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会在某些公共课上遇到一撮儿留学生。黑的黑，白的白，有个白里透红带麻子的，是个奥地利人。大家都处在渴望文明的年纪，因其来自奥地利，所以对那哥们儿不免高看一眼。有人问奥地利是不是一个音乐之国，奥地利人说是。有人进而探讨起巴赫、贝多芬和马勒，奥地利人当然聊得头头是道，众人自然叹服得很。
    但是有一次，一个英语很好的女同学聊起奥地利人，却表示“太令她失望了”。我们问怎么了，女同学说：“我去留学生宿舍管他借两张黑胶唱片，看见他正在吃着薯片看美国电影，而且看的还是好莱坞的动作片。他可是奥地利人啊，奥地利人怎么能这样。”
    大家哈哈一笑。基本上，没有人认为奥地利人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女同学出了问题。她有点儿太“轴”了，也太“劲儿”了。吃薯片，看美国好莱坞的动作电影，这是全世界男青年的爱好。美国人可以这样，中国人可以这样，黑兄弟可以这样，为什么奥地利人不可以这样？这也就是白天，晚上人家没准还看日本动作片呢。当然，该女同学的问题，别人也不是没有犯过，比如在宿舍吃饭的时候，同学们就会互相询问：“你是一个山东人，为什么也吃米饭？”“你是一个浙江人，为什么也吃馒头？”
    再说得抽象一点儿，我们都用“概念”中的奥地利人、山东人和浙江人代替了“真实”中的奥地利人、山东人和浙江人。当概念与真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宁可相信概念，并且拿概念去质疑真实。甚而认为自己抓住了奥地利人、山东人和浙江人里的叛徒。也幸亏我们的偏见是不具有强制作用的，否则奥地利人在课余就只剩下听黑胶唱片这一种消遣了，山东人也吃不得米饭，浙江人也吃不得馒头。这对于他们的休闲生活以及胃口，又是多么大的损失。
    想要讲这么一件闲事，是因为它和我们讨论的“中国故事”有着一点共通之处。当然，文学写作的问题要更加复杂一些，无论是这项工作所处理的“概念”还是“真实”，其内涵都要远远超过看电影和吃馒头米饭。但是也不免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用“概念”代替了“真实”。或者说，只有某种写作符合预期的概念时，人们才认为它是真实的，而一个真实和预期的概念相反，我们反而会把它视为一个荒唐的概念。
    中国的“真实”就在那里，坚固、深厚而静默不语。关于中国的种种“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它来自于前人的总结、外人的强加，甚至是其他概念的自我衍生。概念的一个衍生产品则是套路，套路的背后又包含着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投其所好”的冲动。将中国妇女的小脚和大辫子贩卖给外国电影节，这是几十年前的时尚，也是这个问题的极端表现。而在文学写作中，甚至是近些年来的“当下写作”当中，类似的概念和套路也像数理定律一样主导着我们的思维。比如：工人是粗野的，农民是麻木的，市民是自私的；军人像土匪，土匪像英雄；基层干部性欲过剩，村花厂花难逃其手；底层青年的终极理想是买房；恋爱和婚姻等于产权交易。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又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其中的一些概念有着它的现实基础，比如确实有麻木的农民和自私的市民，也有睡遍辖区青年妇女的乡镇干部，这些都可以从网络新闻里得到印证，但问题是，如果大部分作品处理类似的人物都是类似的形象，也会让人反过来再去怀疑这些“真实”的写作内容的真实性。也得承认，有许多套路式的写作观念在它刚出现时，也是新颖和具有突破性的，不光对原先一些更老的套路作出了反驳，也对中国的历史或者当下现实作出了更全面的反映。但写作这种事情就怕大拨儿轰，就怕人多力量大，如果形成了复制的程序，那么也就很有可能陷入了用一种“概念”遮蔽大部分“真实”的桎梏。更加值得警惕的是，这些“概念”往往又关联着一套相对图省事儿的写作与阅读习惯，按照它们去写是容易的，按照它们去读也是容易的——不仅容易，而且很可能是顺心的。顺着这个路子的惯性放任下去，我们还会产生另一种冲动，就是试图用一个或者几个观念和结论去解释现实，比如“体制问题”，比如“文化特质”，比如“人性”等等。如果对这些词汇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那么错失的将是更加错综复杂、更加一言难尽的真实。
    上面这些，是我在阅读形形色色的“中国故事”时比较突出感受到的问题，令人惭愧，这样的问题想必也存在于我个人的写作之中。那么怎样才是一个出色的“中国故事”呢？如果承认“中国真实”的复杂，那么这个问题一定也是复杂的。我想，从一个写作的人的角度，恐怕很难给出一个清楚的答案。但我觉得，有两点应该是起码的。
    第一，这样的故事讲述的是中国，而它的讲述对象也应该是中国读者，尤其是今天的中国读者。中国的作家往往羡慕马尔克斯那样的作家的世界影响力，也羡慕托尔斯泰的作品能够流传后世，但在“对世界发声”和“对后代发声”的努力中，却总会忘记任何一个伟大作家的写作，首先面对的是他本国同时代的读者。如果一个哥伦比亚作家写作的时候，首要任务是谋求法国人的喜爱，那么实在难以让人相信他是一个有诚意的作家。
    第二，这样的故事应该是“国家故事”和“个人故事”的自然结合。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曾经存在过专属于某些时代的误区，有些情况下只剩下了国家故事，有些情况下则矫枉过正，只剩下了个人故事，但通常意义上的优秀作品，却仍然能够为今天的作家做出表率。比如在“十七年”时期，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把个人故事讲成了国家故事。重读1980年代的小说，又能发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和陆文夫的《美食家》把国家的故事讲成了个人的故事。虽然今天看来，这些作品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写作的技巧和意蕴的丰富上并不一定那么讲究，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小情绪和大时代并不是割裂的，个人与国家也不是脱节的。所谓的“大叙述”和“小叙述”一定是相互抵触、此消彼长的吗？我想不应该。一滴水一定来自于弱水三千，而弱水三千蒸腾为云，最先落下的仍旧是一滴水。
    最后的落脚点，可能还要回到那句老话上：作家需要观察生活和研究现实。对于文学写作而言，也许任何概念都值得怀疑，再也许，所谓“写什么”和“怎么写”都不是最关键的问题，然而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把握能力，对于时代中个体情绪的感悟能力，才是决定作品是否成功的要害所在。
    责任编辑：吴佳燕
    《长江文艺》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