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仿佛倒流，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曾经发生过的城市化模式之辩近年来再次兴起。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过去30年来大量资源向东部（特别是东部的大城市）集聚，中国的集聚度太高了。那么，中国今天的大城市真的太大了吗？以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动，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并推进小城镇建设，让农民就地进城，就能解决当前出现的种种城市化“问题”吗？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在其新近出版的新书《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中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陆铭认为，由于受到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的政策限制，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规模是低于其最优水平的。如果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应该扩张其规模，而不是小型化。而恰恰是因为对于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存在误区，中国的政策也相应走入了误区。
    人口越往少数地区集中，地区间差距越大吗？
    陆铭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当中，区域差距一开始是扩大的。因为，此时有一部分劳动者优先享受了发达地区集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先富了起来。同时，在欠发达地区还有大量过剩劳动力，即使一部分人口流出，欠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也不一定会提高。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劳动力进一步流动，区域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会趋向于收敛。
    因此，如果政府的政策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特别是限制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会使区域间差距由扩大转而缩小的时间点推迟。
    结合中国，陆铭指出，长期来看，中国想发挥大国的优势，就必须实现区域之间人均GDP的趋同，最优的路径就是国家内部的自由移民。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移民不只是公平与否的问题，而且是“国家发展战略”。劳动力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等，是大国发展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
    大国是不是更需要大城市？
    在《大国大城》中，陆铭对大城市的发展机遇做了理性总结，他认为，来到大城市中发展，发展大城市，不仅对个人来说是有益的，对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的转型，都是必然选择。
    
    《大国大城》
    陆铭以三个D总结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秘密。这三个D分别是Density（密度）、Distance（距离）和Division（分割）。大城市更大的人口密度，彰显了规模经济的优势，比如分享固定投入、更好的劳动力市场匹配、获取人力资本外部性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互联互通水平的提高，经济和时间距离的缩小会导致生产要素向大城市的集中；而取消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割，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三大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其向经济效率更高的大城市转移，是提升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所在。同时，经济的集聚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在地区和城乡之间“人均GDP”意义上的平衡发展，从而迈上一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路。
    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是解决城市化问题的关键吗？
    以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GDP结构来看，目前54%的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和服务业已经在GDP中占比90%，并不匹配。国际上公认的事实是，如果按照中国今天已经实现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
    陆铭认为，造成这种结构性扭曲的，是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行政制度。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流动门槛，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由资本积累推动的工业化进程，从而导致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受到限制。
    目前中国将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作为解决城市化问题的关键，在陆铭看来，这条路并不可行。通过小城镇建设，就近城市化，将农村户籍人口转变为城市户籍，只是在表面上提高了城市化率，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反映的是人口对高收入和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城市化对应的是人均GDP的不断提高。如果仅仅是户籍身份的转变，却没有对应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和更有效率的GDP产出，或者只有城市面积的扩张，却没有足够的就业增长作为支撑，这种城镇化建设，不仅是没有经济意义的，更会劳民伤财。
    大城市该不该驱赶低技能者？
    大城市的政府和居民会想，我们应该更多地欢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能者。欢迎高技能者，是否就意味着应该采取政策去“挑选”劳动者，限制低技能者落户本地呢？有些城市出于直觉，认为应该“以业控人”，在城市里要“淘汰落后产能”，有些城市甚至采取切实措施，“清理低端产业”。
    陆铭指出，这种想法、做法都不符合经济规律，一个城市的活力恰恰在于它的低端服务业。对低技能劳动者数量的限制，将减少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供给，其结果就是此类服务价格上涨，进一步的结果是，此类服务的需求相应下降，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下降。在吸引高技能人才的同时，如果采取政策限制低技能者进入，这不仅妨碍了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而且也会出现低技能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怪现象。
    城市化、都市圈和大城市发展的意义何在？
    在《大国大城》中，陆铭指出，中国的较发达地区面临着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权衡。一些发达地区的民众的思维方式是，外来劳动力来打工可以，但要定居并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不行，因为这被认为会摊薄本地居民的福利。但是，如果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地跨地区流动，当地政府就需要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需要加大投资，需要更多建设用地指标，需要大量转移支付，需要借债，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需要用发达地区收来的税去补贴欠发达地区。此外，由地方政府债务所内生出来的潜在通货膨胀风险也需要所有人共同负担。因此，发达地区还是要承担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代价，只不过这种代价并不是那么直接能够看到。
    陆铭指出，要深刻理解城市化、都市圈和大城市发展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即使经济资源不断向少数地区集中，只要这一过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其收益能够超过经济集聚中伴生的生产要素价格（如地价和房价）上涨等问题，则劳动力仍然会向大都市圈和大城市流动。于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少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分割和公共服务不均等，就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动，释放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潜力，改变当前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