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楠，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发言的题目是《贴近文学实践是当下文学理论建构的要务》，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非常愿意用“建构”来表述当下文学理论的状况，其实这个词说的绝对不是小打小闹，不是个别的修正，也不是个别既成教材的不断修订，它几乎是一种理论上的推倒重来。推倒重来不意味着否定了理论的延续性，也不意味否定了理论在理论研究中的承继性。从这个提法上，就说明原来这套结构已经存在大的问题，不重新思考和梳理就难以让理论继续发展下去。为什么现在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我想，文学理论建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我们当下的时代语境。社会的转型把理论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状况之中，有了大量的理论契机，面对着大量的问题，这些契机和问题是以前的理论不曾面对的；第二个就是理论自身，我们中国现代性的文学理论从建构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经历了两次大的断裂：第一次断裂是“五四”前后的断裂，与我们的传统切断了，尽管传统的东西仍然在那些批判传统的人的头脑中留存着，但是传统被推到了批判的位置上，传统的使用者们成了传统的他者。这个断裂造成的是什么？造成的是文学理论自身延续性的消失。那么，我们自己的话语在哪里？在断裂之前我们是有自己的话语的，在白话文运动之后，整个那套理论在现代文学中不能再无批判地使用，我们就没有了自己的理论话语。正是这次断裂，导致了西方的大量理论趁机涌入，填补了我们断裂之后的缝隙。第二次断裂是新时期，新时期的断裂把我们前几十年形成的文学与社会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切断了，切断之后，文学开始寻找自己，开始进行主体性建构，开始寻找自己的方法，有了方法论热，之后转来转去，又回归到社会，回归社会的一个标志就是文学性讨论。断裂之后的缝隙是不会自行弥合的，第二次填补断裂的还是西方的东西。两次断裂两次冲入就导致了我们的文学理论在这样一个没有传统并且大量被西方理论充斥的情况下狼狈不堪，这种狼狈不堪体现在今天这个充满了问题的社会语境之中，我们该如何应对？第三个导致建构的原因是西论冲击。西论冲进来之后就离开了它在西方原有的语境，成了一个没有语境的理论、纯粹观念化的理论，它几乎成为我们今天课堂教学和理论研讨中主体性的东西。
    面对这三个问题：一是语境问题，一是理论内驱力问题，一是外来的催化问题，我们只有一条路：建构。于是在这些年，我们就不断建构，解决了很多问题，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总体上的一个问题有待认真解决：对于一个学科来说，研究者要形成一种努力，必须面对和贴近我们自己的实践。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提出来的，刚才张江教授提到曹顺庆教授当年提出的失语症，我是参与了讨论的，当时我提到中国的文论有一个特点：近一百年来我们一直与中国的问题贴得非常近，研究自己的问题不能说是失语，但如果没有自己的语言，这就是失语，我们介于失语和不失语的矛盾之间，不能把我们研究问题的取向都否定了，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贴近我们自己的实践？当我们贴近实践的时候，我们研究的是自己实践的问题。在这个实践问题的舞台和平台上，我们呼唤中国的、西方的、传统的和各方面的理论，在问题研究中找到自己的趣味，这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由来。
    就这个问题，我分几个观点逐一讨论：一是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要由文学回归到文学活动、文学实践，这一点我很赞同高建平老师。为什么叫回归？我们都听到过一个自明性的说法，就是：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但是研究文学的结果是什么呢？经过这么长时间，大家都发现文学理论离文学越来越远。用张江教授的话说，成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为什么会成了这样，是不是对象设定出了问题？研究文学很容易导致一个倾向：研究文本。因为文本作为确定的、稳定的、延续恒常的研究对象，就放在这里，它是最确定的对象，也是最容易被观念俘虏的对象，所以研究文学很容易龟缩到研究文本。而一旦研究文本，我们就远离了实践。令我们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观念兴趣又不是研究文本的兴趣。童庆炳先生修订了多次的文艺理论教材把文学提升为文学活动，但是教材主要部分的构成都是文本构成：研究的风格、研究的方法、研究的功能、研究的文体，都是文本。为什么会这样，像童庆炳先生这样大师级的人物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陷入这样的困境呢？研究文学时，文学文本的优势特别容易导致我们跌入文本中心论的圈套。在教材中童先生引用了艾布拉姆斯的四元素说，四元素说有一个错解，即文学活动仅限于文本、读者、作者、世界这四个元素中的世界。世界在马克思那里是意识中和的结果，因此世界并不是教材所说的本原性的社会生活。这四个元素一旦离开了生活，文本、接受、创作，再加上主观世界，就在意识中闭合了，意识一闭合肯定远离实践。结果就是，当我们在运用文学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我们的理论找不到话语。2015年第4期《中国文学批评》发表了洪治纲先生的一篇文章，谈同质化的问题。“同质化”是从商业中借用的概念，谈的是文学创作中的雷同问题，其实文学理论中对这个问题是有论述的，个性研究、风格研究嘛，可为什么人家不用？就是因为我们的个性研究、风格研究越来越抽象化，没法用了，所以宁可运用商业用语把整个研究文学批评的话都改造一遍，这得费多大的劲啊。我们的文学理论怎么提供不了这种东西呢？文本中心论加上观念兴趣远离文本，最后就没有文本了。当文学没有文本的时候，我们研究的文学是什么？就是一个空白。所以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不回到实实在在充满活力的文学实践上来，文学理论再往下走，就成了我们这些搞文学理论的人恋恋不舍地在进行的孤立的理论活动，就成了一个没有应用价值的应用学科，这是我们搞理论的悲哀。
    接下来我讲为什么提出回归文学实践。最近，我重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从抽象入手，通过研究向具体提升。应该从原始的、能够代表发展方向的、最有一般性的问题入手，抽象出简单的范畴，简单范畴自身分化到历史中，变成一个个中介范畴。他在追问最简单的范畴的时候，考察了原始社会、氏族公社，考察的结果提出了四个范畴：生产、消费、占有、分配，这成为他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面。他说这四个方面就是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最基本的活动关系，从中抽象的一般性就是可以不断分裂并延续到最后的一般性。
    那么我们就要回头看一下，按照这个想法，被称之为文学形态的那些东西，在原始时代是什么样的？肯定不是文本，那时候哪里有文本呢？原始巫术中的呼喊是最初的东西，是伴随着仪式、伴随着身体语言表现出来的，再往后就变成了诗乐舞一体。在诗乐舞一体中，诗的作用应该是最小的，用得很少，主要是歌和舞，诗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由诗乐舞一体而出现了文字形态的东西。在传播文字出现的时候也不是文学的文本，这个大家都清楚，在研究中已经成为定论。那么西方是怎样的？西方神话是唱出来的，荷马史诗是唱出来的，靠吟唱；悲剧是演出来的，靠形体表演，靠模仿，亚里士多德曾提出模仿说，再往后慢慢才有了今天称之为文本的文学。所以我们找最早的文学形态不能从文本中去找，应该到传统的、久远的、原始的、可以称之为文学活动的东西中去找，从诗乐舞一体化、从史诗的吟唱、悲剧表演中去找文学的东西。文学的东西真正集中为文本，在西方也就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事情，在中国则更晚。我们的现代文学理论不是因为文本而生的，而是伴随着中国的民族革命出现的，是一种面对着活动形成的理论。现在变成文本中心论，不合于中国现代文论最初产生的原因，也不合于马克思所追问的原始的基因，从那里提炼出的一般性不能给我们提供文学理论研究的借鉴。因此，我的看法是，我们要回归到最能代表文学一般性的文学实践中去，到那里去寻找文学关系的秘密。这样我们的文学理论面对今天的文学实践，就更能讲出自己的东西。回归到文学实践，就是回归到那个原始由来的后来称之为文学形态的那个初始一般性上去。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学理论疏离文学的现实状况。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在我们的现代文学理论割断了我们的脐带，断裂了我们的传统之后，我们并没有进入文本，也没有一脑袋就栽到西方的理论之中，当时我们现代文论几个创始的大家所研究的问题是我们中华民族怎么才能活下来，在活下来后我们怎么寻找自己的民族文学革命之路？紧密联系当时的文学实践，并且在文学实践中发挥了作用。后来的左联也是这样，左联如果没有那么强烈的批判力量，如果不投入到社会的民族活动中去，这些作家能聚集起来吗？再往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大的特点就是提出文学必须进入到工农兵的革命实践之中去。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理论始终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没有被文本锁住。所谓被文本锁住是新时期从性格分析开始的，经过这番分析，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课堂上开始集中讲经典，那是一个非常令人留恋、令人回味的时代，讲文学理论的老师和讲现当代文学的老师讲起经典来都非常成功。但后来我们远离经典，到了跨世纪，经典贬值，大众文化随之而来，课堂上不讲经典了，即使讲经典也不用经典的方法去讲了，这是一个波折。不管怎么说，十多年的时间里，文本分析在理论上曾经形成了气候，但接着又远离了文本。
    那么，现在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理论怎么了？导致文学理论疏离文学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理论观念化。理论是观念的，用观念研究问题这不是问题，但是把观念实体化，让观念可以自我生成观念，这就是问题了。观念实体化就是观念化，在观念化的思想过程中，必然要用理论研究观念，而理论研究观念的基本方法就是观念研究，这样就导致观念研究观念。当用观念研究观念的时候，观念就闭合了，实践就越来越少。尽管最初被研究的观念是从实践中来的，但一旦断了根，它就成木乃伊了。研究的结果怎样？观念自我锁闭，这就造成强制阐释。观念对观念只能强制阐释，它没有实践根据，强行进行逻辑整合，强行进行观念之间内在关联性的缝合。强制阐释出来的理论也是理论，是封闭的没有用的理论，但是它可以满足很多人纯然的理论兴趣。一旦掉进去就像吸毒一样越来越难以自拔，每写一篇文章就是征服了一批观念，都是自我智慧的证明，这是很令人振奋的。这种观念化就导致了它不能与实践相结合。
    第二个原因就是套用西论。套用西论分两种情况：一是以西释中，一是以西律中。以西释中就是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现象，使中国的现象变成西方理论的印证。这也是张江教授在强制阐释论中谈到的一个问题，文学变成了理论的印证。比如前一阵子成为理论研究热点问题的图像化问题。周宪教授研究一番后，很多学者跟着研究。研究图像化问题一个最有感召力的呼喊就是：如果我们今天不关注图像问题，我们就将面临西方一系列后现代的灾难。但中国有图像化的问题吗？有进入图像时代的说法吗？西方非图像化是有久远的历史传承的：从巴门尼德时代，西方人就认为语言代表着生活，从巴门尼德开始研究交往中的语言，谈真理；到了亚里士多德，已经开始研究语言的逻辑形式；中世纪把语言放到上帝和人沟通的位置；文艺复兴把语言看作人能够自由实现的中介，语言成了自由；一直到了索绪尔那里，语言不再是交际的工具，而就是生活秩序；以后沿此发展，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在西方一直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语言不在则生活无存、世界无存。所以到了后现代，突然出现图像了，西方人认识的生活本身、语言本体被图像取代了。这意味着西方整个的传统都在非语言性的图像面前被颠覆了，他们能不惊呼吗？可是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中国有这个吗？《老子》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周易》说：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语言从来就没有被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尽管不断使用语言，但我们最精彩的艺术是非语言的。我们总是给小说配图、给诗歌配图，我们这一代是看连环画长大的，现在我们还生活在图像之中。我们哪有突然来的颠覆了语言世界的图像时代呢？这就是强制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我们的图像生活，居然可以成为理论热点。其实是离开我们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
    以西律中就是用西方的东西规定我们，我们该怎么做理论？按照西方人的概念阐释我们的中国现象，这种非语境化的西方理论就导致我们面对着西方，或者用它作为我们阐释文学现象的根据，或者用它规定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标准，比如本质主义的讨论。这种套用西论就使我们的理论越来越远离现实。
    第三个原因是研究泛化倾向。泛化指的是在研究中抓不住自己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动荡的时代，面对着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但是我们在研究中，真正有现实价值的问题却提的很少，常常是在观念中发现问题，常常是在彼此的观念不同上进行争论。在真正现实问题上产生碰撞、形成对话很少，讨论起来也很快就转到观念上去了。比如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讨论，热闹了一番，很快转到观念中，现实中找不到观念的针对性，于是泛泛地套用观念。美学中非常难以让人理解的一点是在去年六月份美学会上有人对于美学精神的质疑，有人说不能叫美学精神，要叫审美精神。美学是个学科，审美是研究对象，怎么能这么套观念呢？美的研究和美自身是两回事，研究对象和方法与对象是两回事。蒋孔阳先生讲得很对：美就是建立在审美关系基础上的，在审美关系中有美和美感，当我们说一个东西美的时候，它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我的评价，美感在其中，而我说的美的过程就是审美过程，它们是一体的。可是我们现在把研究美的主观与客观的方法当成生活中的美，认为美与美感无关，这样，生活中让我们产生美感的东西就成了观念的东西，与美无关，然后我们通过研究将它们统一起来，这种方法让人哭笑不得。当我们发现美的时候，你能说在美的判断中没有对象？你说一个对象是美的时候，能没有你的感受？这是很荒唐的。二元论研究可以，但是对象不能二元论存在。马克思说，意识的东西不等于现实的东西，现实在意识之外存在。研究过程中，研究本人对对象的介入和构成都综合在对象之中。但是为了观念，我们牺牲了对象，对象在我们的观念中消失了。所以这三个问题导致我们的文学理论越来越远离现实。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要想使文学理论进入文学实践，就涉及进入实践的中介范畴的建构。张江教授几次在会上呼吁，要进行范畴研究，我非常赞同。范畴是我们说话的根据，是理论从抽象通向具体过程中思维之网上的一个个网结。我们现在缺的是从代表着文学一般的抽象出发提升为文学具体研究的中介范畴。没有中介范畴，怎么把理论转换为批评呢？在刚才的主题发言中，张江教授问：用古代文论话语怎么批评现代味十足的诗歌呢？没有中介范畴转换不了。我写了几篇北方画派研究的文章，北方画派是国画，用古代文论的东西研究起来就特别舒服。对象一直延续着中国画的传统，古代那套表意、抒情的范畴就可以用。而在现代文论研究中，从一般简单的范畴出发到具体的中介范畴恰恰很少，这是我们在范畴研究中需要侧重的，要提炼指向实践的范畴，不要纯粹的观念范畴。
    西方已经出现一些这样的范畴，比如主体间性，是典型的指向实践的范畴，它的特点就在于：在对话中你不是我，我不是你，我们彼此都是对方的他者，但是通过对话，你的某一部分可以被我接受，我的话中有一部分可以被你接受，它们一合成，主体间性就形成了。这样的范畴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现在西方人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比如在《理论的帝国》一书中，好几个西方学者都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具体理论，米歇尔称之为媒介理论，媒介理论不是关于媒介的理论，而是具有媒介功能的理论，在抽象和现实之间有一个理论媒介，叫媒介理论。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中介范畴。这类中介范畴面对一个非常具体的理论问题，就是实践中的东西如何上升为理论，因为理论的东西按照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它研究必然，研究普遍，研究永恒。那么对于生成的东西，对于流变的东西，对于构成的东西能不能进行理论研究？这是个关键问题。其实这个问题黑格尔已经解决了。黑格尔从历史过程之中分析，把演变过程抽象成一个历史过程。尽管它是颠倒的，但他的思路是对的。那么我们现在明确的就是，所有的实践中都有可以抽象的理论范畴，就是相似性、可重复性、可延续性，但是它又是随时流变着的，随时构成着的，我们就研究这些问题，这些文学活动中的、文学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比如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在现代传媒之下批评和传媒的关系问题，在现代传媒下文学写作和传播的关系问题，以前的那种写完后放在一边，作者就不在了，你跟书对话的时代过去了。现在，作者就在那里，你可以点评，可以和他对话，甚至根据你们俩的对话写小说。我们有这样的中介范畴吗？没有。这不就是一种参与性接受吗？不是被动的文本接受，而是我构成文本，这个范畴如果有，不就是新范畴吗？
    我们的旧范畴也可以改造，比如文学个性问题，文学个性以前叫创作个性。我们说的文学创作个性其实已经是研究者文学接受的个性了，那不是创作个性。曹禺写《雷雨》时是怎么想的，其实是你猜测他怎么想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你参与其中了，你建构其中了，你说出来的东西就不是创作个性了，而是你接受的创作个性。离开了接受，还研究什么创作个性呢？可是我们以前的创作个性研究是不谈接受的，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你接受了这个文本，能离开传播吗？能离开批评吗？批评潜移默化形成你的接受语境。所以我提出文学个性问题是关联着文学实践的四大方面的一个综合性问题，它由创作、接受、传播、批评四个方面构成。这四个方面又受外面更大的实践活动的制约。作家为什么创作，不是文学决定的，是文学之外的生活决定的。为什么用电视、电影传播而不用文字传播，因为传播的过程被科技容纳进去了，它在外面更大地规定着文学。所以文学实践既包括内在的也包括外在的关联性实践，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些中介范畴，就可以更好地把理论转化为实践，这就是我的看法。
    本文为作者于2016年8月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主办，大连外国语大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编辑部承办的第三届“当代中国文论：反思与重建”高端学术论坛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经作者本人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