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本小书，历经海峡两岸暨港澳的繁体字和简体字版之后，竟然又要再版了。意外之余，也不无好奇：难道还有新一代的读者愿意看？他/她们看这本书“居心何在”？而我呢，是否应该对书中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有所交代？最重要的是：我2004年从哈佛大学提前退休，返回香港任教，至今也有12年了，哈佛当然变了很多，我的这本书是否过时了？于是我不得不翻看此书的前言和结语（刚好写于2004年年底），觉得有一个大缺陷，如今已无法补救：这本书本来就是为一般读者而写，所以学术深度明显不足。但如今也无从着手，否则得写一本学术性的自传，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目前我已无能为力。只好利用这个机会再做一次“自我检查”和反省。
    我自认这本书的第一部（“在哈佛求学的日子”）比第二部（“在哈佛教学的日子”）好看，因为前者或多或少描写了我知识上的心路历程，自认为并不过时；而后者如今读来更令我汗颜。但是我觉得我也对得起哈佛同事对我的眷顾，虽然我提早退休（这在哈佛几乎是离经叛道的事），但我的继任者王德威教授绝对比我优秀，近十年来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也改变了中外学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不再以西方理论为圭臬（虽然他的训练本来就是比较文学和理论），而是重新厘清中国古今文学的理论传统，并以之和西方理论相参照。我不但为他感到骄傲，而且也为哈佛深庆得人。最近我接触到他训练出来的几位高材生，更觉他们才华出众。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此学术研究才能进步。如今，哈佛的中国文学研究绝对是美国学界首屈一指的。我自认离开这个领域的决定是对的，因为我的贡献也只能到此为止，何况后继有人。
    然而，近年来在香港，我于教学经验上也颇有所得，逐渐开拓了另一个学术领域：以比较文化和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跨学科的人文题目。虽不深入，但也自得其乐，也令我更珍惜当年在哈佛的经验。书中提过，我的“狐狸型”学问大多是在旁听的课中培养出来的。值得欣慰的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也训练出几位高材生（大多来自内地），其中也有人申请到哈佛做访问学者或学生，我再三提醒他们要多旁听其他学科的课，而不必只做专业研究。哈佛的优点正在于此，它的科系繁杂，五花八门的课和各种学术演讲和座谈，数不胜数，这些学术“盛宴”，任何去哈佛的人（包括游客）都不可错过。我如果年轻30岁，必会返回哈佛做旁听生。
    由此思之，我认为哈佛的长处就在于它兼容并包，各路英雄豪杰来此齐聚一堂，切磋各种学问，使它变成一个学问和知识的大荟萃。有时也乱成一团，但毫无“管理”的痕迹。这才是第一流大学的本色，几乎和当今香港的大学所标榜的企业管理制度背道而驰。也许，我离开十多年后，可能哈佛也“企业化”了，然而从校方寄来的刊物报道中，我还是看到不少令我兴奋的消息。总之，哈佛还是值得去的，特别是做短期的访问。那么，做长期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又如何？据闻，每年申请哈佛的中国学生多如过江之鲫，而哈佛校园中也到处是黄面孔，到处都能听到普通话，更有不少富家贵人子弟进入哈佛校园。我对于这个现象的反应相当矛盾：一方面我为哈佛庆幸，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是任何好大学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也不禁为哈佛和中国的下一代担忧，到底有多少中国学生是真正为求学而来，而不是为了“镀金”？
    我在哈佛任教时，已经看到一个令我不悦的现象：查理士河彼岸的商学院和肯尼迪行政学院，特别是后者，每年招收了大批各国官员来“受训”，亚洲地区的尤其多。这种“短期训练”，美其名曰“留学”，其实和学术无关，而更近于“公关”。我曾为此和一位知名的哈佛学者争论，因为他为这种短期训练班沾沾自喜，认为哈佛的影响遍及全世界，各国政府和商界都有“哈佛人”。我的一位哈佛学生曾经戏称肯尼迪学院是一个“派对学院”，几乎每天开派对，好让各国要员拉关系。他也许言之过激，但也不无道理。至少，在“彼岸”受训的官员学生，本来就和“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其他研究中心每年经过严格遴选后请来的学者和学生，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也许，全球资本化以后的大学本身也已经变了质。如果属实，哈佛也不过浪得虚名，不值得去了，至少芝加哥大学的严肃学术气氛要好得多。也许这是我的偏见。总而言之，我希望各位学子，特别是本科生，不要因哈佛之名而去申请。据闻，中国内地的父母亲望子女成龙成凤，拼命要把孩子送到哈佛。我认为大可不必，还不如申请到学生较少但同样是第一流的小大学，即所谓的“Liberal Arts Colleges”，毕业后再申请到哈佛也不迟。但是到了那个阶段，哈佛就不见得是唯一的选择了。
    我在书中的第一部分提过，我申请到哈佛读中国历史纯属偶然，进入这个学术殿堂之后才逐渐从名师学习，领悟到所谓“汉学研究”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指导老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是一个学识广博的大师，他一向不分古今中外，所有的人文学问，都在他的视野之中，能够做他的学生是我的福气。至今还有不少我的学生对我说，我在课堂上的作风，和一般教授不同，似乎不讲“专业”而故意天马行空，作各种比较。这当然得自先师的教诲。然而严格说来，史华慈并不是一位汉学家，而是一位跨学科的人文学者，如今他这类的学者也逐渐凋零了，甚至后继无人。
    除了史华慈之外，我当年尊重的几位同事，如考古学家张光直、古典小说专家韩南（Patrick Hanan, 我写《韩南教授的治学和为人》一文时，他尚健在）和中国近代史学者孔飞力（Philip Kuhn），皆已作古，令我不禁感到岁月无情。每当忆及和他们相处的情景，我总是唏嘘不已。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只顾及谈自己的教学经验，却对我任教的东亚语言和文化系的同事着墨不多。每在报章杂志或学术型刊物上读到他们的报道和论文，都羡慕不已。尤其是我一向敬重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他是一位罕见的奇才，近年来终于在中国大为走红，乃实至名归。还有刚退休的荷兰学者伊维德（Wilt Idema），稍后请到的李惠仪和田晓菲（宇文的夫人）等，加上王德威，至少在中国文学方面，可谓阵容鼎盛。
    哈佛的中国研究由来已久，它的基础是汉学，而不是当代中国研究。近年来，《邓小平传》的作者傅高义（Ezra Vogel）和研究“文革”的马若德（Roderick MacFarguhar）大出风头，使得不少中国学生以为哈佛的费正清中心才是独领风骚的学术重地。其实不然。从传统汉学的立场来看，做现当代“中国窥视”（China-watching）的都不是学问。妙的是先师史华慈也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人物，他早期的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至今早已成为经典。他不时写几篇评论当代中国政治的文章，见解独到，我在书中《史华慈教授》一章中略略提过。他不是当代政治的应声虫，而是真正的尊敬中国传统，把当代中国作为引领到传统的一条路。他可以从研究中共到研究严复的翻译，又从严复回到先秦百家，三本书的面貌完全不同，合在一起读，才可以“窥视”到他学问的渊博。
    我之所以再三提到我的老师史华慈，恰是因为在这个专业挂帅的时代，他所代表的学问已经变成“绝学”了。全球化席卷各国之后，年轻一代的学者大多不谈传统，只谈理论，而当今西方的文化理论却把传统批得一文不值，影响所及，几乎所有的古典学系，都乏人问津。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我如今却处处为传统辩护，甚至和西方文化理论“对着干”，故意提倡传统和历史的渊源，包括革命的传统。看起来十分“保守”，但是我坚信没有历史的反思，就不配做人文学者。这个看法，当然也来自史华慈。
    由此我爱屋及乌，最近变本加厉，对民国时期的几位国学大师产生由衷的尊敬。在本书的《结语》中我提到吴宓，却忘了提吴宓最佩服的陈寅恪。我们都知道，吴宓和梅光迪以及稍后的梁实秋，都师从同一个老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然而陈寅恪在哈佛的老师是谁？他念的是什么专业？为什么如此受吴宓的尊重？还有另一位哈佛同学汤用彤，也就是我在书中提到的史华慈上课时随手带到课堂的那本书——《魏晋玄学论稿》的作者。原来，陈寅恪和汤用彤念的都是至今看来十分冷门的学问：他们师从一位名叫蓝曼（Charles H. Lanman）的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陈曾在柏林大学就读，转到哈佛来的目的就是攻读梵文。可见当年的哈佛风貌，现在看来似乎保守（白璧德是学衡派的祖师爷），然而至今却几乎已成绝学。我任教时期的哈佛是否有梵文和巴利文？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有满文和蒙文课程。我依稀记得那位教蒙古史和蒙文的教授柯立夫（Francis Cleaves），如今也早已作古了。
    这些前辈学者来哈佛求学，和我懵懵懂懂的方式大不相同。他们的学术成就，也非我这一辈所可比拟。我在书中几乎绝口不谈他们的贡献，现在想故意拉上一点关系，也不可能，只好在此向他们致敬。哈佛校园内有一个中国留学生送给母校的石碑，但碑上的人名早已抹灭，不知是否刻有这些名人的名字。1919年陈寅恪初入哈佛，还有一个哈佛的好友俞大维，二人是室友，住在麻省大道1134号，而俞大维首先注意到蓝曼，并介绍陈寅恪和汤用彤随蓝曼学习。这一段历史，是我偶尔从一本最近出版的书——陈怀宇的《在西方发现陈寅恪》（香港：三联书店，2015年，第27页）——中发现的，感觉弥足珍贵，特志于此。为什么这本书令我倍感亲切？因为当年我几乎每天都在麻省大道上行走。这是一条横贯剑桥的大街，除上述诸人外，同一时期在哈佛念书的还有林语堂、张歆海、顾泰来、韦卓民，加上次年入学的李济，真是人才济济，我在本书中完全没提到，只说见过赵元任先生。我还从另一位先师杨联陞教授的课堂上读到陈寅恪的著作，当时毫无印象，半个世纪后才发现杨先生当然认识陈寅恪。早期民国时代的学术圈子，出了不少大师。原来不少都是哈佛的前辈，我不过是步他们的足迹而已。我用“足迹”两字，只能作“实解”：一百年前他们走过的那几条剑桥的街道，我都走过，而且我住的一间公寓，竟然和陈寅恪住过的另一间公寓仅有数步之遥。这当然是巧合，然而上一代的“人杰”，才使得剑桥这个小城其地也灵。我真想做个游客，再回剑桥重蹈一次。
    走笔至此，也该打住了。哈佛带给我无穷的回忆，我曾在此求学，逐渐领悟到“学海无边”；我也曾在此任教，真正感受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这句名言的真谛；我更在此成家立业——立业后再成家：2000年的中秋节和李子玉在剑桥的市政厅结婚。这一切都成了温馨的回忆。然而，不知何故，近几个月来我时常梦见回到哈佛，但已经不知身在何处；在梦中，我是个过客，是来“补课”的，竟然找不到教室和授课的时间，惊恐万分，然后醒觉。这类梦显然是哈佛岁月的压力的回响，似乎也象征当下自己的一种焦虑心情：人到老年才知学问之不足，于是非但当年的傲气一扫而空，而且还恐惧回到哈佛没有人听我的课！也许，这才是我内心深处的哈佛经验。
    2016年9月20日，于香港九龙塘
    （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