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种叙述形式的迷恋，应是和“癖好”一样，会持续不断地发酵、排解，方能消除心头那种意犹未尽之感。童年视角已成为我“写字”的一种“诟病”，让人有了急于想摆脱他的愿望。而《还乡记》这篇小说，应算作发生在“路上”的一类故事。此类小说，我已写过两三篇，比如《夜行》，比如《死亡信使》。所幸数量不多，还需持续不断地尝试下去，哪怕会成为另外一种“诟病”，也在所不惜。
    这种类型的叙述策略应该是：“道路”浓缩为一方舞台，讲述者退居其次，只能用故事中人物的视角来推动故事，来完成你要表达的叙述目的——即便极其短促的道路，也要使其呈现出舞台一样的辽阔。
    还是先来说说写这篇故事的初衷吧。
    一年前，我接触到一位八十岁高龄的申先生，他是我们当地的一位诗词爱好者，老夫妻俩皆双目失明。先生的失明是因幼年时患“蛤蟆瘟”，战乱中未得到及时医治，先自失明了一只眼睛。二十多年后，受其父亲拖累，当时做教师工作的他，受到不公正待遇，伤心与愤懑，导致他的另一只眼睛发生病变，整个人沉沦于黑暗。她的老伴后因家中变故，整日以泪洗面，也在六十多岁时，一双眼睛枯萎了。正应了那句老话：“糟糠生活多凄苦，夫妻双双比翼飞”——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是申先生用诗词形式表达出来的。换做他的口头说法是：我们老公母俩，老了都成了瞎子，谁也不会嫌弃谁。
    像这种居于边缘的窘困生活，在我周围不足为奇。令人感到奇妙的是，申先生在他八十岁高龄这一年，达成了自己的一桩夙愿。由他口述，朋友笔录，自费出版了一本“诗词选”。是那种县印刷厂印刷，自然没有书号的小册子。期间发生的种种令人惊异，又颇为感动的故事，在我的另一篇小说里略有记述。下面这段摘抄，引自小说《光明》中的一段：
    申之洹12岁那年，也就是1949年，渡江战役打响前夕。申之洹的父亲在暴雨中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并未抵达部队所要集结的长江北岸，病倒在行军途中。他在一位安徽老乡家里修养了一段时间，仍想找回自己的部队。但在寻找的过程中，又数次病倒在路上，被战友送到一家后方医院。在医院里，申之洹的父亲自知时日无多，与其死在医院，不如临死前回家，同家人见上一面。就这样，申之洹的父亲踏上了回乡之路。搭火车到达滦州之后，重病让他寸步难行。只能求助于当地政府，躺在担架上被送回了家中。当天晚上，便流鼻血而死。申之洹先生说，我记得父亲的鼻腔一直在流血，不停地流，像屋檐上的雨水流个不停。我和我娘拉着我爹的手，感觉那手变得越来越凉。
    现在我写这篇创作谈时，仍能想起申先生讲述他父亲的事时，哀哀哭泣的表情。当时我看着他，像一个不道德的人窥看别人的隐私，他只是用声音表达着他的哀伤，枯竭的眼睛里，没有一滴泪流下来。我当时就想，他的父亲，应该会成为我下一篇故事中的人物。
    驱动这个故事产生的动力，是将“伤员”运送回家的那种形式，小说中称为“沿村转送”。（当时我曾想把这四个字当做小说标题）故事在脑子里形成概念，画面感的出现，对我来说应该极其重要。我能看到那个躺在担架上的军人，能嗅到那场大雨的气息，以及从“沿村转送”开始，沿途出现的每一个人物。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他们先后汇聚到这条道路中来，换言之，涌入到这个舞台上来，借由将“伤员”运送回家这一初衷，帮助我达成叙述的构想——“革命”是残酷的，只会让极少数人获取利益。所有的敌对与杀戮，只会使大部分人失去更多。就像《还乡记》中那个生病的营长，他未能死于战场，也未能死于辗转流离的回乡路上，而将死于返乡之后，所面临的家破人亡的处境——他将死于心碎。
    而他临死前所坚守的一个信念，只是想最后看一眼他的老婆孩子。
    现实中，申先生的父亲如愿回到了家乡，死于亲人的怀抱；但未曾料到的是，多年之后，他的儿子，因他被怀疑成“逃兵”的这一段经历，遭受了不公正待遇。至今仍让老迈的申先生耿耿于怀。这也算成就了“小说是现实投影”的这样一种说法。
    这篇小说的内容，其实只是一个短篇的容量。最初我想把它写成万字左右的短篇，出场多个人物，只在小说结尾，说出想要表达的内涵——以增加叙述难度，让整个文本呈现一种可以预期的爆发力。后竟写了两万余字，和自己当初的设想大相径庭。现在想来，又成了写作实践中的一个遗憾。
    所幸有一句话：小说是遗憾的艺术。虽然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但总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得过且过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