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在《文学评论》上看到贾平凹写的一篇文章《读张爱玲》，他认为张爱玲是把自己写作天才发挥得最好的作家之一，并且感叹张爱玲的书是可以收藏和长读的，还说了一句俏皮话：“与张爱玲同活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可见是一种真正的心仪。1980年代初贾平凹谈过他读张爱玲的感受，他明确地说自己是受过张爱玲的启发，他说，“我受她启发大量运用意象，有零碎意象、有整体意象，我热衷于意象正是我用心之处。”张爱玲是把中国传统文人学科和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结合得最好的现代作家，而贾平凹是把中国传统文人文学的精髓吸收得最好的当代作家。所以这两位真是好有一比。但是贾先生的写作时间跨度很大，风格有变化，摇摆的幅度也比较大，我没有读他的全部作品，要是笼统地说贾平凹与中国传统文人文学的关系还是稍微有点冒险。但是从他最受关注的作品而言，这个论题是可以成立的。相比较与中国其他的当代著名作家而言，贾平凹是最具中国传统文人相的作家，对此他自己也是直言不讳，说还是传统文人那种习气、爱好、气质多一些，对此评论界也有共识。雷达对于《废都》，陈思和对于《秦腔》、《古炉》，王春林对于《古炉》等等都从这些角度作过评价，还有评论家对于《高兴》、《高老庄》、《白夜》等小说的古典况味也有分析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可以分为话本小说和文人小说两大类。前者是讲给听众听的一个蓝本，演绎历史、奇异故事、惊悚情节这一类居多。后者才是文人写给读者看的，而且在风格上比话本有很大的变化，世景世情、人生悲欢、平实人生、雅致语言，因而它是更加文学的小说，因此艺术性更高。《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而《红楼梦》是巅峰之作，这都是有定评的。
    中国古代文人小说，对张爱玲和贾平凹在人生态度、题材处理、情节结构等方面都有很积极的影响。张爱玲用家庭琐事、个人际遇反映时代变迁的构思特点，对人物无常命运的细腻把握，对建筑布局、风俗人情、生活起居的描绘兴趣，都有世俗人物的回声。贾平凹很多作品也是这样，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世界华人文学“红楼梦奖”颁给《秦腔》是最恰当、最合适的。像《红楼梦》这种人生的大悲剧，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皆空，之于张爱玲是荒凉，而之于贾平凹则是悲苦。《红楼梦》对现代作家的影响可以念一长串的名字，如巴金、茅盾、路翎等，20世纪的中国作家，学《红楼梦》学得最像的，大家公认的是张爱玲。
    《红楼梦》虚实相间的艺术对很多作家有影响。虚实相间的艺术也是贾平凹自己的追求，既增加了小说的社会含量和审美含量，也留下了读者和评论家争议的一个巨大空间。关于张爱玲的师承现在研究得比较清晰，但是贾平凹的师承就比较复杂一些。为什么他的作品有更多争议，很多时候与他这种虚实之间的留的东西太多有关系。
    我注意到，媒体多次报道了贾平凹对当下小说的三点建议或者三大主张，他说，写现代小说其作品一定要有现代性、人类意识，还要注重传统，同时要有民间性。请允许我把它称之为“贾三条”。一是现代性人类意识，二是传统，三是民间性。当然这不是他第一次说，他以前文章也说过，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我尊敬的贾先生还应该给我们更多的解说。比如说，他在《带灯》的后记里面谈对现代历史和人类意识的理解，他提到了公平、富裕、尊严、自由等等富有现代性的先进概念，也有对于卑怯、暴力、虚妄、阴暗等负面价值的否定，俨然有与启蒙现代性的世界伟大作家和现代中国优秀作家息息相通的一种进步文学观。贾平凹的小说以展现落后乡村的负面为主。作家以形象说话，就大多数情景而言，揭示、展示，也即批判，用不着跳出形象之外直接作价值评判，何况乡村中国的美丑善恶本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何况小说的价值在于真切地展示，而非简单地肯定和否定，何况有些立场有偏失的小说，它同时也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贾平凹的《废都》表现人文知识分子面对当下社会变革的忧虑和困惑以及寻求解决的途径，无法摆脱的痛苦。比如说《高兴》表现当下中国社会城乡矛盾、对立、隔阂在现代化进退中难以消解的现状。《高老庄》写知识分子的返乡之旅，也有对传统文化深刻的反思和判断。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贾平凹作品对传统文化的浸润过深，很多读者读了他的作品，有时候会有作者过分沉溺其中难以自拔这样一种阅读印象，有时候过分同情和包容苦难、愚昧的底层人物，我觉得这个分寸感是可以讨论的。就他影响最大的《废都》为例，尽管他用方言说的话我听得不是太懂，我听到他力图表达一种多样性，这是我非常欣赏的，是有社会含量和阅读的想象空间。他还说是非常尊重女性的。我读贾平凹的作品，觉得在《废都》之前的贾平凹，是乡村少年看女神，充满了崇仰；《废都》之后的贾平凹往往是文化名人看女人。为什么雷达等评论家对《废都》的价值立场有质疑，恐怕是在他对女性人物描写的分寸感上是可以讨论的。
    贾平凹饱受非议的神秘主义的描写也可以这样看。他的几乎每一篇小说都写到很多神秘的故事和情节。封闭地理的农村文明，人类生存特别依赖大自然，种种神秘大自然现象不能作合理解释，因此有了很多比附和禁忌。对于作品中人物而言，愚昧无知、迷信天象是可以理解的情形，但是很多古代神秘的东西毕竟有反科学和反现代性的一面，也不是健康的进步的人类意识。衡量此类描写是否有现代性，是有一个尺度的。我认为：如果作家总是让那些巫术卜占应验就是缺乏现代性；如果偶有印证是巧合，那是一种文学手法；如果让它们很难应验甚至经常事与愿违式的写法，这恐怕就是更为现代性的审视。对贾先生小说中的传统文化影响和民间艺术的处理，我心里面有一些打折扣。“贾三条”的后两条跟前一条之间，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包容，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更多是一种冲突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被新文学所取代，就是因为有些内容是不能适应现代文明，不能进行全盘性现代性的转化。虽然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以新与旧、现代与落后划分，虽然各有其审美价值，但是在审美的处理上是有高低之别的。
    贾平凹某些作品为什么容易引起争议，引起对他某些现代表达的质疑，与他对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化的浸润过深恐怕是有一点关系的，当然情况可能更复杂。也有批评家对他作品现代性也有很多的揭示，但是我看他们文章往往是点到为止，论述不是很清楚，也没法讲清楚。
    现代很多作家，如朱自清、闻一多、林语堂等，作品中常常有一些旧文人习气的东西，所以影响了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而鲁迅、张爱玲、穆旦他们在现代审视传统这方面做得更加自觉，鲁迅对传统文学很多观念他是断然否定的，张爱玲有传统文化的外壳，但是她对西方现代小说揭示人性深度的技巧，有更多主动和自觉地吸收。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一方面充分地肯定认同贾平凹先生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作出的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对他某些传统文人的习气，某些对于民间生活方式神秘主义的表达，我以为我们还有更多可以讨论的空间。
    责任编辑：吴佳燕
    《长江文艺》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