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很美妙，有时诗歌又很让人纠结：懂或者不懂，真或者伪，都是一些难以说清道明的问题。当然这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一方面，诗歌试图将世间的一切说清道明；另一方面，诗歌又陷入自身无法说清道明的迷阵中。世间的一切谁能说清道明呢？又何况诗歌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尝试着说一说诗歌自身的纠结，因为它是我诗歌阅读中不断相遇的“障碍和麻烦”。
    懂或者不懂：诗歌海洋中永远的礁石
    参加过一些诗歌研讨会或诗歌论坛后，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只要谈论起诗歌，无论绕多大个弯子，最后总有人绕到懂或者不懂的问题上。
    事情变得很是有趣。假如谈论一首晓畅易懂的诗，谈着谈着就谈到不懂的诗上了：这首诗比起那些难懂、不知所云的诗强多了，那些难懂的诗不是挑战人的智商，而是侮辱人的智商。假如谈论一首难懂的诗，谈着谈着就谈到更难懂的诗上去了：这首诗有些难懂，但还是能感受到一点懂，但比起那些更难懂的诗还算好多了。说到难懂，谈论者甚至“激动”“愤怒”起来：我也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也读过许多名家的诗，叫我都读不懂，像天书，能是好诗吗……看来，难懂的诗是惹祸者，它一定“伤害”过许多读者，要不人们怎么会总是绕到它头上来呢？
    懂或者不懂，口水似的很易懂或者天书似的很难懂，已然成了诗歌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其实也不必大惊小怪，诗歌的晦涩与易懂由来已久，从新诗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问题了，只不过每个时代都有新读者把它当做新的、难缠的问题对待。
    懂或者不懂，是诗歌海洋中的一块礁石，在诗海中遨游的读者和诗人，无法绕过这块礁石，当与这块礁石碰头的那一刻，读者和诗人各有自己的理由和态度，水火难容。
    诗人会为晦涩寻找理由。英国文学评论家、诗人威廉·燕卜荪在1930年出版过专门谈论诗歌晦涩的专著《晦涩的七种类型》，他认为字义越含混就越丰富，诗的价值就越高。美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艾伦·泰特在1938年出版的《论诗的张力》中认为，诗歌“可以从字面表述开始逐步发展比喻的复杂含意”，“最深远的比喻意义并无损于字面表述的外延作用”。这些外国评论家的理论为诗歌的晦涩提供了“合法”证据。
    中国的资深诗人们不仅写出晦涩的诗歌，也为晦涩辩护。诗人臧棣有篇文章叫《新诗的晦涩：合法的，或只能听天由命的》，意思是说，新诗的晦涩是理所当然的，是合法的，是爱咋咋地。臧棣说：“谈论新诗的晦涩时，人们应避免一种先入之见，把诗歌的‘晦涩’仅仅归咎于诗人所采取的表现手法。诗歌的晦涩有它的认识论方面的来源，人的认识本身就包含着晦涩的成分。”诗人王家新说：“令人费解的诗总比易读的诗强，比如说杜甫晚期的诗，比如说策兰的一些诗，它们的‘令人费解’正是它们的思想深度所在，艺术难度和精髓所在。”
    读者，或者一部分谨慎的诗人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深刻、有艺术难度就一定晦涩难懂吗？有多少美妙深刻的诗歌是多么易懂。美国小说家凯鲁亚克是晦涩的反对者，他的质疑也有说服力，在谈到那种所谓后现代诗的“拼接法”时，他说：“任何人的意识都是支离破碎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愿意将此记录下来，也许就可以成为那些人正在创作的‘诗’。而很多时候，一旦他们的‘诗’遭到质疑，他们会将这种冷遇转换为一种艺术上‘曲高和寡’的优越感。”
    很显然，懂和不懂的辩论是没有结果的，因为礁石永远在那里。诗评家唐晓渡说得中肯：“所谓晦涩主要是隐喻系统的个人化造成的，根源在于价值观、文化观、审美观的主观化、碎片化。”对读者来说，读不懂，可以选择不读，懂到什么程度，可以选择智力训练。但是对诗人来说，究竟谁有资格晦涩难懂？这是一个问题，“曲高和寡”的优越感并不能隐藏诗人内心的“虚妄”。诗人西默斯·希尼说，诗是“一念之间抓住真实与正义”，说得非常好，“一念之间”或许会带来“晦涩”，但“晦涩”是否抓住了“真实与正义”呢？如果没有抓住，那么“晦涩”就是欺骗与虚假，只有抓住了“真实与正义”的诗人才有资格晦涩难懂。比如，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晦涩难懂，但他是艾略特，他有资格，因为他的思想深度、他思考的前沿位置，我们已经难以企及，他必须以“先锋”姿态为他的发现和思考“命名”，所以真正的大师必须晦涩难懂。但是，我们周围有多少思想浅薄、眼光短浅的诗人也在晦涩难懂，这不是“虚妄”的故作高深吗？或许尽所能地写出“真实与正义”才是诗歌正道，何必管他晦涩与否呢。
    说到底，懂或者不懂不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而是诗歌的“哲学”问题：一、你不懂，别人懂；你懂，别人不懂。二、今天不懂，明天会懂；今天懂，明天不懂。三、不懂的有的是经典，懂的有的是垃圾；不懂的有的是垃圾，懂的有的是经典。
    真或者伪：没有终结的辩护词
    如果说懂与不懂是诗的“哲学问题”，那么真与伪则是诗的“真理问题”。
    艺术的惟真正理即为真理，诗的“真理问题”实质上是诗的标准问题，就是判断和确证哪些诗是真诗，哪些诗是伪诗。诗不存在懂与不懂，但诗存在真伪。何为真？何为伪？并非非黑即白那般泾渭分明，但也绝不是一笔糊涂账，真诗伪不了，伪诗真不了，真诗永远都是真诗，伪诗“逃得过初一，跑不过十五”，终会现出伪诗的“尾巴”来。真伪之判断，是对读者鉴赏力、感受力、道德力的考验。
    有人一言以蔽之，说，有无灵魂的写作，即辨别真伪的标准。
    此话不假，但终究有些宽泛，作为真伪标准，越明晰，越条理，便越好。为诗的真伪而辩——这份辩护词是难以终结的，但还得辩护下去。
    无关灵魂，无关生命的气息与力量，凡是“做假”一般“做”出来，“生造”一般“造”出来的诗，是伪诗。
    简化、粗糙到无原则、无向度、无底线的诗，是伪诗。
    把爱情写成耍流氓、把感情写得下作、猥琐且自得其乐的诗，是伪诗。
    个人诗、政治诗、说教诗都偏离了诗人本分的诗，是伪诗。
    与个体性、主体性无关，与真实丰富的内心体验无关的诗，是伪诗。
    没有达到大多数人认可的审美标准、且毫无创造性、开拓性的诗，是伪诗。
    粗俗不堪——低俗、恶俗、庸俗的诗，是伪诗。
    政治花圃上的“假大空”，人性废墟上的“假丑恶”，是伪诗。
    淡而无味的大白话，颠三倒四的拗口语，是伪诗。
    大众包装的软语，过分甜腻的耳边私语，是伪诗。
    第二首梨花体、第二首乌青体、第二首羊羔体……是伪诗。
    没完没了地天真、绝对地简单的诗，是伪诗。
    以展示、传递良好的一面，而把不幸和缺点严密看管起来，由此带来的表达不自由的诗，是伪诗。
    装神弄鬼、装疯卖傻、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的一切假先锋、一切假传统，是伪诗。
    吃了喝了拿了别人的，而写下的应酬诗，是伪诗。
    枯燥、自恋、与外界隔绝，拒绝参与到时代的智力建设中去发现恶的新形式、善的新品种的诗，是伪诗。
    廉价的反讽和批判，献媚的赞扬和歌颂，拔高的抒情、肤浅的忧郁，是伪诗。
    沉迷于精神的冷淡，显摆那些小小的、俏皮的玩笑，热衷于优雅，有时甚至是令人愉快的虚无主义的诗，是伪诗。
    ……
    那么，什么是真诗呢？我只能说不是伪诗的诗是真诗。
    如果一定要回答，我以为有两位著名的人物很好地帮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一位是中国的文论专家周振甫先生，一位是波兰诗人、诗评家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什么是真诗呢？
    周振甫先生说：“由诗之源以求乎上，诗人之作，思深意远，苦心焦虑，情系家国，恫瘝在抱，有不能已于言者。其言则关乎世运，系乎民生，如屈原之《离骚》，恫宗国之危亡，哀生民之憔悴；如杜甫之《三吏》《三别》，伤唐代之衰乱，悲人民之血泪，以第一等怀抱，抒爱国忧民之情。而其艺事之精能，或则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或则声情并茂，摇荡性灵，斯为最上之作。凡此最上之作，于国族危亡，世运隆替之际，常能遇之，不局于汉魏六朝与三唐也。文山之作，亭林之篇，下及人境庐之诗，于中往往遇之，皆足以震荡人心，此仆所谓取法乎上，由诗之源以求乎上也。”（引自《棕槐室诗》序）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先生说：“我并不完全反对一种自由的、明智的、优美的诗歌，一种力图联结起近与远、低与高、凡俗与神圣的诗歌，一种力图记录灵魂的运动、情人的争吵、城市街景，同时还能注意到历史的脚步、暴君的谎言的诗歌，一种经得起时间审判的诗歌。我只是恼怒于那种小诗歌，精神贫瘠，无智慧，一种谄媚的诗歌，卑躬屈膝地迎合这个时代的精神刺激，那种懒惰的职业官僚似的东西，在一团幻觉的污浊的云里迅速地掠过地面。”（引自《捍卫热情》）
    简言之，真诗是“关乎世运，系乎民生”，拥“第一等怀抱”，“艺事精能”，“震荡人心”的诗，是“自由的、明智的、优美的”，“记录灵魂运动”，“经得起时间审判的”精神丰饶的大诗歌。
    当然，要写出真诗有些难，要不为什么伪诗如此泛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