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飞肺部留存45年，现陈列于苏州革命博物馆的子弹 线云强摄
    
    
    开国中将刘飞与夫人、新四军战士朱一
    
    《血染着的姓名》的作者崔左夫
    
    吴恩灼（左）与战友李又兰在1945年的合影
    77年前，一颗来自敌人营垒的子弹，嵌入苏南东路地区抗日英雄、开国中将刘飞胸中，直至将军1984年10月24日谢世方得取出，伴随见证了将军从战争到和平岁月45年的军旅生涯。
    从1985年到2015年，历经30年追踪，我以这颗子弹引发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创作为贯穿线，完成了展示中国共产党人战略运筹和苏南东路地区抗日英雄谱的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逝者如川，物是人非。走进70多年前的危亡岁月，徘徊在历史的此岸与彼岸，令我百般纠结的，还是那个差不多困惑着所有纪实文学笔耕者的难题：怎样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
    26把轮椅和57副拐杖
    2005年4月25日上午，上海延安西路64号，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内，上海新四军“沙家浜部队”历史研究会在此组织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活动。我受二十集团军首长委托，从河南开封专程赴会。
    人涌如潮，华发生辉。六百多名白发苍苍的原二十军老战士，把少年宫楼上楼下挤得满满当当。主持会议的刘石安宣布了一个颇具震撼力的数字：会场共有26把轮椅、57副拐杖！
    全场哗然。感慨、赞叹、敬仰，汇聚成一首多声部的奏鸣曲，旋即又化为暴风雨般的掌声。
    纵观人民解放军雄师劲旅，抗战中汇聚了可观青年学子的二十军，较之其他胼手胝足的工农武装更富文化特质。同样有着南征北战光荣历史，这支部队与中国革命史上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有着更多割不断的联系：《东进序曲》《黄桥决战》《柳堡的故事》《红日》《战上海》《霓虹灯下的哨兵》等，都与其战斗历程密切相关。尤其令人称道的是，《芦荡火种》和《沙家浜》，就取材于首任军长刘飞等伤病员坚守阳澄湖芦苇荡的独特经历。新四军老战士、原军文工团长陈荣兰，转业回上海还领导了《芦荡火种》创作。
    在大会主席台，我见到了在二十军和中国戏剧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的崔左夫。1948年11月10日，在江苏新沂大运河畔水运要津窑湾，华野一纵副司令员刘飞挥师一举歼灭国民党六十三军，拉开了淮海战役首战的精彩序幕。战地硝烟尚未飘散，新华社战地记者崔左夫赶来采访。刘飞闭口不谈制胜秘诀就带他去看部队，恰遇打扫战场归来的一七五团二营。或许是三面环水的战场唤起了刘飞的阳澄湖情结，他叮嘱崔左夫，胜利后要写写二营前身部队新四军伤病员，当年他们坚守阳澄湖芦苇荡的斗争很有特色！
    1957年夏，崔左夫重返苏南实地采访，辛劳竟日，收获颇丰。虞山脚下，阳澄湖畔，芦花悄吟，桨声细说，那么多动人心弦的故事纷至沓来，一一在眼前呈现，又齐集他的心怀。两个月的奔波，崔左夫完全沉浸在新奇而曲折的苏南水乡抗战岁月中了。他展笺挥毫，一气呵成，用白描的笔触和经典场景精致呈现的手法，将伤病员坚持芦荡斗争出神入化的故事收诸笔端。菊茂蟹肥时节，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诞生了！作品虽然只有七千字，但充满江南水乡特有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气息，生动传神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阳澄湖畔敌我斗争的瑰丽画卷。1958年9月，上海人民沪剧团党总支书记、副团长陈荣兰在南京巧遇崔左夫，意外获得《血染着的姓名》并赞赏有加。两位新四军老兵金陵晤面，不经意间为《芦荡火种》创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滥觞。
    26把轮椅和57副拐杖带来的冲击，是我对二十集团军传奇历史由感性好奇向理性思考转折的拐点。《血染着的姓名》引发的红色经典创作，为我打开了探察那座蕴藏丰厚富矿的窗口。从刘飞、崔左夫、陈荣兰跨越战争与和平的接续奋斗创造中，我感受到了为再现这段历史倾力笔耕的责任。此后数年，我开始有意识地搜集该集团军的军史、回忆录和有关资料，还慕名访问了大江南北许多新四军老战士。2014年，当我开始《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的创作时，我惊讶地发现，多年搜集的集团军前身部队和老前辈的书刊材料，竟然悉数在档！
    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回望昨天，再现历史，感触最深的是，情感认同是第一要义。只有像先辈那样不忘初心，忧伤着他们的忧伤，感动着他们的感动，才能在同频共振中找准定位，打开让创造力奔涌的闸门。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确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是真实还原历史的基石。
    寻找东来茶馆的“瘦马”
    在重拾东路抗战记忆的日子里，我的脑海中每每萦绕着《芦荡火种》和《沙家浜》中的一帧画面——
    天低云暗，芦苇掩映的湖面上，一叶扁舟悄悄冲破日寇和“忠义救国军”封锁，载着被围困多日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后方医院伤病员，飞快地向指定的湖浜村落驶去……
    1939年秋深的一天，常熟董家浜西南梅村东来茶馆，来了一位面孔清瘦的中年茶客，径直坐到临窗的桌前，冲着茶馆老板胡广兴喊道：“雨前茶，来一壶！”“雨前茶来啦！”随着一声娴熟的应答，老板端茶快步来到中年茶客桌前，一面布茶一面唱起茶歌。中年茶客在茶馆小坐片刻，边付茶钱边小声向胡广兴交代：“两天内把‘蚂蚁爬，劈里扑’（常熟小商贩的一句缩脚韵，意为蚂蚁爬山，劈里扑落，“山”谐音“三”，“落”谐音“六”，“三六”即中共常熟县委给伤病员的临时代号）全部转移到湖西，否则他们都会饿死！”
    第二天日落时分，东来茶馆近旁湾汊里，一只无篷小船忽然离岸而去。巡逻的鬼子连声喝问，堤下有人答：“起风哉，绳子断了！”鬼子要村民下湖追船，早已潜在人群中的胡广兴跳下水去，游不到十丈远就双手乱舞，一副濒于灭顶的样儿，在大呼小叫救命声中被乡亲们拉上岸来。鬼子和汉奸气呼呼走开后，已漂远的小船下忽然冒出一个人，驾船飞快驶入湖心芦苇荡，连夜把伤病员转移到湖西张家浜。这个英雄少年，就是胡广兴侄子胡小龙。
    东来茶馆是中共常熟县委设立的秘密交通站，以经商作掩护的中共党员胡广兴，按照名为“茶客”、实为中共常熟县委领导人任天石指示，与侄子冒着生命危险在鬼子汉奸面前巧演双簧，计送小船，帮助被困多日的伤病员逃出日伪封锁圈，在东路抗日斗争史册上写下了精彩而神奇的一笔。
    那个春日，我伫立在东来茶馆旧址，思绪像阳澄湖水一样在激荡。胡氏叔侄夜湖飞舟救伤员的壮举，其意义不仅在于从被救伤病员中走出了开国中将刘飞和开国少将黄峰，脱险伤病员日后成为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根据地再度烽火燎原的火种，还在于这一惊心动魄的史实，为后来经典创造者演绎“茶房智斗”核心剧情和塑造阿庆嫂泼辣机警的形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上佳素材。崔左夫写于1957年的《血染着的姓名》载，胡广兴后来在不能摆脱既有婚姻束缚又无法面对党的“一夫一妻”纪律的情况下，无奈退党去上海。临走时，他对任天石说：“我瘦马负重，只能走到这里了。我到上海后做点儿正经生意，绝不会做一件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我相信抗战必胜。”70多年沧桑巨变，在人海茫茫的大上海，叔侄俩经历了怎样的困厄和坎坷？2015年5月，根据初查获得的有关线索，我请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沙家浜部队”委员会，函请上海市公安机关帮助查找胡小龙。
    5月27日，上海奉贤区奉浦派出所传来消息，奉浦开发区肖塘村胡小龙，年龄、籍贯和经历与查找对象条件相符。抗战中悄然消失于大上海的那匹“瘦马”已有踪影！6月20日下午，我在刘石安和奉浦派出所陈教导员、王警官带领下，径往肖塘村，见到了年逾八旬的胡小龙。攀谈中弄清，当年，胡广兴携家人和胡小龙父母一起，乘船从董家浜经阳澄湖水系至苏州，沿京杭大运河向东进入上海青浦淀山湖，再转入黄浦江抵上海。两家人先是在闵行郊区落脚，靠开“老虎灶”（茶馆）、当篾匠和理发糊口。后因日寇随意杀人抢劫、强奸妇女，地痞流氓也乘势欺人，两家被迫各奔东西。胡广兴去了上海市区，胡小龙随父亲到了奉贤。新中国成立前夕，胡广兴患肺病去世，胡小龙在肖塘靠理发谋生。家人介绍，胡小龙为人低调，迁来肖塘村逾70年，从未讲过东来茶馆的事，在《芦荡火种》《沙家浜》红透半边天的年月也未对人讲过。两位警官告诉我，胡小龙与街坊邻居相处融洽，全家人在周围群众中有着不错的口碑。崔左夫《血染的姓名》中讲胡小龙是“青年党员”，经询，这位时年11岁的少年并未入党。
    寻找东来茶馆的“瘦马”，使几近埋没的草根抗日英雄得以重现，也为作品平添了一抹亮色。历史总是不肯褪去自己神秘的面纱。置身幽深莫测的时光隧道，你会由衷慨叹，没有“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么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逼近历史真实还真不易！
    154封书信昭示的心路历程
    置身宏大叙事书写历史群像，比田野行走、实地踏勘更为艰难和重要的，是走进湮没岁月尘埃的人物内心。要使读者真正体察到你所描摹人物的温度和生命质感，从你构筑的精神世界强烈感受到鲜活如初生命的律动，固然需要形似，但更要力求神似。
    吴恩灼，中国银行巨子吴晋航的大小姐，1935年受进步思想影响并为寄居家中从事秘密工作的共产党人何克希吸引，毅然开启了叛逆之旅，追随何克希买舟东下加入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行列。吴晋航发现独生女投身革命后，立即在英国一所名校为其办理了入学手续并缴纳学费，希冀通过出洋留学吸引女儿重回他预设的生活轨道。父亲的良苦用心并未换来女儿回心转意。吴晋航哪里甘心掌上明珠远走高飞去过生死未卜的日子，翌年又早早为女儿缴纳了出国深造的学费。但杳如黄鹤的吴恩灼，最终还是令父亲深深地失望了。她义无反顾投入革命怀抱，再也没有回头。
    1946年，吴恩灼的直接上级赋予她一项特殊任务，要她立即潜回四川重点做其父的统战工作，行前不得告诉任何人。虔诚而执着的吴恩灼守纪如铁，接命后立即消失在熟人的视野中，包括自己相依为命的丈夫何克希，并未留下只言片语。经过数年四处打听和令人身心交瘁的等待、时任华野一纵副司令员的何克希终于失望了。经陈毅、粟裕等华野首长批准，何克希另外组建了家庭。
    而那个不辞而别、从苏南敌后神秘消失的吴恩灼，在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日子里，终于在重庆现身。人们注意到，1949年，不肯随蒋介石逃台的吴晋航在京参加了开国大典，吴晋航密友刘文辉也起义于川康。此时，完成了特殊使命的吴恩灼猛然发现，自己已无法回到何克希身边了。
    噩运接踵而至。生性耿直的川妹子吴恩灼，1952年被诬阻挠“三反”而被撤销重庆市妇联保育部长职务，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下放工厂拉板车。在吴恩灼最无助、最脆弱的时候，有个比她小8岁的基层干部走进了她的世界。他们相互扶助着，度过了那段艰苦而又洋溢着些许幸福的时光。十年浩劫后，吴恩灼平反恢复了红军待遇。但她发现，在沦落社会最底层的年月，那种支持自己苦苦前行的卑微的幸福，在物质生活不再成为问题之后，居然慢慢消失了。站在洒满夕照余晖的人生驿站，吴恩灼回首自己毅然同给过她优渥生活的家庭决裂而投身革命的叛逆之旅，不禁心潮起伏，但想到自己为革命付出的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牺牲，又免不了有所感怀。她不断给“江抗”老战友张鏖写信，叙说自己的人生际遇。
    这一无可复制的人生跌宕，无疑是个值得深入挖掘的看点！
    怎样才能窥知吴恩灼的真实内心世界？斯人已逝，隐情成谜。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张鏖女儿张小滨在上海发现了父亲留存的吴恩灼1979年至1993年的来信，共有154封之多，计155800多字！一道思想的灵光闪现心头：如此宏大的鸿雁传书工程，该储存着吴恩灼丰富内心世界多么珍贵的精神密码！
    品尝苦难时光酿造的精神之酒，虽然苦涩但却回味绵长。展笺细读吴恩灼的信，絮絮不休和家长里短的诉说中，不乏骤失爱情的痛苦，敌后统战的误解，无端蒙垢的屈辱，奔走申冤的艰辛……步入充满泪水、叹息和怨懑的心灵驿站，我的心被震撼着，又时时被紧揪着。革命与爱情的冲突，竟然演绎了如此令人扼腕叹息的人生悲剧！一幅幅含悲抑苦的画面，像一条跌宕起伏、清浊相间的河流，痛苦呻吟着从眼前淌过，留下了红军女战士负重蹀躞的独特轨迹。蓦然，信中两句颇为隽永的话令我怦然心动：贵为小姐易，投身革命难。这是吴恩灼投身革命之初何克希对她的忠告。吴恩灼以战争年代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又坠入社会底层30年的高昂代价，在晚年终于读懂了何克希给她的箴言。1993年，吴恩灼在重庆江北红军院写下了《回忆我的带路人何克希同志》的文章，为自己多舛而无悔的一生作结。
    书中撷取了何克希与吴恩灼最后一次晤面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何克希在杭州时，吴恩灼曾专程去看过他一次。后来的人们描述，何克希一看见走进家门的吴恩灼，恍如隔世，情不自禁倒退两步，双手连连作揖：“对不住，真是对不住啊！”吴恩灼看着英雄暮年的何克希，千言万语竟一时不知从哪儿说起。
    读懂那些叱咤风云但已与今天隔膜的抗日英雄，必须找到走进他们内心世界的路径。那些存于“家庭出版社”“家庭档案馆”的带有私密性的父辈口述实录和书信资料，往往蕴藏着正史和出版物难得一见的吉光片羽。懂得了人物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掌握了专属那一代人的细节，历史真实就由朦胧变得清晰了。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茅山，新四军纪念馆，中共苏南特委书记吴仲超的墓碑赫然在目。岁月迢递，沧桑巨变，英灵憩息地浩气不容稍减。
    吴仲超当年转战江南，戎马倥偬中就颇喜爱文物。1946年，吴仲超在淮安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秘书长，常到旧物市场觅宝。一次，谭震林处理敌产时发现一批文物，即委派吴仲超组建一个班子负责保管。1954年，经张鼎丞向中央推荐，吴仲超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党委第一书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吴仲超因接受审查正“靠边站”。周恩来指定吴仲超出面接待，并专门对尼克松介绍说：“这位是吴仲超，故宫博物院院长。”
    2015年，张鏖女儿张小滨给我讲了父母生前讲过的一则轶事。当年，谭震林曾当着新“江抗”领导人的面开吴仲超的玩笑：“吴仲超啊，吴仲超，你到了江南以后，左看有红花，右看有绿草……”逗得新“江抗”领导人捧腹大笑。谭震林开这个玩笑，源于他无意中看到了吴仲超写给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杨瑞年的一首情诗。
    杨瑞年是公认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最早出现的优秀女演员。在1938年的岩寺和云岭，无论在军部礼堂还是广场，看过杨瑞年演的戏的人，都知道她的表演有多么好。杨瑞年和张茜等出演的《送郎上战场》《刘桂英是一朵大红花》《张德宝归队》《红鼻子》《雷雨》《钦差大臣》等剧目，还有一些京剧、地方戏和舞蹈，都给新四军首长机关和部队留下了没齿难忘的深刻印象。当年看过这些戏的存世者，至今都还对杨瑞年惟妙惟肖的表演赞不绝口。吴仲超曾任过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对台柱子杨瑞年自然十分熟悉。早在大革命前，吴仲超曾按旧俗娶了一房夫人，参加革命后与妻子失去联系。据说，当年吴仲超寄给杨瑞年那首诗后，没有得到她的回应。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十分关心年近五十的吴仲超的婚事，想帮他再组织一个家庭，但吴仲超婉言谢绝了。
    吴仲超终身未再续妻室。
    1984年10月7日，吴仲超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1985年9月，吴仲超骨灰安放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南侧，成为首个埋骨不寻桑梓地、愿将忠魂留茅山的“江抗”领导人。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生动翔实的细节犹如凤毛麟角，寻觅和发掘殊为不易。在“江抗”领导人和历史见证者差不多全部谢世的今天，那些与父辈朝夕相处几十年的第二代，往往成为珍贵信息的富集者。这些在浩瀚深邃的历史天穹以自己独特方式熠熠闪光的微星辰，或热情奔放，或内敛自矜，以特有的历史责任感，向社会释放着关于“江抗”的原生态信息，从而汇成了蔚为壮观、璀璨夺目的精神银河。再现当年东路地区波澜壮阔的斗争历史，除了有限书刊回忆录和馆藏资料外，从小到大，“江抗”儿女在耳濡目染中获取的信息，往往成为独家发布的珍闻秘籍，成为塑造“江抗”领导人血肉丰满、生动感人形象的宝贵细节。
    当年在阳澄湖养伤的职务最高的伤病员、“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的女儿刘凯军，告诉我一则爸爸妈妈讲的趣闻：
    1940年4月初，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受命从皖南千里跋涉奔赴常熟，主持领导苏南东路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一天，化装成绸布店老板的谭震林，带着刘飞、戴克林等人，身着新购置的长袍礼帽和皮鞋，刚刚走出苏州城西阊门外东来旅馆，戴克林的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回头看时，只见一个扮相妖冶、眼饧颊红的年轻女子，正站在路边搔首弄姿，望着他哧哧地笑。戴克林知道遇到了妓女，慌忙摆摆手，情急之下竟脱口说道：“同志，这不行哎……”话未说完，就感到语中有失。谭震林瞪了戴克林一眼，带着几个人迅速摆脱了妓女的纠缠，走远后对大家说：“大庭广众之下，绝不能随便叫同志，那不等于告诉别人你的身份了吗？”众人连连点头，深感从根据地到敌占区，还真有些不适应。因苏州日军每晚十点查房，谭震林一行便早早吃了晚饭躲进电影院，连看两三场电影，午夜查房过后再回到住处。
    历史本是无数重大事件和陆离斑驳细节的集合体。随着这些由“江抗”第二代接续传播的饶有兴味细节的本色呈现，新四军和“江抗”恢弘壮丽的历史，开始变得伸手可触、真切动人。
    用好数字信息的时代利器
    创作中，当我频频引颈向70多年前的历史纵深眺望时，面对林林总总的事件和人物，难免会感到疑惑。好在赶上了拥有海量网上信息的“数字人文”学术新世纪。今天，随着“数字仓储”和“数字图书馆”的涌现，无远弗届的文献资料可以全文检索和方便查询，皓首穷经和悬梁刺股式的研究考证，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成为历史。凭借这一科学高效的时代利器，作家可以精准快捷地考证核查重要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要素，从而为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开拓了新的更大空间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
    原济南军区政委陈仁洪，1941年初皖南事变时任新四军五团二营营长，20世纪80年代，老将军在《皖南突围遇项英》的回忆录中写道，1941年春节过后即2月中旬的一天，他带人下山，恰与从石井坑突围后隐蔽在附近的项英派出的人相遇，陈仁洪立即与项英取得联系并多次给他送食品。陈仁洪所述时间是否准确？通过网上万年历软件进行查询，弄清1941年春节过后已是2月末，于是纠正了一个记忆有误的时间节点。
    有一篇新四军老战士的回忆录写道，1939年3月6日，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做报告后，当晚与新四军官兵一起联欢，并指挥大家高唱《新四军军歌》。经上网检索并与权威史料比对，《新四军军歌》是此后半年才创作出来的。这就避免了在写周恩来皖南擘画新四军发展大计内容时，出现不应有的差错。
    考证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时间常喜欢跟人捉迷藏。关于叶飞率新四军老六团东进敌后作战的出征时间，当事人回忆录和有关资料有5月1日和5日两种说法。权衡取舍中，我注意到，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在部队开进前专门给“良团”（即老六团）写信，信的落款时间为5月，部队根据这封来信对官兵广泛进行教育动员。陈毅来信时间和部队收信后认真进行教育的史实证明，老六团的出发时间是5月5日。但颇具权威的《“江抗”战史》记载，老六团于5月6日到达武进（今常州市武进区）戴溪桥，与在当地活动的梅光迪所率“江抗”第三路会合，并成立了“江抗”总指挥部。老六团5月5日凌晨从茅山根据地溧阳县水西村出发，6日能否到达武进戴溪桥？经上网查询谷歌地图并测算两地距离，老六团一天多时间走完这段路程，当绰绰有余。
    不可否认，信息技术给作家有效逼近历史真实，带来了革命性变革。当严谨求实的分析求证插上“数字人文”的翅膀，传统学术研究和纪实创作需经年累月比对、考订、校勘、辑佚尚难于弄清的问题，霎时就可得到翔实精确的答案。
    当然，数字时代，网上信息鱼龙混杂，陷阱无处不在。网上有文章说，当年苏常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太仓县县长郭曦晨，在反“清乡”斗争中被捕入狱，英勇牺牲，被追认为烈士。询问江苏太仓有关部门，结果不能确认郭曦晨是烈士，也说不清他在抗战中的命运遭际和去向。两难之际，我向有“江抗”活化石之称的施光华求教。这位1937年跟随何克希从上海“特科”到东路参加“江抗”，1957年在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任上接受过崔左夫采访、为其写出《血染着的姓名》提供珍贵素材的老“江抗”，认真审读作品初稿后告诉我，郭曦晨没有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见到过他。后来弄清，郭曦晨当年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到广州工作，从而解开了一桩悬疑。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的创作经历，使我再次深感：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也是写实类创作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本质特征和魅力所在。
    （作者系军旅报告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