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单向空间、理想国联合出版的MOOK《单读》，近日推出第15辑———《我们的黄金时代》。
    新一期《单读》英文标题为“Best Young Writers”，始终关注年轻、活跃的新声音的《单读》，首次集体介绍其视野中最好的一批青年作家，包括两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其中有阿乙、颜歌、文珍、李静睿、双雪涛等新锐小说家的短篇，青年学者张定浩、范晔等人的文学评论，李娟、云也退的随笔，邹波的非虚构作品，包慧怡的诗歌和艺术家王顷的摄影，以及译者彭伦、陆大鹏、刘子超在人文历史和旅行文学方面的最新作品。
    翻开《单读》15期的第一篇，独家刊载了学者王德威访谈，探讨了国内年青一代写作者的处境，实有提纲挈领之效。
    无一例外，新一代写作者，足迹和视野跨越了国界、语言和创作媒介的边界，始终在个人化与公共性的张力之中推进，没有放弃发言。他们在广阔的世界旅行，这个世界既具有地理意义，也意味着文学营养的来源，与此同时，不论他们在哪里，都逃脱不了似乎也无意逃脱依然坚硬的中文及其国家的命运。
    王德威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如今已经进入“基本面”———这个“基本面”是文学的喘息，还是大众终于丧失了昔日那种错位的热情？在人们感慨文学式微的时代，在主流越来越靠近主流，边缘越来越自甘边缘、独立的时代，《单读》重提“黄金时代”的概念，既是勇气之举，也是出于对于“黄金时代”的另一重理解———“既然我们周围仍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热爱写作、阅读和思考，那么谁又能否认，这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呢？”
    《单读》主编吴琦说，“对于真正的创作者而言，任何时代的叙事都有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不管在什么年代，一旦打通和日常生活的通道，真正的文学就会浮现出来。真诚，是它唯一的特点。”
    近日，吴琦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访谈
    南都：这一辑《单读》为什么提出了“我们的黄金时代”这个命题？
    吴琦：我上周见到朱天心老师，做了一个访问，我能够理解他们那一代人的判断和对文学阅读和写作的普遍悲叹，我也同意。但是在对王德威老师的采访中，我也得到了启发。抒发对时代的哀叹，除非你是离开这个行业的人，有充分的距离和资格去哀叹，因为它也许是你日常生活中纾解焦虑的方式，对我们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来说，这种感情显然是不应该的，显得很多余，甚至阻碍你的工作。《单读》做到第15辑，是一个小总结吧，一定不能做成挽歌式的自我悲情，我认为《单读》不应该有这种过于老气的调子。
    但问题也来了。如果我们暂时搁置对时代的判断，那我们的标准、对自己的要求、对写作者的要求是什么？其实时代不会给写作者留下太多痕迹，除非流亡、战争、饥荒，但这些在这个时代已经消失了，那么，剩下的压力从哪来？可能是一种内在的压力，它比外在压力更难消化，外在压力你通过激烈的表达，就能抒发掉，但内在压力，那种挣扎对写作者来说是更大的困难。所以，这个命名是一个自我挑衅，黄金时代一方面可以理解为物质和精神上相对的丰富，不再纠结温饱，也不再饥渴地寻找外部的资讯，另一方面，你写什么、你能写到什么程度，变成这个黄金时代的题中之义。这是一种自我要求、鼓励，黄金时代被称为黄金时代是因为它给写作者提出了更严酷更内在的要求。
    南都：本期作者中，有做了八年记者的李静睿、有风头正盛的双雪涛、研究中世纪文学的包慧怡、专注外国文学译介的彭仑、陆大鹏、范晔等。这个青年写作者的群像如何反映出你心目中的“黄金时代”？
    吴琦：借王德威老师的话，全球化时代表现在这一代写作者的身上，是一个没有那么宽广的小世界。比如双雪涛写的东北，文珍写的浓烈的恋爱故事，李静睿用小说揭示她作为记者对社会现实、新闻现实的关注的延伸。颜歌生活在爱尔兰，用英文写作，但是她真正吸引你和让你觉得特别生动的，是对四川方言与汉语写作之间语言转换的能力。这些作者，写出来的东西和我们年轻人的生活、视野没有太大的间隙，你看到的世界和他们看到的世界没有太多的区别，无非是他们选择了文学的形式去写出来。我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也就是：今天，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前所未有的接近。
    南都：这种变化也引出了一种新的关系，古典时代以降的“作者中心”被消解，新一代写作者身上这种作家光环是否也会随之淡化？
    吴琦：确实有点矛盾，因为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即便有社交媒体，读者和作者的关系看似亲密，但作家的身份和光坏还是继续笼罩着他们。比如范晔，他不是一个在公众平台特别活跃的人，一般时间都在学校里，偶尔翻译一点东西，因为受拉美文学的影响，他写的东西也不是很好懂，但在年轻人当中，他却掀起某种偶像的波澜，一提到范晔，身上还是有光环的。做文学的人，他们身上还是有一股隐秘的魅力，说不上来为什么。你说范晔，是因为他长得帅吗？还是因为他喜欢猫？
    虽然双雪涛写的是那种比较冷酷的故事，但他的小说里最打动我的，是里面的动机非常天真，没有被功利世俗沾染，我觉得这可能是任何时代的文学工作者身上的密码，如果你做文学、想通过文学和艺术来表达自己的话，恐怕你身上都得有这份“干净”。如果我来解释为什么写作的人还是有光环的话，原因也在这，过去作家身上的宝贵特质，在他们身上依然留存，这说明文学本身的生命力还是在。
    南都：你在卷首提出了一个质问，也就是当代经验是否还需要通过文学来表达的问题。前不久韩少功老师在接受采访时也说道，这个问题不是出在读者身上，而是出在写作者身上。就你判断，今天的写作者会如何回应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未来的局面会是怎样的？
    吴琦：从自己的经验讲，我们做记者的时候，觉得以言论为生的人，还是挺体面的，但是今天，我并不觉得这种感觉不在了，而是我们失去了把握这种感觉的能力。生活在互联网的情境里，我们的表达不见得一定要写一篇很长的文章，也许这种表达方式真的过时了，至少牺牲了很大部分的有效性。很多年轻的写作者，都是社交媒体的活跃者。比如叶三这样的，他们在微博上的那种机智、敏锐和尖利，从传统的角度看来，根本就和文学没有关系，它不成章节，没有文体，篇幅也不足以出版，但是它和大众形成的共鸣，我觉得和以前的那种小说在人群中形成的波澜是有相似的地方。
    你观察一下现在年轻作者在做什么，除了刚才说的社交媒体的语言媒介转换之外，他们有些深入戏剧写作，作品被拿去改编，或者本人加入的编剧或者导演，活跃在公共平台，参加国际书展。我在不少书展上看到，作家们的公共表达是非常流畅的，公共表达的表演性也很高，比如读诗，把自己想说的通过表演的形式表达出来。
    这代年轻作者也许有这样的趋势，他们不仅是一个好的作者，也是一个好的演说家，甚至一个好的表演者，我觉得这种变化正在发生当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搅动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也会加入生产。比如最近许知远和马东的争论，比如现在有一个作家，他能言善辩，上了《奇葩说》……现在作家的表达、幽默和吐槽与自我吐槽的能力，和大众文化之间会有什么新的碰撞和火花，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
    南都：作为纸质的出版物，《单读》也会面临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在这个传统出版比较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有危机感？
    吴琦：因为《单读》是在和理想国合作，足够支付每期作者的稿费，但他没有办法提供我们的劳动成本，和我们为此投入的很多新媒体的推广的线下活动、线下营销，这个成本一般来说是单向街书店承担，虽然也不是很多钱，但是一般也没有谁愿意来养这样一个团队啦。整体来看《单读》是没有亏钱，但不是说我们出版挣到了钱，而是说我们通过《单读》会有一些广告代理，和传统媒体一样，会有一些品牌合作。最近我们想的是申请一些国际上的资金和资助，翻译国外文学或者把中国文学翻译出去，可能也能补贴一部分。《单读》是和一间纯粹互联网化的书店、媒体化的书店的经营模式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探索一种方式，主要还是通过读者，它应该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读者群，像一个新媒体时代的读库，他们都是会买《单读》或者买我们出的其他的书。找到核心读者，知道他们喜欢读什么，他们的阅读习惯，然后来调整我们的策略和步骤，看看能不能维持一个稳定的购买率和订阅量，这样的话可能能延缓我们很多的压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