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曾说:“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这话被无数当代作家、诗人所认同,但如何使这种生活方式更好地接近文学、更好地传承文学的核心精神,则要求作家和诗人要有一种文学抱负。“文学抱负”是秘鲁小说家马里奥 巴尔加斯 略萨喜欢用的词,他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一书中认为:“献身文学的抱负和求取名利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在这个有太多主流价值能保证作家走向世俗成功的时代,所谓的“文学抱负”,就是一种自由、独立、创造的精神,它渴望在现有的秩序中出走,以寻找到新的写作激情。就此而言,在任何时代,文学的探索精神、先锋意识都不会终结,除非一切的“文学抱负”均已死亡。略萨在谈及“文学抱负”时,将它同“反抗精神”一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但是,尽管这样的行动是幻想性质的,是通过主观、想象、非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里,即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活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关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怀疑态度,即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也是文学抱负存在的理由,决定了文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特定时代的惟一的证据。”是的,真正的写作者必定不会放弃反抗和怀疑,也不会丧失自己的文学抱负,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个人”(本雅明语),唯有如此,他才能一直坚持向文学的腹地进发。
    尽管在这个实利至上的时代,写作正在丧失难度,孤独正在受到嘲笑,一切的雄心和抱负也正在被证明为不合时宜,但我相信,那些内心还存着理想和抱负的写作者,并不会失去对文学的敬畏。
    青年诗人世宾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喜欢他的诗歌,他的诗歌有着当下诗歌少有的朴素、清晰和节奏感。它拒绝使用深奥的意象,也不炫耀复杂的诗艺,而是有意使诗歌返回到一种单纯和简朴之中。显然,这样的诗歌努力,是要重新表达出世界的整体形象和心灵自身的力量。后来我才知道,世宾的这种诗歌实践和他所倡扬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他渴望获得一种整体性的诗歌眼光,以打量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基于此,他提出了影响广泛的“完整性写作”的诗学理论,并以《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书来诠释他的这一理论。我以为,这对当下的诗歌写作是有启发性意义的,也是一次必要的提醒。
    所谓的完整性,我想就是坚持人的完整性和世界维度的完整性吧。而“完整性写作”指的也就是有整体维度的写作,它所要反抗的是一种将局部夸大为整体的写作——这种写作正在当下大行其道。我认同这种观点。记得在2004年6月,我就和格非先生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像20世纪80年代那种单一的局部性的文学变革,已经无法改变中国文学在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和大限,中国文学需要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格非先生回应了我的这一问题,他也坦言:“自己遇到的问题,并非一个局部性的修辞问题,而是整体性的。也就是说,它涉及到我们对待生存、欲望、历史、知识、相对性、传统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态度和重新认识。我坚信,整体的问题不解决,局部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而在更早的2002年,我应江苏文艺出版社之约编选一本贾平凹的小说选集,便写有《时刻背负精神的重担——谈贾平凹的文学整体观》一文(该文是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贾平凹的《阿尔萨斯》一书的“跋”),呼吁作家对世界应有整体性的关怀向度,并在这篇文章中初步诠释了我所理解的“文学整体观”：
    什么是文学的整体观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个作家的写作不仅要有丰富的维度,还必须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传统有着相通的脉搏和表情。过去,中国文学的维度基本上是单一的,大多只是关涉国家、民族、社会和人伦,我把它称之为现世文学。这种单维度文学是很容易被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所利用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不乏这样的惨痛记忆。它描绘的只是中间价值系统(国家、民族和社会人伦的话语特征,就是只能在现世展开,它在天、地、人的宇宙架构中,只居于中间状态),匮乏的恰恰是对终极价值的不懈追求。而在优秀的西方文学中,正是因为有了终极价值系统的存在或缺席这一参照,才使它们真正走向了深刻、超越和博大。这点,是非常值得中国作家学习的。因此,所谓的文学整体观,提倡的就是要从简单的现世文学的模式中超越出来,以一个整体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而实现文学整体观的关键，就是要把文学从单维度向多维度推进,使之具有丰富的精神向度和意义空间。①
    我的这一论述,或许是对世宾所提出的“完整性写作”诗学原理的一种回应。但世宾走得比我更远,他在《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书中,对自己所提出的理论有系统的研究和阐释。他有一个雄心,就是要重新解释一个健全的诗歌世界应该有的景象——而“世界”一词,在世宾那里,至少包括现实和梦想两个维度。但是,工业革命之后,现实与梦想已经不再一致,而是长期处于严重的分裂之中,正如世宾所说,“世界呈现出分裂的状况,人呈现出分裂的状况,一切必须重新收拾。”
    在这个时代的诗人身上,必然存在着两股无法忽视也无法去除的力量——现实与梦想。这两股力量构成了他们人生的所有矛盾、痛苦和欢乐;这两股力量张力越大,他的个体矛盾性就越大,在某一个时期,由此所产生的美也就越大。在我们这个时代,美既不是现实,也不存在于现实,它也不是梦想。梦想是些基本理念,美是梦想与现实两股力量之间的张力,张力越大,美的强度就越高。由于现实的有限性,它永远不与梦想重合,但作为诗人,他一生的努力,就是要毫不妥协地从事着堂吉诃德式的工作,自作多情地企图把这两者糅合在一起。这种糅合,就构成当代诗歌的基本地形图。这地形图显示两股力量的对垒——现实和梦想的对垒;美产生于对现实真实生存的切入和对梦想的敞开;在这紧张的对峙中,诗歌产生了,人复活了。人的复活在于矛盾性的呈现,在紧张地抗拒物质化、欲望化的过程中,依借梦想的力量,人获得痛感和欣喜,这痛感和欣喜就是存在的证明。②
    那么,一个诗人,如何才能完成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对接世宾进一步提出:必须通过批判来接通两者的联系,即通过思考“关于在”来说出“存在”——这个“存在”不是现实,而是诗性的世界。诗人以一生的时间由一首首诗来构筑这个世界,它形成了现实的另一面。我想,这是世宾的诗学理论的根基。“完整性写作”的起点就是批判现实,在批判中,诗人得以看清世界的容颜和生存的真相,并借着批判超越黑暗,从而建立起对世界的“信”,抵达梦想的彼岸。
    很显然,世宾是要在《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书中,将我们带到人类生存的宽阔领地,所以他花了大量篇幅去阐释世界和文明所走过的历程,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当下处境。世宾所理解的诗歌,并不局限于语言的实验,他认定诗歌还应具有更完整的维度:诗歌应该解释人的境遇,处理生存的难题,敞开诗性的世界——这些诗歌的基本使命,如今正在被当代诗人所漠视。当诗歌普遍淹没在技艺的表演和欲望的碎片中时,诗人不仅不再“靠近亚当纯真的眼睛和舌头”(爱尔兰诗人西默斯 希尼语),也不再是“宇宙中一条柔韧的纤维”(意大利诗人朱塞培 翁加雷蒂语),而成了冷漠的炫技者和经验的转述者。但世宾提醒我们,诗歌除了表达经验和现实之外,它还要有企及梦想、照亮内心的精神向度。现实和经验往往带着黑暗的品质,诗人如果只沉迷于黑暗,他的勇气、责任、力量和信心就无从体现。所以,真正的诗人,除了批判精神,还应发现人性的光辉、生存的诗意,进而实现对“新世界”的语言建构:
    艺术在诉说的是人的道路,怎么使人真正成为一个人:他们怎么消除黑暗的笼罩,或者在黑暗中怎么获得人性的光辉。在这个角度上,诗人无疑必须保存批判和歌唱的权力,他在对黑暗的批判和担当的同时,他还必须对——此在来说,稍纵即逝的人性光辉和因这光辉所成就的事物表示敬意。诗人的目标便是能逐渐向世人显现一个区别于现实的诗性世界。诗人的梦想有多大,这显现的世界就有多宽阔。它是人类“信”的产物,它实际是人类以“信”为动力所创造的世界。消除和承担黑暗是一个新世界的建设的开始以及它漫长的责任。③
    世宾所说的,显然是诗歌的大势,文学的大势。他试图将诗歌精神的建构,联于诗人的灵魂世界,并借此说出“存在”,这种诗歌的理想主义,旨在重组诗人们业已破碎的心灵,恢复诗歌的精神重量。因此,世宾提出了“梦想创造世界”的口号,这是要开启诗人的另一只眼睛——诗人的一只眼睛观察现实,清理现实,另一眼睛却要向梦想的彼岸伸越,只有这样的诗歌世界才是丰盈的、完整的、创造的。世宾正是紧握这两条诗歌通道,怀着对伟大诗歌精神的向往,试图通过对诗歌与人、诗歌与现实的关系的重新诠释,来为人的梦想、人的在场、人内心中的诗性作证。
    真正的诗人不仅是创造者,也是生存者;真正的诗人创造诗性的世界,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世宾正是在这个阔大的背景里,描述了诗歌、世界、生存三位一体时的语言景象,他的“完整性写作”就诞生在这三重关系之中。尽管世宾的这一理论在具体阐释的过程中还略显空疏,但在世宾身上,真正重要的,也许是他那种充满生存关怀的理论气质,以及他那在这个时代不多见的理想主义精神。世宾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了“诗人”一词的重量。由此,我想起法国重要学者丹尼·梭拉形容卡夫卡的一句话:“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这句话,也同样适合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身上:只要诗人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假如我们的诗人确实还心怀梦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