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越来越相信这并不是一个缺乏“好诗”和“优秀诗人”的时代，尤其是当我们回溯100年来所涌现的经典诗人和代表性文本，但是对于百年新诗而言，无论专业诗人和评论家如何肯定，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新诗在“公众”和普通读者那里所形成的刻板印象不容乐观。甚至新诗百年的“公众形象”诸多缺陷、病灶和问题缠身，用杜甫当年的诗句“百年多病独登台”来形容也并不为过。那么，我们该如何客观和理性地认识百年来新诗的传统、现代性、公共性以及“诗人形象”等问题就变得愈益重要。我们不能不正视，百年新诗似乎仍没有建立起具备公信力的“自身传统”、“共识机制”和“权威法度”。这该归罪于谁？诗人？诗评家？读者？教育？媒体？“大众”？为此，特邀请吴思敬、欧阳江河、罗振亚、何言宏、何同彬就百年新诗的传统、现代性、公共性等几个问题进行对话。
    ——主持人：霍俊明
    现代转型、新诗传统及其合法性
    为了给现代情绪寻找合适的形式寄托，新诗自觉结合纵的继承与横的借鉴，向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派诗歌两个影响源同时开放、双向汲纳，这成为我们立体认识新诗的一条有效渠道。
    霍俊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新诗这棵大树应该到了能够承受风雨的时候了。在所有文体里一直没有获得合法性的就是新诗，小说可能从来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小说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存在的时间非长且具备自己的传统。100年对于一个崭新文体来说是短暂的。中国新诗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多的话题，跟中国特殊的文学生态有关，打个比喻，形成什么样的植物，它周边的气候土壤所带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实际上，新诗百年从它的传统来说，最关键的就是“新”这个字。“新”在它的传统自身构建里代表了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文学进化论，但是进化论自身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由近代到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新诗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出现，在它的背后有着一个强大的文学和政治生态体系的支撑。新文化运动不只是一个文化运动，也是政治运动的产物。由政治到文化再到其中的诗歌，它背后那种强大的“新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承载了过多的诗歌之外的东西。新诗经典化有没有完成，包括新诗自身的体制和传统建构是什么样的，这都需要进一步讨论。说到传统似乎有些大而无当，但这是必须正视和回应的诗学问题——这既是美学问题又是历史问题。这不仅涉及到新诗这一文体的合法性和诗人身份，而且还关乎新诗的外围评价生态和阅读机制。
    吴思敬：中国新诗诞生已有100年了。百年来，新诗的开创者及其后继者们在新旧文化的剧烈冲撞中，艰难跋涉，除旧布新，走过了一条坎坷而又辉煌的路。尽管与有着3000年辉煌历史的古代诗歌相比，有着百年历史的新诗只能说是步履蹒跚的小孩子，但是新诗形成了不同于古代诗歌的自身传统则是确定无疑的。传统作为某一民族或人类群体沿传而来的精神文化现象，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稳定的、连续的和持久的，传统可以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当下或未来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某种传统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这种传统已深入骨髓，不是谁说一声断裂就断裂得了的。另一方面，传统不是一潭死水，它是动态的、发展的、不断增生的，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而丰富。传统像一条河，每个诗人、每个时代的思想者的成果自然地汇进了这条河，本身就成了传统的一部分。
    欧阳江河：现在的中国已经被拖进对于成功的追求之中。成功已经是一个世俗化的概念，这个世俗化的概念是有指标的，而这个指标又与上个百年我们正在进入的数字化时代相关，所有的成功都是以数字作为它的统计学基础。比方说，我们谈到中国当代小说的成功，肯定也是一种数字化的情况。它的出版量、被媒体关注的程度、获奖的奖金数额和比例等都比诗歌高，这首先是一种统计学上的成功。电影、美术等其他的文艺样式也都是这样。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在这个总体的历史轨道上，诗歌很难被纳入，这是新诗的荣幸。失败是很难用数字和指标来定义的。这使得新诗游离于统计学的历史轨道之外。现在对于新诗有很多的意见，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都必须承认。新诗里面有很多垃圾的作品，但也有精华、有发光的黄金。中国的古代诗歌已经经历了一个分类学意义上的筛选，而当代诗歌还没有经过整理、没有经过理论家的批评，是垃圾和黄金的混合。而这恰好是新诗的活力和生命力所在。新诗可以说是一个语言推进器，它的存在对于好的中文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而正是这种推进作用，使得中国整个语言历史的成长和成熟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地步。一个复杂的、有能量的，一个可能性特别大的、有操作性的语言格局已经出现。这个语言格局的受益者不仅仅是作家和诗人，而且包括经济学家、媒体记者、网络写手等，他们都受益于这个语言格局的变化和成熟。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新诗对于语言的历史贡献。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成熟，在这个大的历史语境里，不论新诗成功与否，它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罗振亚：中国新诗不是偶然孤立的文学现象，更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外来客”。突破闭锁态势的开放性发生发展机制，决定了它们的质地构成不仅来自现实土壤的艰难孕育，更导源于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双向催生；尤其是中国新诗对古诗传统自觉的断裂性选择，使它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关系更为切近。因此，从新诗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关系入手回望其百年历程，就成为一个富有持续生命力的学术论题。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中国新诗人纷纷用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形式材料，铸造自己的诗魂这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新诗人与西方诗学遇合的契机何在？同一西方诗学流脉对不同时代中国诗人的影响存在着哪些差异？就形成了诗学讨论的话题。其次，任何借鉴都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所以面对西方现代主义诗的异质文化系统时，中国新诗从现实、读者与自我需求出发有所扬弃和调整，由此跨越了盲目仿效、原样演绎西诗形态的栅栏，保证了西方诗歌的东方化。那么这种创造性的扬弃和背离有何表现和特点？它对异质文化系统有何“增殖”和“变异”？效果又如何？当然，新诗的引发模式和反传统姿态，容易让人感到新诗潮与古典诗歌传统无缘而对立，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即便是在接受西方现代派诗学的过程中，诗人们也未曾忽视现代文本与古典诗学的文化血脉，他们采取斡旋中西诗学的态度，一方面从西方“拿来”和“借鉴”，另一方面还注意将新诗与古典诗歌两相融合，使其呈现出一种渐进的成熟性。为了给现代情绪寻找合适的形式寄托，新诗自觉结合纵的继承与横的借鉴，向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派诗歌两个影响源同时开放、双向汲纳，这成为我们立体认识新诗的一条有效渠道。
    何言宏：新诗历史将近100年，讨论一下新诗的传统，非常必要也很及时。我们的新诗历史，虽然与古代诗歌相比，时间很短暂，这种短暂似乎也意味着它所必然会有的稚嫩，但是在以“变”与“加速”为特征的“现代”时期，我们的100年，肯定不能与古代世界以“静态”与“稳定”作为特征的100年简单相比。现代人的时间感与古人也不同。现代世界在100年中所发生的事情，肯定也不同于古代的百年。所以说，“新诗百年”，与历史上的“古诗百年”相比，发生的事情，更远为巨大，更为丰富与复杂。新诗在100年间，发生了革命性的断裂，而且还不断地左冲右突，求新求变，寻找自我。可以说，自有新诗以来，何为新诗，新诗谓何，这一直就是新诗的巨大焦虑，好像在我们的新文学史上，还没有哪种文体有过这样的焦虑。不过这也难怪，谁叫我们的旧诗传统那么深厚、那么深入人心？在这个意义上，新诗就好像一个不肖子孙，有着很大的合法性焦虑。不过在另一方面，我认为过分突出这种焦虑，似也没有必要。
    对自由的追求
    新诗的自由本性，决定了它总是与现实世界处于对峙之中，从而引领着中国的精神一再奔突，一再走向自由。某种意义上，中国新诗正是中国精神，特别是其中的自由精神的勇锐、敏感的引领者。
    吴思敬：已经形成的新诗传统，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概略而言，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讨论。首先从精神层面上说，新诗诞生伊始，就充满了一种蓬蓬勃勃的自由精神。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一种诗体大解放。实际上，诗体的解放，正是人的觉醒的思想在文学变革中的一种反映。从艺术层面上说，新诗与古典诗歌相比，根本上讲体现出一种现代品质，包括对诗歌的审美本质的思考、对诗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的探讨、对以审美为中心的诗歌多元价值观的理解等。诗歌的现代性相当突出地表现在诗的语言方面。诗歌形态的变革，往往反映在诗歌语言的变化之中。诗歌现代化首当其冲的便是诗歌语言的现代化。而五四时代的新诗革命，就正是以用白话写诗为突破口的。随着社会的推进，为适应表现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和现代人思想的深刻、情绪的复杂和心灵世界的微妙，诗歌的语言系统还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并成为衡量诗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何言宏：新诗的起源，是因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而从旧体诗中解放出来，它的反抗对象，它的对立面，不仅是旧诗，还包括旧的思想、伦理与文化，还有旧的社会制度。新诗的自由本性，决定了它总是与现实世界处于对峙之中，从而引领着中国的精神一再奔突，一再走向自由。某种意义上，中国新诗正是中国精神，特别是其中的自由精神的勇锐、敏感的引领者。
    何同彬：就新诗传统问题我想具体谈谈新古典主义。可能现代以来所有带古典主义倾向的实践都可以笼统地叫做新古典主义，什么学衡派、新月派、京派，吴兴华、林庚的新格律诗，洛夫、杨牧的“古意”“禅味”，欧阳江河、石光华的“整体主义”，柏桦、杨键、陈先发等人的复古倾向写作中对“古风”“古诗源”的强调，包括车前子和朱朱的某些创作，甚至“80后”诗人肖水也推崇“从中国回到中国”，这种本土性实践与话语很多，也很正常，证明古典对于新诗乃至现代中国都是有意义的。但新古典主义也容易走向偏执，传统、古典、本土、地方性等在文化实践、诗歌实践中太容易被看成正确、深厚、高大上。某些新古典主义者动不动就扬言，只有走古典主义的路才能拯救新诗，或者像穆木天、郑敏、季羡林那样站在古典文化、古典诗学的伟大废墟上贬低新诗，都太偏执了。有好多诗人是从反传统开始，写着写着，渐渐就皈依传统了。古典对中国人很重要，但动不动把《诗经》《离骚》、陶渊明、李白请出来唬人是没有必要的，古典就是一种风格、一种情感，在中国新诗人身上的投射都是很自然的。我觉得周作人的古典态度还是蛮中肯的：不做传统主义的信徒，但相信传统之力不可“轻侮”，原因简单，就是用汉字写东西是我们“摆脱不掉的”。所以，什么主义不主义的倒不那么重要，古典在赓续，也在衰减、衰变，这是规律，不可抗拒，而且古典不是什么万能的印度神油。
    霍俊明：显然，从精神层面来说“新诗”代表了与当时契合的时代精神和诗人的现代性经验。无论是自由精神、开放意识，还是参与到启蒙与救亡，新诗从精神层面的传统来说归根结底是符合了历史进程中的现代经验。而照之古代，这种现代性经验显然要更为复杂，新诗和新诗人面对的社会、政治、文化出现的新变是以往时代所没有的。实际上，古典诗学无论是从诗歌体式、意象体系、抒写方式和情感经验都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固化特征，比如田园、山水、边塞、羁旅、闺怨、感怀所涉及到的意象和情感走向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在精神、思想和文化以及社会思潮爆炸的节点上，“新诗”必将应运而生。就这样，“新诗”与“新事物”和“新经验”的契合就形成了历史和美学的合力。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新诗的发生是必然的，新诗的合法性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这种合法性一度甚至到了今天仍然有争论，其原因是复杂的。我补充一句，新诗的产生与现代媒体的关系和知识分子的命运是相当密切的。尤其是新诗的传播方式的变更不仅使其传播的速度、范围有了古典诗歌难以比照的优势，同时更为重要的现代媒介也使得新诗人的话语方式有了不同以往的转变。
    新诗的现代性
    诗歌现代化便是精神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一翼，其内涵是相当丰富的。诗歌现代化集中表现为诗歌观念的现代化，包括对诗歌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审美本质的思考，对诗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的探讨，对以审美为中心的诗歌多元价值观的理解等。
    霍俊明：新诗传统实际上可以具体细化为几个问题来讨论，比如新诗的现代性、公共性以及诗人形象和写作身份问题。先谈谈新诗的现代性问题。我们以前谈论中国诗人现代性会举很多西方大师的例子，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重新谈论新诗本土现代性的阶段。我更认同当年福柯所说的现代性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个历史阶段。我觉得有必要强调诗歌是伟大的精神共时体。就100年来的新诗与现代性的关系而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流动、变化、前后有冲突的过程。甚至在新诗的不同发展阶段中，现代性的、反现代的现代性以及非现代性都同时存在，彼此之间纠结、缠绕。就是说，诗歌现代性与国家政治体制、革命进程乃至庞大的意识形态是绑在一起的。无论你是主动、被动认同还是企图挣脱、逃离，诗歌的“政治化”或“泛政治化”已然成为20世纪中国新诗现代性进程中的特殊征候。我们谈论上世纪的中国诗歌，无论是草创期阶段，还是八九十年代会发现很多中国诗人的背后往往站立着西方文学大师，这种西方话语体系甚至是这种翻译所导致的对中国诗人的现代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译介现代性视野下诗人的本土经验和汉语表达就成了一个最显豁的问题。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狂飙突进，一种“乡愁化”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写作正在兴起——很多人正处于这一“断裂”地带。甚至在一些诗人那里，他们在回忆和认同农耕文化的同时批判甚至全盘否定了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国家进程。诗人的这种“故国挽歌”式的怀想、追念的精神性愿景最终面对的似乎只有遗照式的残骸和废墟。这又是一个游荡的灵魂——对现代性景观予以批判的游荡者。
    吴思敬：20世纪的中国新诗理论与古代诗歌理论相比，从根本上说是体现了一种现代性质，或者说是诗歌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理论表述。诗歌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精神文化的产物。社会现代化包括物质文化的现代化与精神文化的现代化两个层面，二者互为表里，密切相关。物质文化进步到相应的程度，必然要求精神文化层面发生相应的变化。诗歌现代化便是精神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一翼，其内涵是相当丰富的。诗歌现代化集中表现为诗歌观念的现代化，包括对诗歌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审美本质的思考，对诗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的探讨，对以审美为中心的诗歌多元价值观的理解等。诗歌现代化又表现在诗的语言方面。诗的语言不是科学领域和日常社会生活所运用的实用性语言,而是审美的语言形态。
    欧阳江河：关于现代性问题，我们在谈论的过程中也一定要谨慎，这是另一个圈套。诗歌可能是平行于现实、肉体、实体等存在方式的一个尚未发生的过程的描述。诗歌并不是进步的产物。进步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20世纪中国经历的最大的两件事：一是革命，另一个是作为发生的现代性。中国现在走的道路和她努力的方向也都是现代性的。可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呢？现代性可能是一个对技术、资源，对从自然到反自然的分配和管理，可能是一种对自我的纠正、恢复和批判的力量，可能是自由、民主、平等。但是，现代性非常的复杂，我们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简单化的概念和定义。现在我们谈论中国新诗，因为我们这次有一个基本的起点，就是新诗百年，我们梳理或者是重新审视，再度评价新诗100年，它的种种的情况，如果是不依赖现代性这样一个折射点的话，那么谈论起来会有太多的入口和出口。现代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大家基本上可以公认的一个切入点。而且由于现代性这样一个介入，我们讨论的术语，我们整理的诗文的方式可能就会比较方便。现代性本身有多重现代性，第一现代性既是我们，比如说是我们当代的一种生存的状态、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又是对这种生存状态的一种叙述话语、表达话语，尤其是从诗歌角度来说它是两者的交织，是存在方式又是对存在方式的表达。那么正好构成我们谈论现代性诗歌文本当中的所谓的平行线，既是生活方式、又是一种词语文本的东西。但是现代性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既有欧美现代性，这个欧美现代性既是日常的东西又是对某种价值的一种规定和确认；还有乡村的现代性，殖民现代性，这些跟我们新诗息息相关。同时又有替代性的现代性，那么这个替代性的现代性涉及到德里克说的关系的现代性，又涉及到日常的现代性，我们讨论中国诗歌特别注重的元素，这也是跟欧美诗人、美国诗人、加拿大诗人、英国诗人、法国诗人的最大区别。同样我们理解中文，如果没有翻译文学的介入，那些语法、那些规则、那些修辞法由此带出的种种世界观等等的理解，中文很多特点是没有的。很多特点包括修辞手段，词与物的对应关系，词与词之间的派生关系，如果没有其他语种的介入，它还是在中国古汉语范围内，对应的是农耕文明的自然物和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现代性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说有殖民的现代性，心智殖民。当我们确认本土文明古老的传统的东西回归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回归，通过这个确认我们可以抵抗心智殖民的模式。但是心智殖民是现代性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何言宏：中国新诗的现代转型与身份自觉密切相关。中国诗歌在现代以来所发生的巨大转型，变成了中国的“新诗”——或者按照很多学者最近几年发表的文章，主张舍弃“新诗”说法，改用“现代诗”——变成了中国的“现代诗”。实际上，我们还应该把视野放得开阔一些，不光在诗歌的历史脉络中来考察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还应该把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作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应有内容，甚至是在某些方面具有核心性的内容来考察，这样，可能才会有更准确的把握。在具体的把握中，中国诗歌从诗歌的存在方式、诗人以及诗歌的话语表达等很多方面都应该注意：一是性别身份和性别意识问题；二是五四之初便开始觉醒的劳工意识与劳工身份，这一身份后来演变成了阶级身份，再后来在90年代出现的“打工诗歌”或“工人诗歌”中，又有了新的特征与内涵。由早期的“劳工”到后来的“工人阶级”，再到后来的“打工者”这样一个脉络，非常值得关注；三是中国新诗中的民族身份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写作在50年代被纳入到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中，民族身份也相应地获得了新的内涵。所以，我以为一直到80年代以后，民族主体意识才相对觉醒，这些年，因为整个的全球化背景及中国自身的变化，民族诗歌非常活跃，出现了很多用民族语言写作的诗人，也有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诗人，他们写作所表达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话语越来越明显。
    新诗的公共性
    很多诗人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诗人无论是介入历史还是深入当下都需要特殊的“求真”能力就在于此。
    霍俊明：到了晚近时期，随着现代化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空间和地方所承载的文化和诗学的维度不断在削弱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曾经的地方性知识在这种高速城市化的时代和交通工具迅疾发展的时代渐渐成了被弃置之物，很多城市空间所呈现出来的同质化东西越来越多。就公共性而言，诗歌写作不光是个人美学和语言学上的成就，它还应该与空间、历史、文化、时代以及现场发生摩擦和对话关系。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却正在空前增加，诗人的“公众形象”已变得空前模糊。由此，做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显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艰难。近年来,诗歌乃至文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现实”、“生活”和“时代”。如何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已然成为写作者共同的命题，无比阔大和新奇的现实以及追踪现实的热情正在成为当下汉语诗歌的催化剂。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现实”的难度，大抵忘记了日常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不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很多诗人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诗人无论是介入历史还是深入当下都需要特殊的“求真”能力就在于此。
    吴思敬：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随着人们精神需求的日趋强劲，随着网络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与网络诗人的成批涌现，一轮不温不火的诗歌热正在中国大陆悄然兴起。多元共生、众声喧哗，是这些年诗坛的基本态势。一方面是消解深度、消解难度的快餐写作、听任欲望宣泄的低俗写作、浮泛地宣扬概念化的跟风写作，另一方面是在寂寞中坚守的诗人在本真的、自然的、个性化声音中展现的新的姿态。这种姿态沿着两个方向展开：向上仰望天空；向下俯视大地。仰望天空强调对现实的超越，强调在更深广、更终极意义上对生活的认识；俯视大地强调对现实的关怀，对世俗人生的贴近。二者的指向虽有不同，但都是基于深刻的人性关怀。
    罗振亚：新世纪以后，诗歌的“公共性”整体上在加强，这十几年大悲大喜，经历的事情太多，逼迫诗歌必须进行正面的回答，特别是汶川地震前后，这种倾向走向了极致，地震诗歌所承载的就是一种“公共性”的职能。但这样的阶段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再看地震诗歌，可能留下的更多的是教训，而不是经验，大量的地震诗在艺术水准上很差，只达到了传形的作用，而不是通过美的方式、诗的方式去表现，所以大部分是失败的。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为什么能留下来，则在于他是用诗的形式完成的。新诗在行使“公共性”职能的时候，如何维护它的自主性、个人性？首先要知道“公共性”问题的核心，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性的时候强调，公共性不仅是对公众的开放、公开，更重要的是这一概念应该含有强烈的政治批判、道德批判，应该有一种明确的批判意识、独立精神。整个中国新诗，走现实路线的诗歌应该说艺术成就不是很大，他们是行使了诗人、诗歌的公共职能，但是他们把个人情感、个人气质压到了最低的限度，甚至完全屏蔽了一切个人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强调坚持诗之为诗的本体原则，文学的公共领域应该建立独立的对话空间，它与权力领域应该是分开的。比如最近探讨“草根诗歌”，包括郑小琼、许立志等打工诗人，也包括余秀华，他们的诗歌的确元气淋漓，但是在审美的、艺术的、本体的方面还是有所缺失，所以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提高诗歌的艺术水准。
    何同彬：新诗具备或者应该具备“公共性”，诗人应该关注社会现实、承担一定的公共职能，在这个结论上刚才几位老师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而新诗或诗人实现“公共性”的时候如何处理好其与艺术性或私人性之间的关系，刚才的讨论也有所涉及。记得唐晓渡在《诗·精神自治·公共性——与金泰昌先生的对话》《内在于现代诗的公共性》等文章中，提出过“内在的公共性”的概念，他强调诗歌从一开始不只是一种个体经验或想象力的表达，或一门古老的语言技艺，它还是人类文明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维度。成为启示性个人的诗人通过锻炼敏感、丰富而活跃的个体心灵，或者“在一念之间抓住真实和正义”，来实现自身的公共性。“这是现代诗存在的自身理由，也是诗人不可让渡的自由；是他惟一应该遵从的内心律令，也是他作为公民行使其合法权利的最高体现。”这一“内在的公共性”的理论描述既是对于诗歌、诗人应该具有和实现公共性的倡导，也是对艺术的“公共性”的一种内在的限定。
    结 语
    新诗传统、现代性以及公共性是一个进行中的话题，新诗历史仍然没有完成，那么在进行当中谈论一个话题，注定这是开性性的。对于新诗而言，它是一个不断流动的、变化的、甚至前后有冲突的。新诗百年，新诗仍在继续变化当中，那么我们围绕着新诗展开的诸多问题的讨论也仍然需要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