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文学的世界性意义上，将文学分为某某民族的类别，有些不太合适。但当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分类之后，你会发现，一旦命名，在被命名的背后，就会自动生发出许多内容。这些内容或被视为民族特性，或被当作作家创作时的内在要求。而作家的责任感也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有了聚焦的点。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显然是与对民族的书写联系在一起的。当评论家和读者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言说的时候，很难撇掉作者的民族身份。
    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是从具体的生活经验入手的。对民族作家来说，尤其是拥有自己群居的固定地域和场所，有自己的族群，在按照习俗按部就班地生活，那他最熟悉的恐怕也只能是周边的生活了。因此，他所书写的，多与自己的生活有关。若为母语写作，这种情况就会更突出。这是由阅读群体决定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母语写作，而且在本民族读者中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但若要获取更广泛的读者，就必须对它进行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那些具有鲜明的个人经验与民族特色的作品，照样面临这样一轮检验：它是否具有跨越界限、互通互联的审美观照？
    就这样，个人经验和审美观照成为民族叙事互相牵制的两端，并决定其成就和价值。这二者的关系，不仅是用母语写作的作家会遇到，熟练掌握汉语并用汉语进行写作的作家也未能避免——只是他们的作品不需要经过翻译，而是直接面对更广大读者的阅读与检验。由于传统的巨大影响和区域经验的类型化，对于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个人经验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民族经验。所以，对于民族叙事来说，从一开始似乎就已经画了一个圈，自己的与民族的不能分开。而对于读者，本民族的读者会丈量其作品是否写出了本民族的魂魄，他民族的读者则带着奇观的预期想象开启阅读之旅。这两种阅读方式就又给书写者画了一个圈，作家想要写好非常不容易。若是认识到这种难度，那就必要思考“想说的”和“对人说”的关系、个人经验与审美观照的关系。
    我们知道，个人经验往往是直接的，倘若只是想把自己周边的人事说出来，或以为把“真事”一五一十、原封不动地倒出便是文学作品，那一定是对文学真实性的误读。因为无论你所写的是哪种“真实”，都必将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到了这个时候，到底真不真实就不是作者说了算，而必须经过读者的检验了。因此，作家在创作时，一定要把握住与所写对象的距离，完全与之同一，或者完全跳出，不带一丝一毫情感，恐怕都不能完成自己的民族叙事。最重要的是，作家要深入民族生活的现场，了解其中的变化。作家不能为了迎合读者的认知想象而有意识加强或者放大那些被植入的标签，哪怕现实情况早已经发生了巨变。
    因此，作家们必须得放下为民代言的架子，进入真正的“民”的生活，敏锐地发现变化，审视自己的民族和周遭的气息，体悟生命和民族精神。同时，要勇敢地跳出来，把民族生活放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进行考察，以获得对民族和时代的深刻认知。这样的书写，可能更让人尊重，也能更好地使自己的民族走向世界。
    这让我想到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个人经验、民族特色与普遍性的审美观照之间的辩证关系。上世纪90年代初，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出版，作家对每个人物名字的诗意化处理，淡化了作品的民族印记。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更多关注的是韩新月及其家族的故事，没有注意作家和作品的民族身份。后来，随着评论家的深度阅读和评论，随之而来的是“穆斯林”和“回族”的凸显。张承志也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期。当他写内蒙古草原、黑骏马和北方的河的时候，其回族身份并没有被特别关注。这种情况在《心灵史》出版之后彻底被打破了。他们的创作在个人经验与审美观照之间进行了很好的平衡。在若有若无之间，民族精神、民族经验得以呈现，而读者也由此进入到一个诗意的、广阔的文学世界。这样的写作，在新一代作家的作品中也有显现，他们不再封闭自我，而是尝试与外界进行沟通，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本民族的生活。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