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提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而不是肤浅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对生活的乐观与积极态度：庸人能够接受浅薄的欢欣与泡沫般的繁荣，却不敢面对生活中那些惨淡的真相，或者在一旦发现生活阴暗的一面之后变得愤恨、怨毒和虚无。而真正的英雄即便认识到生活并非如同伊甸园般美好后，依然要热爱与拥抱生活。那么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什么是生活的问题。
    生活无疑是一个既包含历史性又有着鲜明现实意义的范畴。揆诸新中国以来的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主义中国早期，有一个短暂的“新生活”时代，这个“新生活”与中华民国政府1934年开始推行的带有现代性国民教育性质的“新生活运动”有所区别，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文学在社会主义新生活中扮演着历史想象与政治想象、塑造新人与建构新文化的重要角色。在这个社会主义新生活阶段，个体与集体之间构成了一种和谐合一的结构关系，“三红一创”以及《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革命英雄传奇形成了一种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选择与历史选择、个人生活与时代生活同构的表述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经历了为时不长的“新生活的光辉”之后，作为理想形象的“新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版图中日益稀缺，而文学中的生活则呈现出单向度的风貌。体现为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之间发生了断裂，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产生了隔阂，肉身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之间发生了冲突，而后者往往被视为具有压抑性质的存在，逐渐退隐到文本之外。可以说，生活本身发生了内部的裂变，存在主义式的生活大行其道，而理想主义的生活被视为乌托邦甚或踪迹不见。
    存在主义式的生活体现为：一种是“生活”淹没了“人”。生活成为文学中的一种笼罩性的氛围、情绪、环境，并且是如同黏稠的淤泥一般，让人泥足不前。它表现为生活的乏味与庸常，身处其中的人大多数带着猥琐、阴暗、卑劣、邪恶的精神暗疾，即便没有如此，也更多地沉浸在一地鸡毛的“生活流”中拖曳残喘。这是主体的退缩与外部世界的强大，精神的生活不复存在，而诗与远方因为被滥用而污名化，成为矫情与虚伪的代名词。这可以说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历史性、社会性与政治性的人的退缩，而作为自在物的人：生物学以上的自然人的再次登场。当生活中的“人”矮化乃至消隐之后，生活本身就成了混乱不堪的无意义行动集合。这个时候传统的文学表现方式如摹仿、再现等就难以从总体上把握生活了，正如叙述者不一定等同于作者，文学生活也并不必然等同于现实生活本身，如果照猫画虎、追影摩声，显然文学还不如各种新兴便捷的新媒体更具有时效性和覆盖面。
    另一种则是二手生活替代了原生生活。作家的主体意识往往在不自觉中被媒体所构建的景观与符号所左右，跟随着流行的话语，将日常生活树立为某种诗意的对立面，让两者互相伤害。媒体化的生活话语一方面化约极简，另一方面武断专横，它以其片面性塑造出一副超出于日常体验的夸张性，这种夸张性极大程度上扭曲了作为原初经验的生活的多样性。这样一来，在我们时代流行的具有中产阶级美学趣味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存在着极大的盲区，可见的生活往往是被媒介过滤了的二手生活。二手生活让人感到不满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在文学表现中可见的生活之外，很大部分是无视的生活，比如，在中产阶级美学之外的最底层和最高层的生活，都是不可见的。它的危险之处是很容易使得某种特殊性替代了总体性；另一方面在书写那些可见的局部生活的时候缺乏总体性的视野与宏观的政治经济学把握，而使得生活成为一种纯粹日常经验，而忽略了生活背后决定性的社会结构。出于反拨前一个阶段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生活形象的写作，往往重复了它所反对的对象的逻辑，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看到媒体乐意呈现的阴暗、破碎与无望的另类生活就是一个例子，这固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些并非生活的全部，我们不能从阳光普照的光鲜掉过头去直奔凋零狭窄的暗角——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时代生活的复杂性。
    生活的多样性表现在，从空间维度而言，不同阶层、地区、族群、信仰与语言群体，他们的生活会带来经验的差异性和认知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会突破个人经验的有限性，进而解放文学书写中的认知与思想的牢笼。从时间维度而言，在于即便是同时代的人，也会有布洛赫所谓的“同时异代”的现象，即不同区域、族群、性别和阶级的人固然处于同样的物理的全球化时空之中，但他们的主观认知、情感态度与精神状况也并非相同。对于当下的文学而言，现在的问题是，在单向度的生活想象与书写中，囿于狭小心灵的作家往往注目于小时代的小生活、私人生活、具体生活、自己的生活，而无视大时代的大生活、民众生活、想象生活和他人的生活。当然，我们不可能对一个作家的个体经验求全责备，但是他应该有一种自觉意识，即认识到自身的无能、软弱和目光与精神的限度，从而充满谦卑，同时不放弃敞开自己心灵的愿望。
    敞开心灵与精神的提升对于文学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从文学中看不到超出于个体生活经验以外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还要读它呢？就像扎加耶夫斯基的译者李以东写到的“人们读诗以及写诗，说到底，都不是完全没有目的的——你可以说没有那么切近、那么功利、那么短视的目的，但放远了看，无论如何，还是至少有一个目的：读诗、写诗，必须使读和写的人感觉到，虽然世界混乱，不乏邪恶的阴影，虽然生活似乎只暴露出它暴力、喧哗、压抑、无意义的诸多方面，但并非不值得我们在每个早晨为之醒来。”于慈江在评论中认同这种说法：“好的诗歌作为一种正向的、可称为精神食粮的产品，无论出自于何时何地何人，都应该也一定会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夯实人们生存的精神信念，有益于矫正人们的精神匮乏与畸曲，有益于提升人们登临或期许的精神高度——这既是一首能称得上好的诗歌的底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里讨论的诗歌，换作更广范围的文学也是成立的。
    也就是说，文学立足于现实生活，但一定要批判性接续历史中的生活，指向于一种理想的生活和未来的生活。它不应该丧失勇气和纯真的能力。勇气与纯真并不意味着幼稚，而是像罗曼·罗兰所说，认识到生活虽必然包含的复杂多面，依然不放弃对于真、善、美和人类普遍性价值的追求冲动。文学起于个人的操作，但作为一种在公众那里传播的文化产品，必然相应具有公共性质，它有义务与责任确立一种值得向往的美好价值。
    要达至这样的目标，作家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这种深入与体验显然不是简单的扫描或者走马观花的“采风”所能概括的，它是指即便每个个体的生活是有限的，但只要他带着真诚，努力从中撷取带有公共性的元素，而不是人云亦云地沦为二手生活的应声虫，进而超拔于具体生活之上，才能够给他人提供借鉴。同时，作家还需要有超拔的能力，这就涉及到技巧的积累与思想的沉淀，事实上我认为后者更为重要，这需要他将个人的生活转化为主体的生活，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与历史中的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个人生活是内在于社会总体机制之内的，它本身证明不了自身，必须有他人和总体性的社会结构才能予以定位，只有认识了总体才能认识个人，反之亦然。但是体验生活、认识生活还仅仅是开始，最终还要表述生活。生活——体验生活——认识生活——表述生活，是一系列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动态过程，而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又具备能动性，要回馈生活、反作用于生活，要落实到生活实践之中。归根结底，文学以生活为本，生活以人为本。
    因而，文学是一种看似轻盈而实际上艰难的事业。现在普遍流行着一种关于文学的边缘化与作家的无能为力的逃避式的说辞，其背后动因来自于对文学功能不切实的幻想和对于文学形态褊狭的认知，似乎文学作为事业已经被历史证明失效了，但那事实上只是作为“现代文学”意义上的文学失效了，文学在今天可能会转化成其他的样式、文类和表现形态。如果想要文学能够真正意义上来源于生活又作用于生活，显然不能放弃超越日常生活、当下生活与存在主义式生活的激情，在把握生活多样性的基础上，于文学中表达理想生活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