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坦·托多罗夫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叙事学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其论著涉及文学理论、思想史以及文化现象分析等诸多领域。托多罗夫出生于保加利亚，后定居法国，并考入巴黎大学，在那里潜心钻研文学，著书立传，声名鹊起，成为法国结构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早年托多罗夫加入罗兰·巴尔特的新批评阵营，凭借大胆而犀利的文学批评言论而成为当时法国学界的权威之一。他的系列作品如《结构主义诗论》《批评之批评》《欧洲人的思考》等，成为结构主义诗学领域的重要作品。托多罗夫开创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的新视野，其学术思想在那个时代领风气之先，影响甚巨。而他晚年对自己早前学术思想的全面反思和批判，则更具价值。
    结构主义文本阐释的偏颇
    托多罗夫于2016年出版的《濒危的文学》语出惊人，全盘否定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认为现代文学除了对概念的表述、对形式的追求和对某种逻辑的偏好，已经完全被形式主义和唯我思维所包围，文学创作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托多罗夫毫不讳言自己在结构主义方面的偏颇，他认为结构主义原是文本阐释方法，是人们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工具，却成为文学理论追求的目标，导致工具变为目的，手段成了目标，本末倒置。托多罗夫对这种境况表示担忧，他说“文学让我感兴趣的，依旧是人类的真实境遇”。
    兴于20世纪的现代派文学、复调理论、后现代思潮等相继在文学大舞台上交替更迭，繁花渐乱迷人眼，看似高格，实则形式过饰。过于意象化的表达方式、放纵的内心独白、不羁格式的情感宣泄，使得文本不堪重负。从最初的“回归自我”到“意识流的肆意纵横”，使读者们在眼花缭乱中被稀释了嗅觉，磨钝了敏锐的观察力，逐渐不知该如何欣赏文学了。文学的美感效应似乎在我们面前一步步消失，代之而起的则是颓废、消解、无边界的解构意识。它们将传统文学“反映人类的真实境遇”的使命、“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的审美意蕴逐渐隐去。这几乎破坏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形象。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解构思维令文学成为消费自我、消费文字、消费大众认知的工具，同时也让读者失去了耐心。
    现代派文学创作的弊端
    文学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它既见证了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也经历了被虚无主义所控制的时期。但是虚无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当初，无论是现代派还是达达主义，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当既定的生活节奏和思维法则被打破，人的生活发生剧烈变化，人失去了某种依托，极度缺乏安全感，孤独感倍增，纷纷希望可以在精神世界寻找“我是谁”的答案。于是，寄希望于文学世界是人在孤独中唯一的出路。
    意识流写作手法的泛滥就源自于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启发。生命哲学强调生命是意识的延续，意识与生命是为一体。因此，很多意识流小说的写作，突显人独立于喧嚣世界的意识活动，以不受时空限制的跳跃思维开启文本叙述，某种程度上带给人强烈的生命感受力和意识的存在感，对读者的感觉冲击非常大，以至于读者瞬间被征服。意识流小说的这种文本阐释模式迎合了人们急迫寻找精神依赖的需求，于是它这种背景不甚清晰、场域不甚明了的文本在人群中产生了共鸣，人们仿佛在乱世中找到了知音，所以意识流小说问世初始受到相当的欢迎。无论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还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都被推上文学的巅峰。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50—70年代，“人向何处去”成为人们思考的主题，在暂时找不到答案的情况下，文学的意识流化、戏剧的荒诞手法、新小说的不羁以及为此而诞生的新批评仿佛一剂麻醉剂，让读者在沉沉睡去中摆脱现实的困境，获得某种虚幻的满足感。
    但是，后来很多意识流小说渐行渐远，过度关注意识，忽略客观世界，过于强调个体生命，忽视群体世界，以至于给人们造成一种似梦非梦、混乱不堪的虚实错杂感，最终与人们心目中的文学背道而驰。读者厌倦了这些梦呓一般的话语逻辑，就连作家也在思考文学的出路。大众渴望改变，改变他们曾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因循的生活，改变曾经信奉甚至为之付出努力的精神世界，但他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理性措施，如何改变，以及改变以后的秩序应该怎样，对他们来说也很少思考过，因此不知所措。一段时期内，文本中的混淆概念、形式主义泛滥、自我至上、无序状态似乎成为人们荒芜精神世界的影射与写照。
    托多罗夫在晚年明确意识到了现代派文学所带来的弊端，他撰书立说，深刻反省被“虚无”所消费的文学历程。他在回忆结构主义时谈到：“结构主义在学校里的传承导致方法嬗变成了目的。原本用于更好理解文本和社会现实的工具，转而成为一种终极目标，这并不符合我本人的求索。”他坦言现代法国文学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对纯形式、纯技术性批评的追求已经偏离了文学天职的轨道，并不能很好地“透过形式结构”反映“人类的境遇”。托多罗夫将这些偏离都归结于结构主义，认为形式至上的批评方式导致了文学缺乏活力，尤其指责当今前卫的年轻作家将文学创作视为文字游戏，无视文学与世情的关系，无视真实的大众生活和精神领域，只是自顾自地玩味字与字之间的组合。托多罗夫甚至将那些蜚声世界的欧洲著名作家，如昆德拉、伯恩哈特、热内特、昂戈等都归于此类。他认为“当代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却常常显示这种思想与我们的世界业已中断了联系”。
    文学对人类境遇的关怀
    托多罗夫的晚年反思，无疑是对自己早年结构主义思想的全面反省。很多人不解，甚至纷纷撰文反驳他对“新文学”的“诋毁”，指责他是“虚伪的信徒”、“没落学者的挣扎”。但是，如同英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所说：“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托多罗夫进行自我否定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为现代学术研究带来了启示：新思想的诞生初始都是伴随着质疑、争论、辩解甚至是刀戈相见。然而，促进社会进步的也正是面对问题而进行的反复证实、证伪的过程。后工业社会之下，现代派之后的文学发展如果不经历解构，就不会体味到重构的艰辛。所以，当文学的传统与反传统思维相遇，无论发生怎样的碰撞，我们都不应该担心整个文学大厦会摇摇欲坠，因为“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当我们从现代派、荒诞手法、解构思潮的樊篱中艰难跋涉出来，再次审视文学的历史全貌时，发现文学不应该是肆意而为的思想领地，它作为人类关于自身实践所创造出的精神格局，包含着人类对历史的审美记忆、对未知世界的丰富想象、对某种现象的预设和猜测。这里既有悲情的过往，又饱含美好的憧憬。文学的终极目的是对人类真实境遇的深切关怀，所以它探索的世界一定是关于人类的全部，它所阐释的也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人性。在此前提下，文学所涵盖的不仅仅是诗意、审美，还富有改造人类思想的普遍意义。因此，只有了解文学发展的规律，顺势而为，我们才可以更清楚地把握文学历史的方向，从而更好地推动文学研究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