是透露出一个更深刻的文学命题。
    《骚土》的梦幻性质，或者说更大的真实性问题，我以为和老村是以“童眼”或者“童心”看世界、看“文革”有关。老村乃1956年所生，“文革”开始时他刚好十岁。一个十岁孩子看世界的眼光，是带有某种梦幻性的。他和现实的距离，对“文革”残酷的体悟，真切而又不那么具象。这个距离，使得《骚土》在描述“文革”时，反比现实来得更透彻、更有趣，更像真的一样。它给人的阅读感，绝不像那些凭空生造的文学作品那样，让人有什么沉闷的阅读感受。
    整体观之，《骚土》确是一部极为精致的中国小说，正如评论家、学者吴洪森先生所言，“上世界七十年代末，几乎伴随了整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期间，从老前辈到文学青年，都盼望着经典诞生，遗憾的是，经典之作并没有应时出现。如今，我们终于盼到了一部经典之作。这部经典之作，就是老村的《骚土》。”
    《骚土》的奥妙，当今读者，知之者几希？
    二、《骚土》人物分析
    早在1918年12月，周作人就在《新青年》发表了《人的文学》，其核心就是“维护人类尊严的文学”，正如夏志清所言，“可惜的是，成熟的作品并不多，因为当时能够站稳立场，不为流行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作家实在不多。这也够助于说明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起点，那就是，在道德问题的探讨方面，中国现代作家鲜有能够超越其时代背景的思想模式的。” 这也是近百年来文学发展的事实，超越时代和道德的文学——这个有关于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往往在我们的写作中首先被忽视和亵渎了，现代文学如此，当代文学亦如此。
    好的文学，就是应该关注人，关注人性。好的作家，就是应该去书写人的命运。但关注人的命运，仅是档案性的东西，作家要超越的是个人命运本身。要写命运，但要超越命运。《二十一条军规》是写士兵的个人命运，但本质却是超越个人命运的。老村在《骚土》中写个人命运，同时也超越了单纯写一代人的命运。我想，这才是文学应完成的任务。文学是通过人物命运看到生的希望，生的自强，和人生上升的东西。在《骚土》中，郭大害不被枪毙，他的生命在文学上的意义来说是无用的，他死了，却成了有价值的生命。邓连山上吊自杀了，天地间的正气才立起来——以死向生。若人死了，却能让其生——这是文学面对文学人物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你把他写死了，他就死了，无价值。还有哑哑，她虽然受尽凌辱，但最后她出嫁时，却蜕变成“天下第一的美娘娇娃。”老村在《骚土》中让哑哑安葬体面地出嫁，并在离开时“拿水汪汪的眼子，娇狠狠地望了望鄢固村众生”，其暗示的意义，意味无穷。
    在《骚土》中，老村塑造了一群鲜活的人物形象，如大害、哑哑、季工作组、邓连山、庞二臭、黑女等等，个个鲜活异常，足见老村描写人物的功力。郭大害是《骚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大害形象的塑造，老村几乎把我们文学里的几个典型的中国男人身上所包含的性格特征都写进去了。一个男人，若不是像大害这样，你能让一个纯洁的女子在他死去之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他的尸体像对待亲人那样从县城搬运到家乡安葬吗？
    大害在外闯荡十多年，看到了文明世界的一些东西，他把文明世界的这些东西带回到农村，农村似乎也特别能接受这些东西。比如他的仗义疏财，他把父亲给他的金钱拿去照顾比他更穷的人。自己都很潦倒，而父亲给他汇来一百元时，他也毫不犹豫地分给全村乡亲。小说写道：“这下来正如大害说的，与大义等人拟了份困难户名单，将百元的钱款取出来，按每户二元，分散了去。村人见钱，个个眉开眼笑。都说大害是天底下少见的第一好人。”
    大害身上是具有梁山好汉的英雄主义，但在这里，根据刘再复先生《双典批判》中的观点，大害是“建设性的英雄”。水浒梁山上的英雄只是“破坏性的英雄”，两者虽然在行为方式上有相同之处，但本质却截然相反。妙在大害的精神启蒙，竟然也是《水浒传》。“大义不晓从哪里摸来一本《水浒》送与大害，弄得大海神魂颠倒昼夜攻读。一边读一边联想。当初与村中一十二位青年结拜兄弟，头上挂那一张‘结义为仁’的字样极是正确。”其实，最后给大害定死罪的也是大害根据梁山一百零八好汉给自己和兄弟们排座次的名单。
    刘再复先生在《双典批判》中认为，《山海经》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形象性原典。它是中国真正的原形文化，而且是原形的中国英雄文化。《山海经》所呈现的中国原形文化精神是热爱“人”、造福人的文化精神，是婴儿般的极有朴质内心的精神。 以此为参照，刘再复先生认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则是“伪性”。刘再复先生认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其英雄已不是建设性的英雄，而是破坏性的英雄，其生命宗旨，不是造福人，而是不断砍杀人。他们不是要去‘补天’，而是想自己成为天（《三国演义》）或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无法无天（《水浒传》）。他们已失去《山海经》时代的天真，或把天真变质为粗暴与凶狠（如《水浒传》中李逵与武松），或埋葬全部天真与全部正值，完全走向天真天籁的极端反面，耍尽心术、权术与阴谋（《三国演义》）。人的全部智慧，不是用于补天与填海，而是用于杀人于征服。”
    相对于梁山英雄的动辄杀人，大害却表现得很克制，表现出真英雄的一面。他的造反是救人不是杀人，他造反怀有“忍人”之心，不使用暴力。他这种性格的来源并不是没有原因，而是对早年投奔延安的父辈的反叛。我以为，大害与父亲的关系，不仅是大害的心结，而且是《骚土》的核心所在，也是老村书写《骚土》的初衷，即反暴力反强权反独裁。大害对父亲的仇恨，不仅是父亲投奔延安发迹后抛弃结发妻子，导致妻子气死，更深层次的是对暴力的仇恨。大害心怀大悲悯，开仓放粮并时时救人于危难。当朝奉辱骂大害，一帮兄弟要帮他出气时，大害说，“我们一朋人结拜兄弟，不是为了打捶，而是为义气二字。要是乡亲们都怕我们，那说明事情就瞎了。我们成了危害乡里的土匪。”大害不仅不让兄弟们为自己出气，还愿意掏钱补偿朝奉。但对于真正的恶人，大害也毫不客气，比如遇到恶人海堂，大害却“今日洒家且要收拾你这个欺压百姓的狗头！”
    当贺根斗大权在握，带领几个干部私分储备量——人均五十斤小麦后，大家很愤怒，之后又找大害寻求主意。“大害几日来煞费苦心，临了，堂堂正正列出一个人名单来，名义上是借粮，想的却是那智取生辰纲一般的主意。一天夜里，村中男女都来大害窑里。兄弟几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张张狂狂地与乡亲们说话，不是会议却像个会议。直捱到三更时候，一群人随着大害拥蜂而出，直奔生产队粮仓门下。猴子这时候也不用编排，照大害说的，上去三鞋底将一把大锁拍将开来，大伙也不声张，排号次序，由大害赤脚在粮食囤里头，挨门数户，将库存三四千斤小麦，分发下去。”而且，大害敢作敢当，在粮仓留下“人名单子，你借三十，他借五十，填得好好的。”
    “智取生辰纲”本质上对私有财产的暴力掠夺。而大害劫的不是私人财产，也不是搞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在饥荒中，将本是大家的粮食分给大家。而且在手段上并没有使用暴力。更为本质的是，“智取生辰纲”，是将别人的财产变为自己的私产，而大害开仓放粮，也不是将小麦变成自己的私产。
    “真正的英雄必须把握柔与刚、雌与雄、牝与牧的合情合势的关系；作为男性英雄，更应当充分尊重女性，看到自己往往不如女性。这种雌性优胜的哲学，是中国的原形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真正的精华。” 从这个角度看大害，大害更是具有真正英雄的气质。在鄢固村，真正尊重、爱怜哑哑的唯只有大害。
    大害刚回村，第一次见到哑哑，大害“忙取了一把饼，往哑哑手里塞。”大害买糖果给母亲上坟时，见到哑哑，他摸出几块，让哑哑吃。大年初一，朝奉的两个儿子都穿上了新衣裤，唯有哑哑，仍是那身寒寒碜碜的破旧衣服，大害对朝奉重男轻女的思想很是气愤，将自己在矿上舍不得穿的劳动布衣服送给哑哑。对哑哑，大害算是百般呵护。2004年书海出版社出版《骚土》全本，封面是一位父亲形象，老村感慨地说，“他才是佛，他才是启悟我们良心，渡我们走向现代文明，走向未来的大佛。” ——老村将大害当成黄土地最后的真人。
    《骚土》中的哑哑，亦是老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同时，也是《骚土》中的亮点。《骚土》中的哑哑，让我忽然想到陈思和在分析《雷雨》时讲到的周冲。在陈思和先生看来，即便没有周冲，《雷雨》依然是成立的，但是“如果没有周冲，这个作品就会变得非常阴暗，大家只看到一群人都像妖魔鬼怪一样，就像易卜生的戏剧《群鬼》。” 同理，如果《骚土》中没有哑哑，整个《骚土》所呈现出来的，就是闭塞的乡村社会藏污纳垢的污浊的乡村，整个氛围也是相当阴暗、邪恶的。 在陈思和看来，周冲“在一个污七糟八的世界里，他扮演了一个小天使的角色。他是一道光，一道纯净的光。在一个世界里，如果没有这一道纯净的光，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丑陋的世界，是一个永却不复的世界。曹禺实际上是从周冲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不管怎么污秽，不管怎么肮脏，这里么却有一种纯洁的东西。”
    老村《骚土》中所呈现的鄢固村是一个封闭、落后的乡村，生活其间的人亦是浑浑噩噩的人。在小说展开的“公元1966年冬至”到结束的“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冬天某日”，这段日子，正是“文革”横扫中国大地的日子。在鄢固村，县农机站站长季世虎作为县里派到鄢固村搞“文革”的“季工作组”，将平静的山村搞得鸡飞狗跳，拖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混乱中。鄢固村本身也呈现出乡村社会藏污纳垢的一面，无论落魄的乡绅杨元济、流浪汉庞二臭，还是栓娃妈、马翠花，等等，都沉浸在肉欲与吃饱饭的挣扎中，给人以压抑感，甚至绝望感。但因为有了哑哑，才让我们看到了亮光。
    在《骚土》中，哑哑是受凌辱最多的，从小被他大朝奉毒打，长大了依然被打。除了被打，哑哑还被苛于繁重的劳动折磨，经常是家人都睡了，她还在磨巷里推磨。最为可怜的是，不仅从小被打，从小就要像男孩子一样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就是吃饭，也只能吃残羹剩菜，“说哑哑可怜，这才是真可怜处，每到家人用饭毕，她才能吃些锅底剩饭。”她是这样一个苦命的女子，受到的凌辱越多，她的善良就越发光。自大害回乡后，哑哑一直在生活上照顾大害，对大害萌生了单纯的爱恋。《骚土》中最体现哑哑善良的是小说结尾处，当大害被枪毙时，哑哑一个人拉着板车到县城将大害拉回家乡安葬。这样善良的人，才拥有大地的母性。大害死了，有这样的一个有母性的女子把他安葬，大害不正是回归到了母体里面去了吗？这是一个很高级的安排。
    《雷雨》中的亮点是周冲，而《骚土》中的亮点就是哑哑。哑哑受的苦难、伤害最多，但对于无数的伤害，哑哑并没有记恨在心，依然如此地爱着伤害她的人们，我想，这不是愚昧的问题，而是哑哑始终心怀善的缘故。哑哑让一个污浊的世界恢复到了人类善的本性中去了。哑哑也告诉我们，人受再大的罪都应该去善良。而真正好的文学，就是让善良的人更善良，让丑恶的人增加一份敬畏。
    三、文学创作应避免走弯路
    我以为，如果未来以《白鹿原》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小说可以为我们过去时代的文学现实命名的话，而《骚土》则将为其时所取得的文学高度命名。当代文学应该重视《骚土》的文学价值，它已经是一座山峰了，沿着这山峰继续往上攀爬，我们的文学会少走很多弯路，真正回归到文学的本体里。因为从写作技巧来说，《骚土》亦是一部向传统小说致敬的小说，它赓续了传统小说的优点，并且有所发扬。故事是要构造的。我们的明清小说，也正是有了三言两拍这样的靠一个个故事构造的积累，才有了后来的《红楼梦》。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者应该为我们后来的写作者留下故事。我们回头看《山海经》、唐宋传奇、元明清的小说，它不仅很好再现了时下的现实，也为后来的写作者留下多姿多彩的故事。老村的《骚土》，为我们留下了那个特殊时期的故事，也为后来的写作者提供了一系列的故事原型。从叙述来说，《骚土》呈现的一个浑圆式的结构，它是不断地螺旋式地在往前滚，这正是中国传统小说叙述的精华所在。在语言上，《骚土》也很本分，老村将方言俚语、俗语都很好地穿插在小说的叙述中，恰好与明清小说叙述的东西天衣无缝地衔接上了。通过传统叙述方式和古典语言的使用，《骚土》把五六十年代的气息完整、饱满地呈现出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总之，《骚土》巨大的开创性意义，有待我们真正认识。
    批评家李敬泽说，“20世纪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世纪，我们学会了在全球背景下思想、体验和叙述，同时，我们欢乐和痛苦地付出了代价：斩断我们的根，废弃我们的传统，让千百年回荡不息的声音归于沉默。” 而《骚土》的出现，是对20世纪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一个反叛，是一次向优秀文化传统隆重的致礼。
    “中国小说”之于西方小说的优势，从胡兰成到近年的格非、韩少功等作家，都有充分的论述，而且在具体的创作上，北京的老村、上海的金宇澄等都有所斩获。但是，这股趋势目前还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阐释。我们依旧在模仿着西方，在不断华丽的技术世界里亦步亦趋。然而，“不从中华民族的广大深厚的泥土里抽芽舒条，不在汉文明的山河岁月来展开风景为意思，不知感情与智慧的新鲜有可以是永生的，而以个人造化，向西洋借些实存主义的来做意境，离大自然太远了。” 胡兰成说的虽是陶器，但文学创作何尝不是如此。
    林岗先生在给《双典批判》一书的序言《地狱门前的思索》中说，“艺术的水准越高，修辞越加精妙，如果它的基本价值观是与人类的善道有背离的，那它的‘毒性’就越大。就像毒药加了糖丸，喝的人只赏其味，而不知觉毒素随之进入体内。” 而刘再复批判的“双典”，就是被国人称之为四大古典名著中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造反有理”、“情欲有罪”，《三国演义》中的权术阴谋、厚黑学，都是毒害中国人人心的毒素。这两本书“只有气，没有魂；只有情绪，没有信念；只有政治沙场，没有审美秩序。”
    我曾在一篇文章写道：《骚土》里老村亦写了造反，但他却将造反深埋于文本背后，描写手法几乎像一个个“小小的阴谋”一般，将造反者身上和思想里的诸般造反武器，一件件地给予解构分析，一条条地给予嘲弄取笑。最终定位于——只知一味造反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也不可能有出路。所以，老村笔下的造反，和过去历代的都不相同，和当代林林总总描写那个年代造反的作家们亦有着宵壤之别。他不但抛弃了程式化的简单的英雄摹写，更是抛弃了不问青红皂白式的一味颂扬，唯侠士奇人伟人的马首是瞻。老村一上手，便从灵魂深处看透了他们的狭隘和局限，一个个理直气壮的“革命”，私下里实则无一不是打着自己包藏祸心的小算盘。 可见，老村对“造反”是有批判的，即便在写大害造反时，大害的造反也是没有诉诸武力的，是有善在背后作为行为的支撑的。我们在老村的《骚土》中，能见出魂、见出信念，见出人生求真审美的秩序。
    刘再复引用了聂绀弩先生的一个观点，聂绀弩先生说，“《红楼梦》是人书，人的发现的书，是人从人中发现人的书，是人从非人（不被当做人的人）中发现人的书。” 老村的《骚土》承袭的就是《金瓶梅》和《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对人的尊重和发现，将写作的笔触彻底地赋以了生养人的大地和最最底下的生活低层。
    在当下，很多作家的写作，在终极价值的判断上是腐朽和暧昧不明的。老村的书写，恰恰是刘再复先生所言的，对“原形文化” 的坚守。“五四”的激进，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无法厘清“原形文化”和“伪形文化”。 “五四”如此做，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和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今天，我们难道还要愚顽地造伪作秀下去，继续搞那种假大空的东西吗？我们是否可以老实地回到文学的本体里，从从容容地正视《骚土》，理解《骚土》，知晓它真正的精妙，然后承袭《骚土》的探索，将中国小说创作推向一个崭新的层面呢？
    本文注释请参见《南方文坛》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