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态批评的浪潮，不少生态批评家对其进行了阶段性的划分。斯科特·斯洛维克把生态批评分为三波：第一波的研究重心是自然写作；第二波关注环境公正；第三波则在反思第一波和第二波生态批评的前提下，指出生态批评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得失，注重与生活和社会变革相结合，有“多元行动主义”倾向。这种对生态批评阶段性的划分，体现了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渐进式的发展过程，用前后相继的历史性的方法勾勒了生态批评的发展史。但本文不以时间阶段为节点去看待生态批评，而是通过分析和总结生态批评的重要理论，将生态批评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方法，近年来在理论探索上有何新动向、新突破，在突破之余又存在怎样的瓶颈与困境。
    生态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初见端倪，20世纪90年代也在中国发展起来，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生态批评在理论创建和批评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掀起一波又一波生态批评的浪潮。
    关于生态批评的浪潮，不少生态批评家对其进行了阶段性的划分。斯科特·斯洛维克把生态批评分为三波：第一波的研究重心是自然写作；第二波关注环境公正；第三波则在反思第一波和第二波生态批评的前提下，指出生态批评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得失，注重与生活和社会变革相结合，有“多元行动主义”倾向。这种对生态批评阶段性的划分，体现了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渐进式的发展过程，用前后相继的历史性的方法勾勒了生态批评的发展史。但本文不以时间阶段为节点去看待生态批评，而是通过分析和总结生态批评的重要理论，将生态批评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方法，近年来在理论探索上有何新动向、新突破，在突破之余又存在怎样的瓶颈与困境。
    生态批评理论探索新动向
    生态批评本身就具有跨学科性质，因此它融汇了多种理论与视角，不仅和文学、美学联系起来，出现了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还吸纳了政治学、伦理学等，出现了生态政治、生态伦理。近年来，值得一提的是后殖民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生态心理学、生态语言学、生态现象学的理论探索。
    （一）后殖民生态批评
    2007年澳大利亚学者格莱汉姆·哈根（Graham Huggan）和加拿大学者海伦·提芬（Helen Tiffin）合作发表了文章《绿色的后殖民批评》，将后殖民理论与生态批评联系起来，2010年，二者又合作出版了专著《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和环境》，被视为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奠基之作。
    关于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基本理论，朱新福和张慧荣在《后殖民生态批评述略》（2011）一文中做了初步概括：后殖民生态批评反对“生态扩张主义”，认为帝国主义的扩张首先表现为生态扩张，二者相互联系，互相支持。帝国主义的殖民，不仅侵犯被殖民地人民的人权和主权，也对当地的原生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后殖民生态批评同时也关注“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前者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要求打破“种族主义”中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后者关注人与非人类物种间的伦理关系，要求打破“物种主义”中人与植物、动物之间的界限。后殖民生态批评还要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和经济霸权，追求生态正义。
    张慧荣翻译了格莱汉姆·哈根和海伦·提芬的《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观》（2011），提出发展是新殖民主义的伪装，可持续发展也是殖民的手段，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应建立在人与自然的非商业性的关系上。2013年钟再强发表了《后殖民生态批评——回顾与反思》一文，并在2015年出版了专著《关爱生命 悲天怜人：从后殖民生态批评视阈解读库切的生态观》，这本专著简要概述了后殖民生态批评的理论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中。
    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兴起和发展可以说是斯诺维克定义的第二波生态批评和第三波生态批评的结合，既寻求生态正义，又将生态批评与具体的社会变革实践相结合，带有较强到政治色彩，也具有鲜明的行动主义倾向，能有效地指导人们的生态行为。
    （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最早由法国女作家弗朗西丝娃·德·奥波纳在1974年提出，她把女性和自然所受的压迫联系在一起，认为男权中心主义和父权制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就有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思潮的借鉴与思考。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史》一书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概念界定、内涵和主要派别，以及理论建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并进一步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认为这是一个文学批评的新趋势，对重新审视文学史，研究当代女性作品，关注文学书写中边缘化的女性声音，都有重要意义。
    国内对生态女性主义关注较多的还有韦清琦。在他看来，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有一个共同点，即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只是在女性主义那里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男权中心主义；在生态批评中，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所以韦清琦在《从生态批评走向生态女性主义批评》（2011年）一文中说：“生态女性主义对于生态批评视野的开拓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生态批评以抨击人类中心为己任，而生态女性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男权中心与人类中心之间的关联性。”这就把女性主义与生态批评，把男权中心和人类中心结合到了一起。
    此外，韦清琦还通过反思波伏娃的《第二性》，关注“双性同体”的概念，认为生态女性主义要达到救赎目的，必须超越波伏娃二元论的局限，即要消除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就必须打破二元论，消除自我对他者的压迫。
    生态批评之所以与女性主义、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结合，是因为所有的压迫都具有内在的同构性：人对自然的压迫与人对女性，对殖民地的压迫有着内在的同一性。唐晓忠2011年发表的《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生态观与女性批评》一文，解读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就是这种同一性的体现。
    （三）生态心理学与生态批评
    鲁枢元在2000年出版的《生态文艺学》一书中，将生态分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强调“精神生态”与心理学有密切的关联。2006年王诺和斯洛维克在《“我们绝对不可等待”》的对话中提到生态批评不仅要寻找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和文化根源，“生态批评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心理和精神层面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近年来，将生态心理学与生态批评结合到一起，寻求生态危机背后的心理根源，成为生态批评理论探索的新思路。
    生态心理学的概念早在1992年就由美国生态心理学家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在《地球的呐喊》（The Voice of the Earth） 一书中提出来了，国内心理学界对生态心理学也展开了研究，比如2004年易芳在其博士论文《生态心理学的理论审视》和同年出版的《生态心理学》一书中就对生态心理学进行了界定和阶段性划分，并将人的心理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但停留在心理学学科内，没有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秦春在2008年发表的《走向深层的生态心理批评》和2009年发表的《生态批评：寻求心灵的皈依》两篇文章将生态心理学和文学批评相结合，认为生态危机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心理学根源，反过来，自然也会参与人的心理建构，有利于解决人类的精神危机，促进人类的精神健康。
    此外，也出现了对单个心理学家生态思想的研究，2012年常如瑜在博士论文《荣格、自然、心灵与文学》中，以荣格的心理学思想为基础，寻找荣格思想中自然和心灵的关联性，将自然、心灵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并于2016年出版了《荣格生态文艺思想研究》的专著，探讨荣格心理学的生态转向，揭示现代人的心理危机，探索潜意识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暗含了生态潜意识的观点，充分体现了荣格心理学中的生态观。
    阿尔·戈尔说过：“我对全球环境危机研究越深入，我就越加坚信，这是一种内在危机的外在表现。”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经常关注的都是外在的、具有时效性的举措，却忽略了内在的精神危机，忽略了生态危机背后的心理根源，所以我们需要生态心理批评去探索生态危机的“内在原因”。
    （四）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批评
    生态语言学是语言学与生态学的结合，通过研究语言的生态因素，揭示语言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多年前鲁枢元曾经谈到：当代语言学向着艺术空间的开放，其意义也许还不仅在于语言学和文艺学，可能还会涉及到后工业社会中生态的平衡与健全。
    生态语言学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豪根为代表的“作为隐喻的生态学”：借用生态学术语隐喻性地描述语言，把语言比作“生物种”，把语言系统比作“生态系统”；另一种是以韩礼德为代表的“批评的生态语言学”，关注语言在面临生态问题时的作用，主张把语言学研究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之一，分析语言及其语言运用中的生态或非生态因素。就目前来看，韩礼德的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批评的关系更为密切，是我们探讨的重点。
    2013年潘华琴在《生态批评的语言之途——关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中，从韩礼德的生态语言学出发，将生态语言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生态批评话语分析，这种分析是为了阐释生态问题的话语根源；另一类是对当前语言系统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为了调整或创新一种语言系统，从而确立真正的生态世界观。同年，赵奎英在《从生态语言学批评看“生态”与“环境”之辩》一文中，认为“环境”是现代科学的概念，是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色彩的术语，而“生态”一词易于让人联想到自然和生命，联想到整体的平衡。赵奎英通过对两个词语的辨析，以小见大，证明语言会影响我们理解客观世界的方式，影响我们的自然情感和自然态度。
    生态语言学为生态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让我们透过表层语言发现其背后复杂的自然态度。同时，生态语言学也提醒我们，批评家在进行生态批评时，作家在进行生态写作时，都要注意语言中的人类中心主义。
    （五）生态现象学与生态批评
    生态现象学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兴起，国内对生态现象学的了解源于德国哲学家U.梅勒于2004年发表在《世界哲学》上的《生态现象学》一文，并逐渐把生态现象学与生态审美结合起来。
    U.梅勒在《生态现象学》一文中这样定义生态现象学：“生态现象学是这样一种尝试：它试图用现象学来丰富那些迄今为止主要是用分析的方法而达致的生态哲学”，其实就是要打破“人为自然立法”的认识论的方法，因此孙丽君在《生态视野中的审美经验——以现象学为基点》（2011）一文中就指出：“在现象学看来，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认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于就是认识论哲学‘主体为自然立法’这一精神的产物。”并分别对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存在方式和以现象学为基础的存在方式进行分析，以现象学为基础的存在方式认为人类的能力和视阈来源于世界，人类在世界中是受限的存在，这与生态学运动的思想很契合，因为在生态学运动中，人类是自然的一环，并受到自然的限制，人的存在最终也在自然之中完成。
    生态现象学还和生态美学有关。曾繁仁在《生态现象学方法与生态存在论审美观》（2011）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生态美学的基本范畴是生态存在论审美观，其遵循的主要方法是生态现象学方法。”并且由于现象学与存在论密不可分，故以生态现象学为主要方法的生态美学，其审美观不是传统美学主客二分的审美观，而是生态存在论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扬弃了“人类中心主义”和对世界的“祛魅”，让自然恢复本身的神圣性、神秘性和潜在的审美性。
    此外，曾繁仁和孙丽君都认为生态现象学和生态审美观都离不开一个美学范畴——“家园意识”。这种审美的“家园意识”摒弃了工具理性之下人“无家可归”的状态，是对人与自然“疏离性”的悬置，也是对认识论的审美经验中“静观美”和“形式美”的悬置，否定物质的、浅层的无机之美，追求具有“生命价值”的深层之美。
    为了进一步阐明生态现象学对生态美学的影响，曾繁仁于2014年发表了《再论作为生态美学基本哲学立场的生态现象学》一文，文中说：胡塞尔代表的是早期生态现象学，海德格尔代表的是成熟的生态现象学，梅洛－庞蒂代表的是身体现象学，通过对这三位现象学大师的分析，再次证明“生态现象学是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基本方法与根本途径。”同年，王茜出版了《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此书从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梅洛－庞蒂的身体知觉现象学和杜夫海纳的审美现象学入手，全面探讨现象学与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的关系。
    生态现象学的引入，突破了传统美学以“人”为中心，人与自然二分的研究模式，导向一种生态存在论的美学，可以说是在用一种审美的方式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痕，为生态哲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开辟了新天地。
    生态批评理论探索的困境
    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生态批评的理论边界不够明晰。
    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说道：“生态批评不是在以一种主导方法的名义进行的革命——就像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现象学、解构主义和新历主义所做的那样。它缺乏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为殖民主义话语研究所提供的那种定义范式的说明。就这方面来说，生态批评更像是女性主义之类的研究，可以利用任何一种批评的视角，而围绕的核心是一种对环境性的责任感（commitment on environmentality）。”生态批评缺乏“定义范式的说明”，一方面使得生态批评可以在理论探索中旁征博引，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另一方面也使得生态批评的理论边界不够明晰，在部分核心概念和术语的界定上也缺乏明确的辨析。对这一问题，学界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王诺2013年出版的《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一书就对生态批评的定义、主要任务、对象和方法作出了界说，更重要的是在明确生态批评贡献的同时，提出要注意生态批评的限度，防止生态批评理论的“无边化”，如果一个批评理论失去了自己的边界，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其次，在中西生态理论的交流中，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仍难与西方理论平等对话。
    近年来，为了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寻找生态批评的资源，也不断有新著诞生，如蒙培元2004年出版的《人与自然：中国生态哲学》对中国生态哲学做了较为全面的勾勒，不仅讲到了儒道两家的生态哲学思想，更是深入到了宋明理学、中国近现代哲学对生态思想进行阐发，形成了中国之生态观的框架和体系。曾繁仁2009年和2010年先后出版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和《生态美学导论》将中国传统老庄哲学、《周易》的“生生为易”、儒家的生态智慧等当成是生态批评的文化资源，并与西方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展开对话；鲁枢元2012年出版的《陶渊明的幽灵》运用中国古代自然主义哲学的观念，并采用德里达幽灵学的方法，试图为生态批评打通一条中国式的途径。该书出版后获鲁迅文学奖，并翻译、发行了英文版，产生了较大影响。
    但就整体状况而言，这方面的工作依然较为薄弱。中国的古代文化具有明显的生态特质，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建构自己的批评话语模式，注重中国传统文学和传统文化对生态批评的奠基作用，在与西方生态理论充分对话的前提下保持自己文学和文化的独立性，避免过分“以西释中”。
    第三，生态批评缺乏有效的、生态性的话语形态或写作策略。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式，要产生实际的批评效应，除了将生态理论与生态实践结合之外，还要有自己独特的话语形态或写作策略，将许多抽象的生态理念用合理的话语表达出来，将生态批评的概念变成人们最切身、最真实的关注对象。
    关于生态批评的话语，可以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展开探索，赵奎英在《从生态语言学批评看“生态”与“环境”之辩》一文中说到，我们使用的语言既有“生态的话语观念、语言结构和语言运用”，又有“非生态的语言观念、语言结构和语言运用”，后者会使人类产生非生态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所以生态批评作为一种肩负生态责任的批评方式，如果其批评话语本身都带有很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就很难达到唤起人们的生态观念，承担生态责任，解救生态危机的目的。所以有效的、生态性的批评话语，必须警惕批评话语中非生态的语言，采用适当的言说方式和写作策略。
    为此，斯洛维克在《走出去思考》中提出了“叙事学术”的概念，认为哲学、文学批评其实可以和个人故事结合。国内学者王诺在《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一书中综合斯洛维克的诸多论述，对“叙事学术”做了具有概括性的定义：“叙事学术指的是将学者个人的现实生活经验与其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性阅读经验相混合的写作方法，是在学术论述中有机地融入具有叙述性、形象性的感受描述的写作策略，其目的是为文学文本阅读提供现实世界的语境，扩大生态批评的影响范围，使之不仅影响学术圈内的专业人士，也影响学术圈外的普通读者。”
    对生态批评的批评话语或写作策略，鲁枢元、刘晗在《绿色学术的话语形态》（2016）一文中提出：“生态时代也应该拥有适应自己时代的学术形态，拥有区别于先前的物理学时代的学术观念、学术感悟、学术体验、学术话语、学术风格——一种新型的‘绿色学术形态’。”“绿色学术”提出要避免个体语言的科学化，是一种更加贴近自然和人本真状态的语言，和斯洛维克的“叙事学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叙事学术”在学界仍有争议，王诺认为：“‘叙事学术’的某些部分与描写个人经验的散文随笔之界限并不清晰，也就是说，它部分地模糊了甚至跨越了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边界。”尽管如此，“叙事学术”、“绿色学术”仍不失为一种建立生态时代独特的、有效的、生态性的批评话语的尝试，这种话语或许能为生态批评建立起理论独特性作出贡献。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的是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的脱节。
    诚如斯科特·斯洛维克所说，世界生态批评已经进入第三波，即生态批评开始注重与日常生活及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中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开始以实际行动干预社会生活中违背生态规律、破坏生态环境的事件，对实践中具体的生态艺术创造活动开展深入研究，并在民间开展普及生态美学、文艺学常识的工作。目前，这在我国生态批评界还十分欠缺。生态批评有待于付诸“多元行动”之中。
    生态批评理论的探索之路仍在继续，虽仍将面临诸多问题，但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它已经在中国理论批评界站住了脚跟，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不断突破困境，渐渐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