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时代语境和自身发展规律的双重作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2016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时代语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古代文学研究的自身规律是以文献史料的整理研究为基础，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与社会的互动为参照，以发掘总结古代文学经典中蕴含的优秀文化精神为旨归。2016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态势，总的来说，是稳定中有推进，守正中有创新。这种态势，可以归纳为五大热点。
    首先，重视古代文学基本文献的整理研究仍是主流。近几年来，由于海外汉籍、出土资料、稀见方志、手稿和田野考察所收集的口传文本等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使得历代作家作品的文献资料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准确。在此基础上，201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各大出版社推出了多种历代作家的诗文别集的整理本和总集的增订本。作家别集方面，有的是对作品文本进行汇校集注，有的则重点对作品进行编年考证；总集方面，有的是在前代总集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未收或漏收的新作品，有的是自定体例的断代或通代诗文新总集。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持续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典藏版、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等，它们的出版，为有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最全最新的资料，对推动古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功莫大焉！
    其次，对文学经典的回归和精神内涵的“细读”是2016年古代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由于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材料的不断扩大，加之文学审美边界的扩大，很多研究者无形之中忽略了对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深入阐发。中国文学历经数千年的发展，积淀下大量的经典。这些作品浸透了中华民族伟大作家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节和美善理想，体现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爱国爱民、建功立业、积极向上、刚健有为的人格内涵。2016年举办的一些学术会议，如2016年8月的“秦陇文化与杜甫学术研究会”、11月的“中国《诗经》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及先唐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都是以揭示文学经典的精神文化内涵为重要主题。古代文学经典负载的这些核心的精神文化传统，对于我们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具有文化担当与历史使命。
    再次，对制度与文学关系，尤其是制度与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样式的生成机制的关注也是2016年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以2016年11月召开的“‘制度与文学’高端学术论坛”等会议提交论文来看，主题涉及礼乐制度与诗歌演变、行政制度与文章文体、宗教制度与叙事文学等多个方面的个案，触及“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理论与方法、热点与前沿问题等多个方面。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和收录的有关论文综合分析，对古代诗歌与礼乐祭祀制度的探讨最多也最深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蓍夜》等新材料的公布，为学界探讨《诗经》“三颂”及“大雅”仪式乐歌生成与礼乐祭祀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同时也为研究《诗经》的成书过程和早期传播方式提供了新材料。许多论文由制度切入，具体揭示了有关诗歌的诗体特征和风貌，还原了诗歌产生的原始语境，得出了与以往纯文学研究视野下完全不同的结论。此外，有的学者还探讨了讲史制度、史官制度与早期小说的关系，中古时期道教仪式、佛教讲经制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等，也属于这一研究范围。
    复次，中国古代各类文体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仍然是2016年的一个热点。文体学研究近年来一直是热点，概观2016年的情况，学术会议方面仅在11月就有“文体学青年学者沙龙”、“中国文体学高峰论坛”两场文体学专题研讨会召开；从论文和著作方面来看，总的数量虽较之2015年有所下降，但创新程度却有较大提升。第一个变化是，以往立足《文选》《文心雕龙》《古文辞类纂》等文章文体系统的静态分体研究向以溯源与比较为主的综合研究转变。第二个变化是，由以往只关注书面文体向书面与口语文体并重转变。第三个变化是，在文体分类上对旧有文类体系的突破。第四个变化是，对中国古代文体批评的“中国范畴”的归纳总结与批评理论的系统总结。第五个变化是，借助出土文献和新见文献发现为数不少的新文体，这主要集中在先秦两汉时期文章文体的研究方面。
    最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的重新思考、界定也是2016年度的一个热点。围绕这一话题，学界以笔谈或会议形式进行了多次讨论交流，并发表了多篇论文。大家普遍认为，以往的文学史只注重汉民族文学和汉语书写的文学传统，较少涉及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学和少数民族语言口述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中华文化在先秦时期就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国古代文学的版图内也应当包括各民族的文学，文学史在关注书写传统的同时，也应当重视口头文学传统。在书写传统的研究中，还应当区分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文学传承的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关注“六端”、“三维度”，即空间上的西方文学传统与东方文学传统、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结合，时间上的古代与现当代相结合，书写方式上的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相结合。
    整体而言，2016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第一，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重勘中国古代文学的版图，重新界定中华文化的地域、民族、语言、审美等边界。第二，向学术传统尤其是朴学传统回归。近年来，学界重视文献材料和文本考据，这是对此前在西方话语笼罩下的游离于学术根脉之外的“问题预设”、“标本式”、“碎片化”研究路径的校正。第三，尝试从学理层面重新梳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自身演变规律，总结根植于中国古代文学语境的批评范畴，构建立足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实际的学术话语体系。第四，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文学经典和文学批评的有关经典性表述，揭示和阐发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精神内涵，在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同时，尝试古代文学经典在价值层面上的当代转化。可以期待，在时代精神的感召和古代文学研究向理性复归的大背景下，未来几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定能在上述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和成就。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