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班出身与“功夫在诗外”
    与许多文学研究者“大学是学理工的”不同，我是典型的文学科班出身，而且从事的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业。1982至1986年我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之后三年在本校本系师从朱德发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1993年我来到北京，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师从林非研究员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主攻鲁迅研究。1996年我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至今，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稿件的编辑。可以说，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我三十多年工作的主业，也是我学术研究的支点和平台。与许多人一样，科班出身是我的优势，通过坚守我摸清了学科的来龙去脉，然后以“史识”去烛照门径、规范研究、穿透障壁、打捞碎片，从而获得一种整体感、精神性和价值旨归。这可避免非科班出身研究有时所带来的懵懂甚至短路现象。不是吗？林语堂直到大学毕业还对中国传统历史常识非常陌生，因为他受的一直是基督教文化教育，所以第一次从同事那里听到“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惊异和感动得不得了。
    当然，也要承认，非科班出身的文学研究也有其优点，那就是有超出科班出身的“蓦然回首”那一瞥，发现“灯火阑珊处”那个人。就如学农出身的胡适、学医出身的鲁迅和郭沫若，他们研究起文学来别有一番情致。基于此，我就不敢也不愿局限于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樊篱，而是对别的专业和学科充满浓郁的兴趣。
    一是将关注点投向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自己的专业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但我对中国古代和外国文学却颇感兴趣，像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都曾让我流连忘返，还有印度文学、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都让我痴迷过，泰戈尔、纪伯伦、托尔斯泰、布丰、惠特曼、茨威格、欧·亨利、普鲁斯特、果戈理等对我的影响最大。最典型的是熟读《红楼梦》，并搜集了不少研究资料，还写出了《<红楼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另外，发表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的《林语堂与中国古典小说》也代表了我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
    二是喜爱中西文化的各个学科。比较而言，我在中国现当文学专业上所下的功夫是有限的，而是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诗外”，我几乎对各个学科、各门技艺都有投注，只是有深浅、多少之别。从学科上说，宗教、哲学、法学、历史、艺术、武术、围棋、军事、经济、天文、医学、博物等，我都饶有兴味，所以读过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叔本化、卢梭以及现代不少哲人的著述，像《正义论》、《论法的精神》、《论民主》等书籍都曾给我不少启示。以书法为例，自大学时代起，我就对书法理论与实践有一定专攻，用力也最多最勤，后来还曾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发表过《论书法家的深刻孤独》一文。更重要的是，书法艺术对于我的启迪作用，如书法贵正、忌俗、求新、师法自然等理念都令我的文学研究受益匪浅。如我的研究有个核心概念是“天地之道”，它有助于克服中国近现代以来“人的文学”观的局限，这是因为周作人以“人的文学”和“非人的文学”进行划界，来简单衡量文学优劣。所以，我提出“人道”与“天道”的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辩证统一，这不能不说与我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书论”的借鉴有关。另如太极功夫、围棋思维中的动静、阴阳、刚柔都使我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于是我提出林语堂的“柔性哲学”和“女性美学”，也提出作家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关键点：最好的作品虽离不开预设，但往往都不是完全按预期完成的，而是在预想中又有意外创造，尤其是神来之笔更是在创作过程中实现的，这就是太极功夫神出鬼没的发力点，也可称之为围棋手谈中的“鬼手”，这往往是作家和学者本人意想不到的创造。再有，作为“军迷”和孙子兵法的拥趸者，我曾将南海布局与围棋思想、中国书法章法相联系，并由此透视文学研究的结构方式。还有，我曾在《中国社会导刊》2006年第20期发表《中国梦想的文化支撑》，畅谈“中国梦”的文化软实力问题。如果没有超出“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域，那是不可能的。反过来，从“中国梦”角度反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即可发现：其最大的弊端之一是过于强调“现实主义”，缺乏理想性、梦想性和神秘感。近年来，我又专注于博物学研讨，对“物性”极为重视。我发现，在中国新文学“人的文学”观念底下，“物”是不被重视的，甚至成为可有可无的内容。其实，这是错误的，是人的自大狂所致的认知误区。因为从根本上讲，人虽有伟大的创造性和智力，但也只是天地自然中的一份子，他不可能代替丰富多彩的天地万物。基于此，我在《东吴学术》2014年第3期发表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多维世界：以散文为中心——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演讲》，提出作家创作要注重“物性”描写，学术研究要给中国新文学的物性书写及其博物作家以足够的关注和评价，并以郁达夫、陈从周、叶灵风、周建人、黄裳等人为例，说明只以“人的文学”观对其进行评价是一种误读，而应进入到“物性”的解读中。总之，试图将各个学科打通，进入中西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就会超出过于“专业”的局限，获得更大的视域和智慧。2007年我出版的《林语堂与中国文化》一书就是在这一观念指导下完成的。
    三是生活、人生和生命的投入。现在的学术研究最大的局限是工具理性，尤其是世俗地将之视为生存之道、晋升阶梯，于是不少研究者东拼西凑、抄袭现象严重，即便如此他们仍感到压力重重、苦不堪言、身心疲惫。何以故？没有研究的兴趣和功利主义至上所致。我的文学研究充满着生活意趣、人生感悟、生命的悲欣，是一种极有意义的快乐活动。如果将研究与写作看成我人生中的一种自我表达亦无不可。我一直认为，学术创新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内外双修和水到渠成后“流”出来的，是生活、人生和生命的“花开”与“绽放”。我出身农村，童年饱受生活磨砺，少年丧母为我的人生蒙上了阴沉的暗影，数次高考落榜又可谓是雪上加霜。2002年后的十年，是我人生的火焰山，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相继去世，他们都不满50岁。随后，家父亦与世长辞。所有这些长期以来都成为我“悲观”的依据。读林语堂的作品，我读出了欢笑底下的“悲情”，也知道了“悲剧”中的喜剧意味，那是林语堂用欢快、幽默消解“悲剧”的努力与智慧。还有冰心翻译的纪伯伦的《泪与笑》，都是对于“悲剧”超越性智慧的显现。由此，我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内容：不少学者认为林语堂和冰心太快乐、格调不高、器量太小，是由于没有“悲剧感”。而我认为，恰好相反，正因为他们知道人生的本质悲剧性，所以才能以欢快与喜乐进行消解，从而达到一种人生的醒悟和超越。这是我将生活、人生、生命融入研究的典型例子。其实，西方学术在强调理性的同时，最大的局限是将学术与人生、生命分开，过于强调“学科性”和“专业性”，而忽略了“学术与人生”的辩证统一。这在中国学术中正相反：学术是为人生的，没有对于人生的彻悟与智慧，是不可能做好学问的。孔子讲“游于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强调“思接千载”，陆机在《文赋》中说“精骛八极”，讲的都是超出“自我”的小天地，进入更为广大和自由的世界。学术亦然，一个没有生活、人生过于简单、生命苍白的人，尤其是没有独特的人生观、生命观、价值观，他是不可能摸到学术的底牌，深得学术研究之神髓的。
    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其内容和视域是有限的，如无多学科知识，没有天地万物作支撑，没有对于自身生活、人生和生命的融注，要创新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写出感动人心的作品。胡适曾说：“所以要博学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致其知而后读’。”对此，古人张载说得最为透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真正的学术研究就是人生天地间的一次自我生命的“淬火”。
    二、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
    从学术成果来说，至今我已出版15部学术著作，编著出版各种散文和文化选本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说著述等身也不为过。不过，严格意义上说，我的主业不是学者，而是编辑，从1996年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至今正好20年。记得刚进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时，这里对于我们的要求就是“学者型编辑”，于是乎我就将“编辑”和“学术”相结合。换言之，我称自己是“编辑型学者”也未尝不可。
    在此，我不谈在“学者型编辑”中，作为“学术”对于“编辑”的重要性；只谈在“编辑型学者”中，“编辑工作”对于“学术研究”的作用。众所周知，对于大多数编辑来说，想成为学者是较为困难的，这除了编辑工作的繁忙与琐碎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编辑的“眼高手低”。一般学者在骨子里都瞧不起编辑，尽管编辑夜以继日为学者作“嫁衣裳”，所以就形成这样的怪现象：一提起“编辑”，人们往往会想起《编辑部的故事》，即那些不可理喻的人；一谈到“编审”，不少人就认为是“编辑”+“审稿”。这也是为什么评正高职称“编审”时，不少人认为与“教授”和“研究员”比，它的含金量是较低的。但是，在我看来，编辑工作对于我的学术研究意义重大，是不能不详谈的。
    一是编辑“眼高”，对于学术研究就具有了较强的辨别力和透视力。古人有言：“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20年的编辑生涯，我到底读过多少作者的稿子，可谓无以计数，尤其在编辑《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过程中，过眼的文章更是山丰海富。通过阅读他人文章，尤其是第一时间读到知名学者的优秀之作，久而久之，对于学界研究状况、学术热点、学者水平、学术发展以及学术困境，都慢慢有所了解。换言之，通过海量的大浪淘沙式的阅读，作为编辑的心中就有了一杆秤，一双鉴别文章优劣高下的“慧眼”。而用这种眼光来审视学术，寻找自己的研究课题，也就有穿云驾雾之感，避免了时下学术研究的重复性和伪命题研究。以我的散文研究为例，这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尤其与小说、诗歌、戏剧文体相比更是如此。然而，散文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如称颂中国古代有“诗国”和“文章大国”，但没有说是“小说之国”的，所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另外，散文无现成的研究理论可以凭借，更多的是靠经历、修为、常识和创新性，所以更有深入研究之价值。还有，“散文易写而难工”，这个“难”更具挑战性。基于此，我多年在散文领域深耕细作，不断挖掘自己的富矿，比起不少研究者挤进小说、诗歌队伍做重复性劳动，不能不说是一种学识吧？我认为，学术研究的选题至为重要，有了有价值的选题也就成功了一半！事实上，当下中国学术研究对象存在着高度雷同、跟风、重复的状况，缺乏有个性的个人研究。
    二是编辑的“时间”宝贵，这有助于养成惜时如金的习惯，以便更有效发挥学术研究的潜质。在学术研究中有一个悖论：时间充裕者往往成果很少，甚至不出成果；时间紧迫者却又成果累累。对于一般人包括我的亲朋好友，他们往往很难理解我的编辑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中国社会科学》是月刊，每月都要发稿，且所发稿件都要几易其稿，上稿程序繁复；《中国社会科学报》是日报，每天都要约稿、编稿、审稿，我负责六个版面的三审工作；《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是月刊，每月都要选稿，从全国几千种刊物中优中选优，这是一项披沙拣金的工作；《中国文学批评》是季刊，我也负有约稿、编稿的重任；还有《中国社会科学》的外文版、内部文稿的工作，有时也要我参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责编，我要校对在所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而且是前后校对三遍，决不能出错。另外，我们采取五日坐班打卡制度已经五年，每天从家里到单位往返需要三小时。这还不包括单位内外召开的各种会议。如从时间上说，超负荷的编辑工作最不利于从事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我常羡慕研究所那些不坐班的学者。但从另一角度看，繁忙的编辑工作又逼着我从牙缝里挤时间，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比如，我没有节假日，来京20多年甚至还没去过长城；又如，在往返家与单位的数小时内，不论是坐车还是步行，我都没把时间浪费掉，而是用来思考问题，许多文章的腹稿都是这样形成的；再如，现在我创出一种立体式思维方法，不是“一脑一用”，而是“一脑多用”，在编辑过程中常会生发出自己研究的问题和新意，在做一项工作时还可兼做另一项；还有，运用交互映照式的研究法，自己往往同时进行几篇文章的构思与写作，而非进行孤立、线性、间断的研究。编辑工作于我颇像坐在一高一低的跷跷板上，失去不少时间，但又用别一方式找回，这包括惜时如金、发挥潜能、调动持续不断的研究热情，从而将劣势化为优势。
    三是编辑的“品质”会发光，它能点燃和照亮学术的长远之路，至少可为学术研究镀金。编辑工作默默无闻，但需要耐心、恒心、认真和奉献精神，这会直接成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源，因为学术从本质上也是如此，没有“甘坐十年板凳冷”的精神，没有甘于奉献的品质，要做好学术是不可能的。以恒心和耐心为例，编辑工作面对不同水平、堆积如山的稿件，需要一篇一篇阅读，一条一条提出修改意见，一封一封书信与作者进行交流，一字一句地编辑和校对，这颇似打没有止境的人生地道，更多时间需要在孤独甚至黑暗中前行。在学术研究包括文章的表达过程中也是如此，由原来的一个“空屏”，经过累日或数月努力，最后变成厚实的研究成果，其中的耐心与恒心可想而知！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常感恩于编辑工作，是长年累月锻造的耐心与恒心才使我有异于常人，甚至有别于纯粹的学人，完成那么多研究成果。这是因为单纯的学者完全有充裕时间慢慢研究和表达，而作为编辑则不可能，我必须在最短时间、更有力有效地做好某一研究，这既是一项体能消耗战，更是对耐心与恒心的考验。再如认真态度，有时我开玩笑说，做编辑久了，你让他“不认真”就不可能，因为职业训练已成习惯。而认真的精神对于我的学术研究至为重要：对于资料的重视、言之成理有据、不能出现常识性错误、对于硬伤尤其是文句不通的敏感等，所有这些都会让我对文章反复推敲打磨，唯恐“大意失了荆州”。还有，编辑工作所养成的学术规范也有助于学术研究的谨严。现在不少文章不懂和不讲学术规范，其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是一篇文章无前期研究成果说明，更不能为自己的研究确立一个基点，而是随意写开去，到后来也不知道它有何创新？作为编辑，他必须明白一项研究的前提、起点、进程、依据、逻辑和结论，而将之用于自己的研究也就一目了然了。比如，我在研究散文文体时，就受益于编辑的学术规范。一般而言，人们对于“散文诗”的概念并不陌生，但我认为还有一种文体不可忽略，那就是“诗的散文”。于是，我对这两个极相近又易含糊的概念进行了区分，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最后是文章的表达问题。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的文风，那就是平实、简洁、有力、重视理论高度，最忌讳西方式的欧化句和文风，也反对没依据的感想和漫谈。这对文学研究也有帮助。多年来，我的学术研究一直坚持这样的文风，努力做到深入浅出，决不云里雾罩，更不去“海客谈瀛州”，而是将句子拉短，直截了当地进行表达，力求做到删繁就简。
    四是编辑成为“正业”，学术研究成为“副业”，这为我卸下包袱，可以更自由、自主地进行研究。当下，以学术研究为正业的学人，不得不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申报和完成课题、参加评奖和职称评定，甚至别人会以各种理由说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因为文章不合所谓的学术规范。于是，学者忙于应付，甚至非要在文中加上一大堆引文和注释，不会英文也要牵强抄引，没读过的著述也要列在参考文献中，诸如此类必然导致学术的异化。因为我是个编辑，不是学术的正规军，而是学术的“游击队”，这无形给我减了压、瘦了身，我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进行学术研究。我可以不为申报课题，去做自己不愿做的研究；我也无须填写繁复的表格应付各种学术考评；我甚至很少参加评奖，因为获奖是需要做太多“无用”功的；至于文章该怎么写，我也可以不管别人怎么看，完全按自己的愿望自由表达。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研究不跟风，也无“急就草”之弊，更没成为八股文，这都是编辑工作给我带来的“腾挪”空间，也是“因祸得福”之处。试想，在没有学术压力的情况下，从事自己喜爱的学术研究，不亦快哉！
    三、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
    20世纪九十年代，曾兴起关于“作家学者化”的热烈讨论。这是因为不少作家知识贫乏，缺乏思想力量，因此也很难有深刻的创作。今天，学术界另一现象变得愈加突出，即不少文学研究变成生产，有的甚至失去了文学性和审美性，于是概念兜售、强制阐释、理论堆砌令人不忍卒读。多年来，我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尤以散文写作为主。当然，对比学术研究，散文写作是“副业”，我更将之当成是一种练笔，这样不至于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变得枯燥乏味。尽管我每年写的散文并不多，但它对学术研究功莫大焉！
    首先，增加了感性力量。散文写作的感觉非常重要，它能在眼、耳、鼻、舌、身，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作用下，达到某种新的理解。还有，在这“五觉”之外的第六感官亦非常重要，这是难以言说的感觉世界。通过散文创作可使自己的感觉更灵敏，而将之运用于学术研究，也就变得“如虎添翼”了。以郁达夫的《故都的秋》一文为例，以往我们进行理性研究，总在苦思冥想其中包含怎样的现代性和“人的文学”观念，结果很难奏效；然而，敏锐的感觉使我在阅读此文时有一种新意，即郁达夫对“物”非常敏感，写得也非常到位和美妙，于是让我从“物性”的角度看待这个作品。这也触发了我阅读欧阳修《秋声赋》的感受，那种对于人“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的诘问，实际上是深切体悟到“物性”的骨里的。由此，联系到郁达夫游记尤其是闽地游记的优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故都的秋》主要不是写人，更不是阐释现代性，而是通过“物”之变幻来感悟生命之易逝的。一个作家写“人”容易，但写好“物”是很难的。衡量一个作家的水平，要打破近现代以来唯“人”是从、唯“现代性”是从的观念，而要注意其是否了解和能否写好自然万物，并从中悟道。还有，对于余光中散文的认识，我的阅读感觉是其贵族心过重，一篇篇读下去，确实印证了我的感觉。像借钱的境界、对于女儿男友的态度、我是余光中的秘书等都可作如是观。这在我那篇《余光中散文的贵族化倾向》（《中国散文评论》2008年第1期）中都细致的分析。另外，对于鲁迅《野草》的《复仇》（二）中所说的，“痛得柔和”、“痛得舒服”，如果站在理性角度讲很难说得通，更难以理解。但通过感觉会通，就比较容易解释了。所以，在研究中，我曾从感觉的会通角度来理解，即将“痛感”变成了一种审美感受了。这就好像我们常说的“用耳朵看”，“用眼睛听”，这是听觉与视觉的会通，因为一个失去视觉的人，其耳朵往往变得更敏锐，“看”得也更真切，这在黑暗中表现得更突出。反之亦然。
    其次，使性灵更加丰沛活跃。中国古人最讲“性灵”二字，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第三”中有言：“性灵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钟嵘在《诗品》的《晋步兵阮籍》中亦说：“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袁中郎在《小修诗叙》中则表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其实，这个“性灵”最难把握，也更难产生。所以，不少学者往往越研究就越没了这股儿灵气，文章也就越来越死。从这一点出发，我希望通过散文等创作增添点儿灵光，这既包括选题，也包括观点创新，还包括行文运思，总之，是想在呆板死气的研究文章中注入一缕阳光，从而将研究对象照亮。这就好像一堆干柴，只有当被点燃并产生迷人的光焰时，它才能成为一首诗。我在散文集《天地人心》中有一小文，题目是《说“不知”之益》，谈的是“知”与“不知”的关系。其结论是：“‘知’固然重要，它是人类摆脱愚昧和黑暗、走向明理与智慧的必由之路，但‘不知’也不可忽略，它是人类保持本真和美感，与天地自然融洽和谐，确立自己结实的位置和立足点的前提。现代文化和现代人生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不能只看到冰山在水面上显露的‘知’之一角，还应思考其潜隐于水下更大的‘不知’部分的价值和意义，而后者往往极容易被忽视，甚至成为人类文化的一大盲点。”这种对于“不知”之益的灵感促使我在文学研究中获得了一个新的“支点”，即不只是看作家作品对于“知”的部分，还要注意其“不知”之处。换言之，当一个作家自认为无所不知时，那是最大的无知；当一个作家怀揣一种谦卑，并在作品中营造一个更大的“不知”场域，他一定是个智者，有着更为神秘的博大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作家多是没有神秘感的，还有不少自大狂，作品也是较为浅薄，缺乏天地之道和宗教情怀。在文章表述上，我尽量摆脱时下文章的八股气，而以“性灵”作为内驱力。如谈“大文化散文”不足时，我用“思想之累与心灵之蔽”来概括：“如果深刻的思想没有智慧的光芒照亮，那么这种思想也是不明晰的，作家与读者也会眩晕于思想的深刻之中。因为思想不是最高的也不是目的，而明亮的智慧才是最重要的。思想很有点像天空的乌云，它翻涌滚动、复杂纠葛，它凌驾于大地之上，似给人以深刻之感，但殊不知在乌云之上那一片自高天而来的明媚阳光才是智慧的，它往往不会让人感到深重、纠葛、缠绕，而是通透明朗。这也好似打地道一样，一般人总以为洞打得越深，思想就越深刻，殊不知世界、宇宙、人生和生命的地道是无止境的，它永远也不可能被真正打通。相反，洞越深越容易迷失自我。”（《困惑与迷失——论当前中国散文的文化选择》，《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哲人叔本华、尼采最后被思想缠绕，以至于思想和内心分裂的重要原因。从以上文字可见，我为文不愿罗列各种概念，也不相信理性力量之万能，而坚信“太阳升起，请将蜡烛熄灭”这句话，因为理性、思想（包括深刻的思想）如果离开智慧，是很容易走极端和犯错的。
    再次，心灵的力量难以言喻。与西方学者重视理性思维不同，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学人特别推崇“心灵”，所以林语堂讲，他既有西方人的“大脑”，又有中国人的“心”。中国文化是一个“心海”，一个书生可能毫无社会经验，也缺乏西方人严密的思理，但能做到“袖里乾坤”，即“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也是为什么诸葛亮在躬耕南亩时，却心知天下的重要原因。中国先哲不重思理，见到大海而知“有容乃大”、“百川归海”、“韬光隐晦”，也是因为心灵的作用。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与“心胸”、“肚子”有关的词语特别多，如胸有成竹、心有灵犀、宰相肚里能盛船、心心相印、腹有诗书气自华、高者在腹、心比天高、心灵手巧、爽心悦目、惊心动魄，等等。有了“心”，才会有情感、灵感、想象力、创造性，才会有意外之得。而散文创作最益于养“心”，最益于心灵的表达。这也是为什么梁启超的文章重“情”有“心”，即便是学术文章也能“情”动“意”走、使“心灵”开花。梁启超曾给冰心写过这样一幅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没有“心灵”的伟力，他不可能达到如此境界。曾看到台湾作家张晓风写过一篇散文《米泉》，在极短小的百字文里，可见其心灵的力量。文章内容如下：“白居易的诗里有‘米泉之精’的字句，‘米泉’指的是酒。用‘米泉’称酒，真是差不多有一种现代诗的美感了！酿酒的应该是最神奇的魔术家，酿者真的在从事一种比炼金术还奇异的法术。‘米泉’那两个字用得太好，仿佛从米上凿了一眼泉，而酒，就欣然地涌跃出来，涌成甘醴。有时候不必去读一首诗，单读一个酒的绰号，已令人心驰。”好一个“令人心驰”，这篇精美短文是关于“心灵”的故事，是一个与情感、梦幻、诗意相联系的发现，它一下子会激起一个人的心灵的飞翔。这也是我要将“心灵”注入研究的重要原因。在《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心灵”的维度是我研究的一个重要透视点：在分析“诗的散文”一章中，用“心灵的抒情”进行观照；在谈“随笔”时，用“飞逸的思絮”进行阐释；在研讨“书话”时，用“心灵的感知”。这就容易克服散文研究尤其是散文文体研究的呆板与机械，尤其避免了进入“用西方理论话语解释中国美文”的局限。如我这样研讨张炜的“书话”：“如果说张炜夜读鲁迅的‘书话’偏重于思想解剖，有着相当的理性色彩、启蒙意识和强烈的褒贬情怀，那么《心仪》则是另一种风格：平明通达、从容自若、细腻感性、多彩多姿。但是，在‘心灵感知’这一点上，两类书话又是一致的。”“基于此，不同作家不同作品有着不同的性格和气质，张炜于是用自己心灵的‘多棱镜’折射他们的五光十色，于是《心仪》就成了作家光影纷呈、色彩绚烂的迷人世界。这里有普鲁斯特的伟大纯粹、叶芝的深厚情韵、哈代的神秘迷人、卡夫卡的完整简洁、茨威格的雅俗共赏、莱蒙托夫的新鲜感、川端康成的敏感细腻、雨果的生命之光、帕斯捷尔纳克的奇异灵性、列夫·托尔斯泰的真诚伟大，等等。”“张炜书话的思想、感情、感觉等是全部灌入的，这在他解读的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里可以看得出来。张炜这种全身心地投入，犹如将自己赤身裸体投入大海一样，是属于不假修饰、无所保留、坦荡自然的一类。正因为如此，张炜书话才能画出作家作品的‘神韵’，并透出气韵和灵光。”其实，我的研究也是全身心投入的，是生命枝头的昂扬与绽放，是与研究对象一同成长的一个过程。与许多研究者不读作品、不重审美欣赏，而直接用概念、先入之见进行逻辑推演不同，我是细读和精读每一部作品，让自己的生命与作家作品的生命汇通，然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再用生命形式表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常能感到“心灵”在研究中的神奇与美妙。需要补充的是，以“心”为灯，我还提出了“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散文观，（《形不散—神不散—心散——我的散文观及对当下散文的批评》，《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这是对长期以来“形散、神不散”散文观的突破和超越。
    尼采曾提到“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两个概念。我的人生与学术之路常让我有这样的感觉：理性为经，感性为纬，“酒神精神”常将“日神精神”撑得鼓动起来，当然这种“酒神精神”并不如尼采那样的迷醉，而是处于“微醺”状态。至今我仍不知道“我是谁”？我到底是走在“正途”还是“异路”上？如果说，我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但兴趣却非常广泛，对所有学科与知识都着迷；我的主业是编辑，但在研究上却比很多专业学者都用功，也有兴趣；我的研究领域很广、注重中观和宏观研究，但又喜欢专门化和精细化探究，有时甚至进入微雕的内部；我的研究成果远多于创作，但又总觉得在散文写作上更有天赋，也更有我实现感；我崇尚老庄文化，尤其是它的超然与逍遥精神令我神往，但对于儒家文化、西方逻辑又颇感兴味，对于西方的晦涩难解之作，我常逐字逐句诵读和欣赏，哪怕读不懂也没关系。因此，我常在“正途”与“歧路”上转换和穿行，甚至有时有意让自己“迷失”，但或许这正是我学术人生的根本和关键所在：在“确定”中有“不确定”，而在“不确定”中又有“确定性”。只是在这二者之间，我常保持一种平衡，一种让自己感觉正好、非常舒服的“中和”状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