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星火，半米微光
    好的文学如同世间一切美好而长久的情感，它不会亮到刺眼，也不会热到烫人。
    我记得它二十多年前的样子，在县图书馆阅览室的旧木桌上，它敞开如新生的叶片，莹白的光泽在吊扇的鼓吹下呈波状在空气里扩散。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开始投稿和发表作品的学生，我接近它时，保持着屏息的审慎和近半米的恭敬距离。
    我迄今仍记得在杂志补白位置发表小诗的业余作者的姓名，就像我还记得那个时代图书馆里的光影：被袖口磨出包浆的阅览桌边缘的柔光，漆着绿漆的木质边框的玻璃窗在夏日阳光下宁静的反光，甚至，被无数凉鞋和皮鞋底磨得水滑的地面的黑亮拙光。
    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县的旧图书馆早变成了闪亮的超市。许多文学杂志、读者和作者也都逐渐消失了。
    它依旧活着，大名依旧叫文学，小名依旧叫星火。那个虔敬地翻阅它的少年，从读者变成作者，最后成为它的编者。
    在我完成这些身份转换的过程，时光里也有许多风尚在流转。曾经有段时间很流行预言纯文学的死亡，最近又热衷讨论纸质报刊的退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品读纸质书刊视作教养和高贵，更多的人爱上用文字在微博、微信上表演思想秀和心情秀。
    这些自相矛盾的世相总是让我微微发笑。
    我对担心我的劳动过于小众的朋友说：当华丽转身成为时尚，朴实的站立也会成为一种艺术。
    至于好的文学，我觉得它从来都是哑光的，就像周末午后透过树影晃动的窗玻璃投射到旧木桌上的光斑。哪怕在征友启事上风行“爱好文学”字样的八零年代，它也是清寂而微温的。
    也如同世间一切美好而长久的情感，它不会亮到刺眼，也不会热到烫人。
    我即便怀有最好的愿景，也必须保持谦卑的清醒：一本再好的读物，其实顶多也就散发出半米微光，就像这本杂志的刊名——星火。
    半米，差不多是眼睛和桌面的距离，也是读者与作者的舒适距离，便于星火明灭，便于微光暖心。
    2015年8月22日
    我敬重高能耗低产出的散文写作
    那种有体温、有呼吸的起伏感和思想的锐叫声的散文是离人心最近的文字。
    当今的散文写作理念多元，面貌驳杂，我个人尊崇的是那种高能耗的散文写作。
    之所以高能耗，与散文这种文体的先天体质有关。各种类型的散文写作理论都有相应的好作品支撑作者的信心，不过在我的阅读和写作体验中，最具肌理质感和精神光照度的散文还是在一手生活经验里炼金的非虚构性作品。
    那种有体温、有呼吸的起伏感和思想的锐叫声的散文是离人心最近的文字。
    我们阅读这样的散文时是幸福的，写作这样的散文时却可能是局促和痛苦的。
    这样的散文，不仅大量消耗生活积累（如同用粮食酿酒，基本是一百比一，一千比一的产出率），还会大量消耗荷尔蒙和思想资源。
    也像存硬币买电器，积攒的过程是琐碎和漫长的，挥霍的过程是奢侈和简短的。
    你的现实人生能否为持续的写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与热能？你的内心是否经得起写作的尖锐拷问与损耗？
    高能耗是散文写作的瓶颈，却也是散文品质的必要保证。
    《我与地坛》我读了许多年仍不厌倦。史铁生在地坛转悠了十五六年才拿出这样一篇。 这篇散文的能耗是十多年的孤独加无数个分秒的苦思冥想。相对于这一篇，史铁生其他的单篇散文对我就没有这么强大的征服力，它们的能耗相对更低。
    那些生命能耗较低、过于依赖资料和虚构等外在资助的散文易于量产，易于形成话题和标示，却很难携带足量的体温，这样的散文偶尔也会出名篇佳构，不过很难牵扯我的心跳。
    世间偶有好散文问世流传，却罕有能够不断写出好散文的散文艺术家。
    我想说的是，即便以散文为主要写作体裁的作者，也要警惕成为职业散文家的雄心。就如同我们有时会遇上爱情，却不可能成为恋爱家，我们不时会遇上友谊，却并没必要成为交友专家。
    好散文其实是一种娇贵的恩赐，你可以等待、酝酿、诱导，却很难策划和炮制。那等待的过程，有时如稻谷的有机生长，需要耗费几个节气，有时如煤和石油的形成，要耗费的是几个世纪。
    一个散文写作者比较务实的追求或许是，当日常生活渐趋有序和庸碌之后，能否让自己的嗅觉更细腻些，听觉更灵敏些，眼力更锐利些。当生命的虚无感日趋显现时，能否让自己的头颅更高昂些，筋骨更坚实些，心灵更自由些。
    倘能做到这些，当一个疑似散文家的写作者在文坛的视线中淡出时，一些以散文的名义发表的温热文字，还会偶尔闪烁在知己和同道的案头与记忆。
    它们或许寥若星辰，却也暖若星辰。
    我想，作为一个散文写作者，这是很低的定位，其实也是很高的理想。
    2015年12月28日
    谁在看《星火》？
    那些以模糊的形象实在地支撑着我们的读者，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定位杂志。
    没人能笃定地回答这提问，我表达的主要是好奇。
    编者最熟悉的是作者，我们更广大的服务对象则是读者。大多数读者对于我们，是邮局订单上的一些数字，即便能查到姓名住址，也无从知晓面貌与脾性。
    他们为什么订阅《星火》？
    我们知晓的那部分读者其实是作者和潜在作者，那些从不投稿却订阅本刊的读者，则面容模糊。
    不过在我心里，模糊的视线里有清晰的亲切和感动。
    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滋养，才能让一个人在密密麻麻的征订广告中勾选出“星火”二字？有的还要绕山路去县里的邮局。
    这想象令我感动而忐忑。
    文学期刊在纸媒衰退的年代，主要的价值恐怕是作为一种文学评判尺度。在无门槛的数字发表平台越来越多时，文学期刊对文学写作的检验功能反倒会得到强化。
    这是文学期刊绝处逢生的理由，也是有些纯文学期刊越来越自信的原因。
    作为老牌文学期刊，作品的格调和质量肯定是《星火》的首要追求。为了确保文学品质，作为江西省文联主办的期刊，我们对本可关照的本省作家挑剔到了严苛的程度。二○一六年第一期只发表了两位本省作者的作品。第二期和第三期的作品也主要源自全国最具实力的作家。
    在二线省城办出一线水准的文学杂志，这理想让我们常陷入激情与焦虑的轮番蹂躏。
    显然，我们也不甘心办一本只为作者服务的杂志。
    那些以模糊的形象实在地支撑着我们的读者，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定位杂志，规划栏目时的决策。
    二○一六年的《星火》不仅回归了综合性文学期刊的定位，还在小说、散文、诗歌等传统栏目之外，增加了“文字秀”、“文学圈”、“写作课”等泛文学栏目。
    我们的想法是，既展示最优秀文学作品，也呈现最新文学景观与文学信息，让“圈”外的朋友能够通过《星火》洞悉更多与文学相关的事。
    春节后上班不久，负责发行的同事告诉我，二○一六年第一期刊物出版后，邮局反馈的订数增长了20%。
    其时，我正坐在电脑前查阅星火微信平台的读者留言。
    同事推门告知这信息后就消失了，话音则如初春的阳光停泊在我眼前的木质桌面上，耀目而温暖。
    20%的绝对数值算不上多，但如能在各种偶然因素后探察出上扬的曲线，就挺令人欣慰了。
    对于我们的点滴尝试和努力，读者都在用及时的行动给予鼓励。
    《星火》改版后，也从熟人嘴边收获过一些肯定，我习惯性地把这些当作客套和礼貌，一笑而过后自嘲地宣称：这年头看文学期刊的，除了作者，基本是文学编辑们的亲戚朋友。
    桌面缀着毛边的阳光让我对那句自嘲有了新的解读，那些从未谋面的读者，也许正是我们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近亲与远亲。
    我们每天在十六开的白纸上与自己较劲，就是想让他们更喜欢文学，更喜欢我们。
    2016年2月23日
    我们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喜欢的作者考验编辑的眼光，不喜欢的作者考验编辑的胸怀。
    编辑肯定是有些势利的，如果唯好稿是图也算的话。
    我们肯定是喜欢名家的。我们看重名家的名，更期待名家拿出真正的看家本领。为此，我们恨不得在空气中挖一条通往名家的捷径，抢在别的刊物前拿到我们想要的好稿。编辑给名家打电话的声音是耐心的，像一个鞠躬的人影那样带着谦逊的弧度，有时，耐心到我们自己都看不下去。
    为了拿到名家名副其实的好稿，我们认了。
    我们肯定是喜欢实力作者的。我们喜欢他们的实力，更喜欢他们创作每一篇作品时的用心用力。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比喜欢名家更喜欢实力作者。拥有成为名家的实力却还没成名成家，这会让一个作者激情饱满，才华四溅，并保持适量的自省，格外珍惜自己的文字和名声。
    编辑和实力作家的沟通是默契的，交往是放松的，可以像税务官一样催稿，也可以像质检员一样退稿。一本刊物的分量就是由大量实力作家的分量叠加起来的。
    那些没名气，实力也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新作者，应该是我们更喜欢的。发现并推出文坛尚未关注的新人，是文学编辑最有成就感的事。因此，编辑给新人打电话的声音是热心的，像一个鞠躬的人影那样带着谦逊的弧度，有时，热心得我们自己都看不下去。
    为了让新人更自信更有文学野心，我们认了。
    编辑不怎么喜欢的作者，肯定比喜欢的多那么几个。
    那种明知水准和风格与刊物有距离却试图通过人情上稿的作者。
    那些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水准和风格与刊物有距离却执着投稿的作者。
    那些稿子发不出来从不怀疑自己只怀疑编辑的眼光与职业道德的作者。
    …………
    编辑大多数时间不是在跟喜欢的作者交流，编辑的主要精力是跟不喜欢的作者周旋。这时编辑不仅需要自己都看不下去的耐心，还需要为了刊物的利益放弃个人好恶的大度。喜欢的作者考验编辑的眼光，不喜欢的作者考验编辑的胸怀。说到底，我们心里其实是有点喜欢不招人喜欢的那些作者的。他们的存在给了编辑获得另一种成就感的可能性——
    把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作者，一步一步，塑造成我们喜欢的作者。
    2016年5月10日
    偏见：关于诗歌，关于诗
    那种能穿透人心与岁月的才华，也许正隐居在这样的诗人体内。
    我偏爱离小说的篇幅特别远的诗歌。
    我偏爱离散文的节奏特别远的诗歌。
    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肯定是承担了小说和散文不宜承担的使命。在小说的情节不便施展，散文的铺陈缺少空间的地方，诗歌的价值会加倍地凸显。
    长诗也有杰作，散文诗也曾流行，不过，在我的偏爱中，篇幅精短，有朗诵的语感，易于背诵和传颂的小东西仍然是诗歌中的尤物。
    诗歌，毕竟是诗与歌通婚之后的产物。
    我偏爱离诗歌的标配比较远的诗歌。
    太像诗歌的诗歌，也容易令人生疑。
    那些在经典诗歌的肉身取下几个细胞进行克隆繁殖的写作，像一种还没出生就已经发生的死亡。
    那些过度迷信个人的开创性，把诗学概念看得比诗意表达更重要的诗歌写作，也是一种还没出生就注定要发生的死亡。
    与此同时，太注重诗句的音乐性，结果被韵律套上枷锁的诗歌；或者太不注重诗句的音乐性，最终迷失于意象的丛林的诗歌，在本质上离诗歌也都是远的。
    不断读到那样的诗歌，总体看上去很美，每一个句子都极像诗句，读完以后，却记不住一句话，心底也搅不起一丝波纹。
    有时读完一个诗人的整本诗集，也找不出一个像闪电一样直觉而耀眼的句子。
    日常视野中，让我们眼前一亮（或者说一暗）的，往往是诗人的风度而非诗歌。
    自大、夸饰、放浪……
    似乎，诗人的美德只是放弃分寸感，唾弃克制力。
    见多了太像诗人的诗人后，我特别敬重乐于以平常心示人的诗人，谦逊、善良、专情、害羞，我愿意把这样的人想象成好诗的桃花源。
    那种能穿透人心与岁月的才华，也许正隐居在这样的诗人体内。
    2016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