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因深陷于书籍与幻想，而变得分裂了。对现实的危惧，对无所不在的教条统治和无休无止的思想清算，我置若罔闻。
    遗忘就是将那些发生过的屈辱、难堪与痛苦经历一古脑儿扔给了世界，以便继续活下去。我常常失忆，记不住书上的观点，我已把我的观点分别储存在不同的书里了。
    我的阅读究竟应该从何时算起，这个问题一直让我迷惑。我经常会回想起我许多年前曾经看过的某本书，褪色的封面，扉页上的签名，作者肖像，某一句句子，甚至整整一个段落，它们历历在目……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开端，很多次，那些幽灵般的书，从黑暗尽头浮现，模糊，重叠，若有若无，由远而近，慢慢变清晰了，等回过神，它们又不见了踪影。
    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然后不断修改我的记忆，书的故事，那些书的主人，还有对来历不明的书的悬疑，对书的依赖，爱，贪婪，不屑，感激，厌烦，以及书对我的持久诱惑。每一次，我都赋予了它不同的解释、引申、曲解、错置，直至张冠李戴。我常常失忆，记不住书上的观点，我已把我的观点分别储存在不同的书里了。
    现在，我将要在这里回忆的第一本书，肯定不是我有生以来接触的第一本书，不过，这个问题的确非常有趣：谁能记得起他识字以后所阅读的第一本书呢（反正我是记不起来了），识字课本不算。上世纪七十年代，智利总统阿连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小学识字课本。作为一位学医出身的民选总统，这个回答朴素极了，当然也许还别有意味：它似乎仅仅隐喻了教育普及、个人启蒙、机会均等，却提防了经由一个小小的即兴回答，而泄露出（或被记者解读成）一位兼受下层民众拥戴与金融寡头反对的社会主义总统的信仰、趣味及主义。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皮诺切特发动政变，阿连德在总统府自杀，他手持冲锋枪，枪托上镶嵌着黄金，那是卡斯特罗赠送给他的礼物。
    当年的《参考消息》刊登了这条新闻。《参考消息》，一份发行到县处级干部的内部小报（我的一位同学家里有，我可以看到过期的），共四版，国外消息的惟一来源，对另一个世界的窥孔，除了从中获知新华社从来不报道的重大国际新闻（比如波兰格但斯克船厂罢工、西德击败荷兰获得一九七四年世界杯冠军）及风云人物（比如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拳王阿里或肯尼迪遗孀杰奎琳），不一样的新闻立场、修辞与价值观更是吸引了我，这些经过官方审慎删节与过滤的残篇断章，虽不过九牛一毛，照样对我影响至深，在我的少年时代就让我早早中了毒。
    幸好那个时候我已懂得如何避开危险。面对现实，麻木不仁绝非我的选择，而是别无选择，它实属自然本能——夹紧尾巴、慎言、不出头，身体混居在群体里，惟有思想躲藏于身体内部，不招人注意，不与他人交流，顶多以日常牢骚的方式，适度地在某一私人场合，人云亦云，发表几句消极无望的感想。现实根本不容许人们自行讨论，何况人们在当时也根本不具备讨论现实的能力；而一旦居然有人自以为拥有这种能力，再加上过于天真和鲁莽，为了所谓真理妄图挑战现实，其结果无不被扼杀在襁褓之中。除非你可以忍受将思想与独立判断的能力深深地隐藏起来，永不公开示人。反之，你的结局必定是致命的。
    一九七一年我十六岁，九月底，林彪坠机温都尔汗的传闻不胫而走，同时我被分配到上海商业二局所属的一家小厂（最早它叫“静安区饮食公司红旗机修厂”，与原上海美术馆毗邻）。珍宝岛事件过去虽已两年多，中苏边境局势依然紧张，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进厂干的第一份活是参加挖防空洞。这是不计成本、不讲质量，也没法制定进度的全民战备任务（土法制作的砖坯一垛一垛垒得满街满巷）。厂里原有的生产基本停顿了，防空洞工地就在仅一墙之隔的美术馆花园里，草坪树木统统毫不怜惜地被掘开，中央赫然一个两个篮球场那么大的窟窿。挖掘进度缓慢，厂里以前没人干过这个，排水沟里的地下水源源不断地渗出，南北两台抽水机也噗噗噗永不停息。我们手持铁锹站在大窟窿周围，深秋的阳光有气无力，老工人们说笑话，抽烟，我也跟着磨洋工；一到下雨，大家就躲进美术馆的底层办公室避雨，我不太喜欢同我还不熟悉的工友闲聊（彼时上海的工人老师傅管这种被北京人称为“侃大山”的闲聊一律叫作“嘎三胡”，至今我不知它的出处），秋冬时节江南阴雨绵绵，歇工机会多，后来我就在工作棉衣里揣本易携带的小册子，每逢下雨便偷偷找个角落，拉把皮椅子掏出书（美术馆房间很多，民国时期遗留下的老家具随处可见），那时我常看的一本是——《共产党宣言》。
    看《共产党宣言》肯定不会有麻烦，却免不了招惹异样的目光，这先放一放以后再说。一九七一年，我们能公开阅读一些什么书？也许还有孤独的鲁迅，举国上下，肃穆而空荡的新华书店，红色烫字精装平装的毛泽东著作，素白封面的单行本《野草》、《呐喊》、《彷徨》和《华盖集》，加上橘黄色带侧面头像的马恩列斯全集，呈三足鼎立之势。我对鲁迅的看法有过多次反复，这是我的个人趣味问题，不关鲁迅的事。不过真实的情况是：一九七一年，我对鲁迅还没有太大感觉，尽管在这三足鼎立当中，他老人家排在马恩列斯之后（这个排序很符合他们在我心里的位置，马克思第一，依次类推，斯大林最差，我只读过他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和《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的文字最无才华，干巴巴的），毛泽东则屈居三足之末（现在我可以说了，一个曾经多么狂妄的思想！），其中缘由，也容我以后有时间细谈。
    那时候，我一度羡慕斯大林的胡子，两角上翘，还有他的大元帅服，真是神气十足，瞧他胸前的那一大堆闪烁的勋章！相反，马克思的浓密大胡子有点儿过分，没法看见他的嘴唇，恩格斯也是。回想起来，在我少年时代就让我对社会主义理论发生浓厚兴趣的，相当程度上居然源自这四位外国美男子，两个俄国人（后来知道里面有一个格鲁吉亚人），两个德国人（后来知道里面有一个犹太人），最初正是他们的巨幅图像诱惑了我。经历了震惊与迷雾笼罩的一九七一年之后，有关四位外国美男子的经历、论述、书信、传记和电影，陆陆续续，转移了我对眼前不可触及之问题的注意力，进而替换并洞穿了晦暗的中国现实与中国历史，许多年里，持续吸引我的不仅仅是马恩列斯各自的理论（我很快不愿再阅读斯大林的乏味著作，但仍难忘他在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攻克柏林》里不离手的烟斗与坚毅下巴），还包括他们迥异的性格、趣味、语言风格、家庭生活、思潮、其他人的理论线索（比如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密、李嘉图、欧文、傅立叶、普鲁东、巴枯宁、布朗基、拉萨尔、杜林、考茨基、伯恩斯坦……），以及腥风血雨的时代事件（比如鸦片战争、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莫斯科大审判……）。
    我的生活因深陷于书籍与幻想，而变得分裂了。对现实的危惧，对无所不在的教条统治和无休无止的思想清算，我置若罔闻。事实上，只要你能够做到永不开口，你的思想与怀疑是可以享有自由的（据梅林的回忆，马克思在他女儿玩的答卷游戏中“你最喜欢的座右铭”一则提问后面写道：怀疑一切！），但你同时应该明白，你不能将你怀疑的一切统统说出去，这一点，你绝不能有一丝半毫的怀疑。我做到了，我必须做到。我是一个行事谨慎，懂得惧怕的人，在严峻的绞杀机器前我知道我不过是只蝼蚁，根本不堪一击。
    有无数往事其实并不储存在我的内心，而是隐藏于某些事物，甚至隐藏在某些事物的名称中。遗忘是我们生活在绝境中时的绝对之需，遗忘就是将那些发生过的屈辱、难堪与痛苦经历一古脑儿扔给了世界，以便继续活下去。所谓内心，它不过是被人们夸大了的一个子虚乌有的地方罢了。由于记忆和遗忘无非是人们通过无意识去进行删选的结果，我从不刻意去记住什么。不用担心的是，我的记忆常遇天赐良机：那些事物、那些事物的名称、那些事物后的事物以及那些事物名称所唤起的其他事物名称，在某一时刻因缘际会，它们相遇了。
    时光如箭飞逝，那些依次闪回的往事碎片，似黑白照片般不邀自来，若将其一一写出，它的真实性如何？我不知道。此刻，令我自己疑惑不解的是：我的确随着我的文字到达了那一个个我想看就能看到的场景，它们清晰如斯，比我的文字更清晰，那么，在此之前，这些影像、容颜、句子、图片，甚至更琐屑的小细节，究竟存放于何处？我永远搞不清人的大脑有多复杂——任何已经失去的东西都不再属于你了，但因你还能摇醒它，谈论它，那表明它依然归你所有，并牢攥于心，这种对个人历史死不放手的强健欲望，又究竟来自何处？
    （本文选自吴亮《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原题《不觉恍恍已隔世》，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