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有两个人物，至今一直被中国读者和作家视为永垂不朽。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张爱玲。我却自始至终只愿意承认前者：鲁迅。鲁迅从散文、随笔、杂文到小说，独树一帜，成就斐然，世人共睹。张爱玲呢——我知道，在中国读者群乃至文坛、学术界的张迷，可谓浩浩荡荡，他们对张崇拜之情到了极点，男性痴其幽微诡异、“浑身的雌性气息”乃至不可一世的冷傲，女性呢，除此之外，尤迷其绵密无比的、女人家的絮叨，我把这种饶有趣味、淋漓尽致地讲是非的叙述称为“张氏的闺房式述说”。从《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倾城之恋》到《金锁记》、《十八春》《小团圆》，张爱玲的“闺房叙述”真是万分迷人，甚至她把国人勾心斗角的算计、刻薄描写到了极致，才情超凡。她似乎自始至终浸染在这种孤傲、刻薄而隐秘的才情里，颇具诡异和幽微之光。她的这种光芒被无数倍地放大，而后成为才子心仪的镜中人、佳人效仿的楷模。甚至，几十年来，不少女作家的穿衣打扮神貌雕琢都以张氏为典范。张爱玲魅力巨大，有那么一两年，我也着迷过，甚至在我“最为充分”地体验“世态炎凉”的时段，还短暂地受她那种诡异幽微的“化学气息”的影响，读她的字极易体察自我处境的悲凉。然而，又很快醒悟到那种于勾心斗角中的驾轻就熟对于我乃至众多的读者是种误导，而那种讲述男女之间“小心思”的绵密、精道又是那样地难以让我接受，往细里想，她的不少描述和语调，传递的是些令我渐渐变得排斥的东西。总之，我无法说清那些“化学物质”一样的东西都是什么，但直觉阅读她的文字难以获得一些较高的启迪和升华感。很多次，我问：文学就是这样的吗？文学就是讲述人和人之间这样的“关系”吗？
    记得之前读《约翰·克里斯朵夫》、《追忆似水年华》、《安娜卡列尼娜》、《简·爱》、《大卫·科波菲尔》、《唐吉诃德》等等，这些读本，读之感觉迥然，甚至读得胸腔里波涛汹涌、浩气荡然，当中不少人物感动或震撼我，还有，那百科式的知识、斑斓丰富的人文滋养我，让我在一种崇高尊贵的氛围里获得荡涤和升华。显然，于文学而言，小说文本这样对比是不可取的，只能说，喜欢或不喜欢，只是个人趣味所好。
    曾经，出于对自己私下判断的甄别和检验，离国时，在行李受限的情况下，在所带不多的书籍里，还是专门带了张爱玲的两本书，一本散文集，一本小说集。好，书是带来了，可是真怪，就怎么也读不下去了，哪怕曾经打心里喜欢的张的散文，同样难以入心了，于是再试着去读她的小说，想找到我对她曾经的熟悉，然而，徒劳了。首先是，那种备受推崇的短句所流泻的琐碎，依然传递给我“闺房里话是非”的感觉，那种“能把人看出满身洞眼”的刻薄和算计，以及“女人式的绵密的小心思”，我莫名谨慎甚至排斥。
    我不知道这是否因为强劲直接的欧洲叙述把古典神秘的东方气息席卷得空荡，还是，对比之下潜意识里的取舍而致，总之，很无奈，张爱玲我走近不了。
    随着时间和生活的深入，后来的一些年里，我常生疑问：张爱玲是在她中年时到美国的，对于作家的创作时段而言，中年是极为珍贵的阶段，尤其是，从东方到西方，文化差异的冲击、视野的拉开和辽阔，按理说，才情如此丰沛非凡的她，应该如鱼得水才对，我甚至认为她应该比在中国时更加敏锐并佳作频出，然而，众所周知，至今，张的文库遗存，几乎找不到她在美国留下的篇章，她到美国去的后四十年里，除了翻译自己和他人的小说，几乎没任何遗留。这个现象曾一度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张爱玲到了西方就缄默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相信那仅仅是张学研究者所言的她“在美国生活经济窘困”之故，我更多地想，是异域文化和语境的更改，让她曾经依赖的叙述在一个迥然的环境难以展开，她所在居住国的语言，那种甩着八节棍迎面而来的、叭啦叭啦毫无阻梗而通透畅快的美式英语，去掉了固有语种的古典妖娆，呈扇面状地扑打一切，袭击一切，我不知道，是异域过于强势的语言席卷了张来自亚洲东南城市弄堂里的潮润幽微，还是美式毫不讲究顿挫的粗鲁、毫无神秘感的通透挫伤了她半生里依赖的、神秘而古典的东方叙述，在一个语言长驱直入式的国度，她“低到尘埃里去”并赖于凝望下弦月的东方情调突然地失去了栖身地，而美利坚的“空荡荡”，是否也让她找不到附着感？
    疑问颇多，但其实，归根到底，我认为，是她的叙事习惯导致了这一结果。而其实，张的叙事习惯即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她坦诚自己在创作上向张恨水学习，而张恨水是典型的章回小说作家。他们那代人，是章回小说喂养了文学的肠胃。二十年前，我接触过章回小说，罗列式样的平铺叙事，刷刷刷地立起镜面，一个镜面一个场景，萦萦绕绕地，叙述从容清淡，如同清明上河图中的大都会，人际间萦萦绕绕，一派淡然。说到这里，想起几种艺术形式：戏剧、舞蹈、绘画、音乐等，不妨稍作对比。比如京剧，中国戏剧的看头并非在于剧情和唱词，而在于男女旦角的举手投足、一进三退的身姿步调，咿咿呀呀的令人致幻的唱腔，尤其锦衣华服的女角、那水袖拂出的千娇百媚，最是令人不知今夕何夕，而到头来看了什么，有哪些启迪，你还真说不出一二，只云里雾里地灵魂出窍以致浑身发轻，似是被点了穴位，在失魂落魄中懵懵懂懂地不知身在何处，而真要问是什么让你魂不附体了也说不清，甚至什么内容也答不上来——似乎，这也正是我们艺术美学的最高境界，一种打太极式的、蛇形的软体动物的进攻技巧，和空气一起发酵，起了化学作用而至人迷幻的绝招，俨然与我们的中医技巧彼此获得灵感。西方歌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不管莎士比亚、莫扎特还是莫里哀等，总之，他们的戏剧无一例外是这样：拉开阵势就唱，衣饰完全只是角色需要，角色视内容之外的一切不存在，更无整冠、理髯、搔首弄姿的程式化动作。他们的姿态、表情神貌，无丝毫保留地浸染于角色，他们唱得声嘶力竭、声如裂帛，撼人肺腑，冲天的气概或缠绵悱恻，总之，毫无造作，而是和角色同歌同泣，真假难辨……西方戏剧逼真、单纯、直接，演唱方式直指主题，直指核心，以致，唱者开腔即有醍醐灌顶之感，令人心智大开，尤其是有种崇高感，这种崇高感在芭蕾舞甚至瘦骨嶙峋的哥特式建筑中同样可以获得。又说中国的绘画——国画，水墨影影绰绰、苍茫溟蒙，山峦逶迤，民舍有意无意地散落其间，童叟和睦，禽畜相欢，似乎一切都呈现了，但其实，有不尽意处。西方油画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讲究清晰，仅一道皱纹就有沧海桑田的深刻。西方油画有雕塑的具象和立体，这从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等大家作品可证。乐器亦然，古筝琵琶等，平湖秋月/高山流水，莫不是莫奈式（或说德彪西式）的印象派断面。西方音乐则不管乐器独奏还是交响，似乎总有重金属的音色，直抵核心，撼人肺腑，有大开心智的启蒙之效。
    最后，我想说说性美学，尤其男作家的性美学。
    有些传统，它的由来总少不了渊源。也许缘于《红楼梦》、《金瓶梅》等章回小说的影响，作为读者的男性，似乎人人心里都活着一个鲜活的贾宝玉或西门庆，话说回来，贾宝玉不仅才情不凡，还正直仗义，而西门庆，尽管他是个贪婪好色的官僚恶霸，但起码他征服女人的姿态手段，还不至于是流氓地痞的架势姿态，他起码还是擅长调情的。这不，明清时代的性，转眼到了当代，旌旗呼啦地一晃，变成了武夫的残忍血腥。一些男作家笔下的性，不知是为强调性的宗教般的、感天地泣鬼神的仪式感，还是为了强化男性霸权的不可一世，那“性仪式”的铺张，张罗得十分的轰轰烈烈，一种残酷血腥、惨无人道的轰烈，好像他身躯之下的女体，不是一个具有感情和起码灵性的生命，而只是一具简化的物，一段黑夜中被千军万马咆哮越过的狭窄隧道。这样的性，别谈什么欢爱，那无疑就是一种灾难。那样的性于女人，无疑比刺刀穿过脏腑还要恐怖千万倍，因为刺刀穿越脏腑的样子起码在战争片中看过，不算太陌生，而陌生未知恰恰是令人恐惧的，但穿越敏感的生殖器，对于一个毫无性经验的女人而言，那真是不知怎么一回事，能不发怵颤栗？至今我记得二十出头那年在实习的小镇影院看《红高粱》的懵懂惊恐，一身红妆的新娘被放倒一片高粱地再被挺尸一样地摆在一圈伏地高粱上的“悲壮”，真是把不知性为何物的我对男人引导下的性吓得大脑空白。九十年代开始写点豆腐块的我，对神圣的文学满怀虔诚，听传《废都》如何如何，去买，读到几个女人任由一个男人的玩弄的场景到处省略的“框框”，真是不堪。
    人类最经典的美好，也即性爱，什么时候被演绎成了这个样子了？
    既然文学是人学，作为维系人类情感和生命繁殖的性自然不可或缺。然而，那种把女人当容器和工具、玩物的性，不仅现出了性别的不平等，并间接地呈现了作者的性别观和性美学。我越来越觉得，人对待性的态度和形式，直接影响他（她））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形式。
    说到这里，话题就趋于结束了。不管华语文学还是世界文学，都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有一点，任何经典，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优秀的鉴赏价值呈示。近年来，中国文学正在走向世界，一个期盼已久的“世界文学”的时代正在轰轰烈烈地到来。显然，居于不同语族和文化的文学，正在开始一个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时代，庞大的华语文学世界，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长江文艺》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