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依然需要作家的主体意识，需要面对复杂而鲜活的中国寻求更为广阔的理解与讲述方式，需要重新发现中国的情义，需要以新的方式整合中国的文学经验与智慧。
    航班延误的机场，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他们并不焦急，几乎有着一样的面孔，让人无从知道他是要去约会许久未见的情人或是在奔丧的路上。这无疑是我所见的机场，因为我猜不到或懒于想象他们的生活。但是，在一些作家那里，可能这就真的成了他们笔下的“中国”。孟繁华先生曾在很多地方提及当前文坛的“情义”缺失——“这种没有约定的情感倾向的同一性，不仅是小说中的‘情义危机’，同时也告知了当下小说创作在整体倾向上的危机。”这是一个颇具中国情怀的问题，也是一种日益突显又无法回避的文学困境，似乎只要面对“现实”，就要竞相描写生活的惨剧，好像悲剧就等于现实，无奈就相当于关怀。
    在一些讲述“进城”的小说里，死亡几乎成了某种普遍的结局，成了小说里强化冲突、凸显选择最有利也最直截了当的武器。但死亡也仅仅是一个手段或一个鲜明的符号，《世间已无陈金芳》中农村姑娘想在城里“活得有点人样”的惨败，《北妹》里钱小红拖着巨乳爬下天桥“要活下去”的虚妄，与涂自强的死、《生命册》里骆驼的死、《篡改的命》里汪长尺的死，到底有多大区别？在死与不死背后，讲的都是不可承受之痛，都是无法拒绝又不能挽回的代价。但是，有的小说在不断地强化着分裂、强化着冲突，它们在一种鸡飞蛋打一无所有的叙事走向和结局中消灭了一切可能。这些小说固然讲述着不同的进城故事，书写着不同的现实经验，但也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出现逐渐形成了某种创作趋势，甚至是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叙事模式。那么，这种愈演愈烈的城乡冲突是如何在作家们的叙述中走向极致，而在这种叙述和极致的选择里又潜藏着对近40年中国社会变迁怎样的认知，就都成了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进城”中生存的障碍被轻易地转化为道德和伦理的障碍，那些试图改变自己命运和生活境遇的人们只需在黑与白、是与非、善与恶、尊严与耻辱之间做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城市的大门便会向他们或真实或虚假地敞开。有的作品当然也在某些程度上展现了选择之难，但总体上看，这些选择在“进城”中的作用是被绝对化了的。那么，求生何以等同于屈辱，城市如何变成鬼门关？当这种简单的道德预设被事先架构起来并左右着小说的走向，即便其中加入怎样波澜起伏的故事，注入多么蜿蜒曲折的线索和情节，它终将被诱导着进入一个指定的场地，那就是“进城”无门、生存无望、阶层跨越的艰难以及个人在早已预设好了的社会现实面前的惨败。因此，被简化了的现实以及简单的道德选择犹如一条封闭的单行道，无论从哪个进口驶入，终点是惟一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进城”故事读过之后总有似曾相识之感，也是为什么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中国，各式各样的人物、故事、现实场景和生活片段仿佛被放置于一条高效的流水线，生产出的却是趋于模式化的作品。所谓现实或我们所在的中国之所以被这样描述，道德的预设之所以被急匆匆地架构起来，终究离不开作家对小说最终指向的设想，就像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作家一心打造的就是一个城乡隔绝二元对立的社会冲突，那么我们怎能期望他的创作会向复杂的现实敞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文学创作的理解越来越倾向文学形式的追求，似乎在诗性与知性之间刻意地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仿佛包含意义传达的文学必定是失败的、可怕的、缺乏艺术性的、值得怀疑和批判的。于是在这种环境下，很多小说家开始把冷漠当成全部的态度，或是不带目的地简化生活，或是以漫无目的的反讽、不加节制夸张、求奇求偏的采样，怀着袖手旁观之心对人和世界进行嘲讽和挖苦。问题是，诗性与知性之间是否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莫里亚克曾谈到现代小说的危机，他认为小说家丧失了对善与恶的关注，不但让语言本身面临着贬值，而且造成了小说基本观念的崩溃。一些小说在创作时确实带有某种关切，但这关切背后更需要的是对中国问题深入的考量和对某些博人眼球的离奇情节的抵抗。很多小说在对中国的讲述中缺乏作家的介入感，完全将自我抽离，其间过分的冷静或者说冷酷，让人对原本存在的关切产生着怀疑。因此，文学依然需要作家的主体意识，需要面对复杂而鲜活的中国寻求更为广阔的理解与讲述方式，需要重新发现中国的情义，需要以新的方式整合中国的文学经验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