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为张弛
    
    ◎出题者：徐昕
    ◎答题者：张弛
    ◎时间：2017年8月28日
    ◎地点：北京张自忠路中剪子巷一小酒馆
    简历
    张弛，生于1960年，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北京病人》《我们都去海拉尔》《琉璃·琉器》，随笔集《像草一样不能自拔》《另类令我累》《错觉悟》等。张弛与狗子、唐大年合著的随笔集《别·散》于2017年7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采访手记
    前不久跟朋友聊天时说起，石康、张弛、狗子等这一批北京文人——当年的“三里屯十八条好汉”——好像很久没有什么动静了，不知道是不是退出了“江湖”。谁知我话音刚落，张弛、狗子和唐大年就发布了一本新书：《别·散》。当他们再次走进公众视线的时候，大家才发现，这些年他们原来真的没有散。
    为了出这份“人文问卷”，我特地去找了找张弛的作品，结果一查才知道，张弛这些年看似默默无闻，其实一直作品不断。比如去年他出了一本《琉璃·琉器》，讲的是春秋时期的事，是一本具有实验意义的小说。张弛说，他现在的作品都不是写现实生活的，因为老写这些会遇到瓶颈。他希望有一些改变。
    张弛话密，在采访中，每一个话题他都可以延展得很透，随便给他一个素材，都能滔滔不绝说上很久。言谈之中，透着一种通达。尽管很贪玩，但是看得出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会把在手机上看到的好文章收藏起来，会在饭局上把各种人的段子和转瞬即逝的灵感记录下来，而每每饭局散场，他会因为“浪费”了时间而有一种负罪感，会用加倍的写作去弥补……
    张弛的好友唐大年说，最近几年张弛有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至于是什么进步，唐大年没有说。按张弛自己的理解就是，今天的他，变得越来越理性了。
    1.你和狗子、唐大年出了本新书叫《别·散》，很快对这个书名就出现了不同的解读，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玩文字游戏？
    对，我对文字有一种强迫症。这个书名他们都说是我起的，实际上不是，是唐大年起的。我觉得“别散”有一种要求的口吻，情感的成分太足了，我跟唐大年、狗子探讨这个书名的时候，我是持反对态度的。我觉得应该起更冷一点的名字。
    2.你们这些朋友在一起，酒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平时爱喝什么酒？
    我什么都喝，是酒就喝。我不像狗子那样，专门标榜自己是“啤酒主义者”。刚才听狗子说“啤酒主义”这个词是阿坚想出来的，他们这些上世纪50年代的人就是特别不自信，喝酒就喝酒，为什么还要拉上个概念？包括他们出去旅行，也要找个意义，什么“沉默之旅”啊、“黑暗之旅”啊，一定要有个名头，难道没有名头就不出门了吗？
    3.你们这个圈子是从三里屯开始的，今天的三里屯跟二十年前很不一样了，现在你们还去那里吗？
    过去大家喜欢凑热闹，喜欢去三里屯。那时候很盲目，觉得要去就得去大家都去的地方。现在不一样了，人也懒了，喜欢到一些近的、方便的地方。现在北京有特点的消费场所太多了，没有一个很热闹的地方能够把其他地方都给取代了。比如喝精酿啤酒，前些年我们去五道营喝，后来我跟狗子跑去青年路一家很小的酒吧喝，再后来五棵松那边也开了一家。现在不怎么去三里屯了。
    4.每次都会喝高吗？
    我基本就喝不高，这一点特别痛苦。很多时候是喝累了、喝困了，就回家了。
    5.你给很多朋友取了外号，比如管老狼叫“披着狼皮的老狼”，唐大年叫“糖大粘糖”，最骇人听闻的“撒泡尿赵赵”。赵赵有没有生气呢？还是明明很生气却只能忍气吞声？
    赵赵没生气，他们不生气。那是我在《我们都去海拉尔》这本书里故意做的一些文章。我觉得中国人的名字太短了，就用这种玩笑的方法给朋友取名字。这是介乎名字与外号之间的一种文字游戏。我写朋友，虽然用到真名真姓，实际上写的那些事情大部分都不是真的。这里面我有一个分寸——他们真正做的事，我是不会写的，因为有的人很忌讳别人在书里写到他们真正的经历。我写的那些事像是真的，但不是真的。这样大家都能接受。但是这种写法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据出版社说，这本书在有的书店被下架了，因为读者认为里面的错别字太多，他们认为是印刷上的错误。
    6.你曾经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的？
    对。为什么叫“就读于”而不是“毕业于”，因为我读了三年，就被学校开除了，原因是留长发、穿破裤子、在宿舍里养猫……（问：这一段能写吗？）能写，没事儿。我学的专业是英语，第二外语是法语。
    7.有了这段学外语的经历，你对外国文学关注多吗？
    我上大学是1979年，那时候要学外语，语言环境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只能到专门的学校去学，外语也不像现在只是被当成工具，或者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学识。那时候会外语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关于外语和文学，我翻译过一些外国诗，也发表过，比如美国诗人约翰·阿什伯利的诗。我们当时用的课本，有一本叫《诺顿的美国文学文选》，它从爱默生开始讲起。爱默生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文学的鼻祖，其实在爱默生之前美国是没有文学的，那时都是英国文学，所以美国人讲自己的文学都从爱默生开始讲起。原著也看一些，当时流行的是口袋书。上课分精读课和泛读课，精读课上会读一些英美文学的经典作品，比如马克·吐温这些作家的，但不会讲到很现代的文学，比如《万有引力之虹》这类很前卫的作品。学外语练的技能主要是让你当翻译，而不是当文学家。
    8.外语背景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外语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我毕竟不是学者型的作家。外语培养了我的一种语感。到了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解构文学，这时外语的素养就变得特别重要。所谓“解构”，是对语言、对词汇的解构，然后发展到对观念的解构。如果对一个词汇不能充分了解的话，会影响你对整个文本的处理。
    9.你是沈阳人，但是写着写着就成了“京味作家”，你身上的“京味”是怎么来的？
    对啊，我也特别奇怪。也不是“京味”吧，算是“京派”？其实我们既不同于之前的老舍，也不同于后来的王朔。比如像《别·散》这本书，它是一种新的“京派”写作，虽然我们没有刻意标榜这个，但它实实在在就是这样。因为今天的北京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地气不是特别足，而是更加都市化、更加国际化。我们的写作更代表北京现在的面貌。
    如果要说新“北京文学”，我觉得我们的文本应该算是一个案例吧。
    10.有人说，把小说“写出声”来，前面有一个老舍，后面就张弛了。你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老舍我不是特别了解。我知道他留过英，应该是一个很“洋”的作家。后来他回到北京，写北京底层人的生活，我觉得他这种转变不是自然的，有被环境改变的成分。
    我没有他这样的背景，也不代表谁，不代表哪个时代，我就说我自己想说的话。
    11.近几年你的作品比以前少了，是在憋一个大的，还是在做别的事情？
    我在微信上开了一个公号叫“西局书局”。我有好多朋友，他们的才华都被荒废了，建这样一个公号，是希望有一个平台，让大家的才华有一个集中展现的地方。至于说写多少，我觉得根本就无所谓。我过去写得多，现在很后悔，真的。我觉得我写得太多了，我就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少写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是重复的，有的时候太想让别人知道你的想法，或者太想显露自己的才华了，当时年轻不懂事写了很多东西，现在我就不这么想了。我觉得要尽量少写，要慎重，最好一本书就能把自己想说的东西都给说完了。
    12.你平时的生活作息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的作息比较固定，早上起来遛狗、吃早点、喝茶。午饭过后我会睡会儿午觉，然后起来看书、写东西。晚上要是没有人请客、不出去喝酒的话，会接着写东西，或者查阅一些资料。
    晚上如果喝酒的话，会喝到很晚。但是现在不管喝到多晚，第二天我都不会睡懒觉，6点钟肯定会起来，因为生物钟就拨到那儿了。过去不一样，过去喝多了就会睡很长时间，实际上那种睡眠状态特别不舒服。现在即便喝酒喝得难受了，我也不想睡，我会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或者去公园走一圈，这样就能恢复过来。
    13.一说到你们这个北京作家群，感觉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饭局。你曾经说过，吃喝玩乐对你们来说就是创作本身。能不能具体地解释一下这话的含义？
    刚才狗子说饭局对创作有伤害？没有吧。我写的好多人物对话、描述的人物状态，都是在饭局上捕捉的；很多写作的想法和灵感，也是在饭局上形成的。我觉得写作与饭局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唐大年老说我“贼”，说我经常出来玩，完了偷着在家里用功。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那是因为玩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会有一种负罪感，会用加倍的写作去弥补。因为浪费的时间太多了，还花钱，有时喝多了还得罪别人。一方面负罪感能促进写作，另一方面饭局上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我会记下来。十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我会把一些我喜欢的灵感写到日记里。（问：那你真的很用功啊。）我用功主要用的是脑子，实际上写作本身不花时间，但脑子里形成一个东西是很费时间的。
    有时候我会玩微信，我觉得玩微信也不是浪费时间。好多人说不能整天玩微信，可我一天至少要看三个小时。因为微信也是一个平台，我收藏了很多好的文章，也做了好多个人的订阅，我经常看这些东西。饭局、看微信、读书、旅行都是灵感的来源，我不觉得任何一件事情是在浪费时间，它都会带来相应的回报。这种回报不一定是文学的，文学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回报是方方面面的。
    14.多年之后，这本《别·散》跟你以往的散文集，比如《像草一样不能自拔》《另类令我累》，有什么区别？
    《别·散》首先是一个合集。其次我不想写得太聪明了——我是这么努力的，但有时候聪明是掩盖不了的。我过去的写作有些哗众取宠，我现在更倾向于描述客观事实，让文字更接近于我的描述对象，而不是耍贫嘴、抖机灵。
    15.你曾说“读者的阅读习惯是作家帮他们养成的”，这话今天再听，会发现有点乔布斯的味道。你觉得你会带给读者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我带给读者的阅读习惯就是短。我写作是缺乏耐心的，我希望我能培养出一批缺乏耐心的读者。我不会兜一个圈子去描述一件事情，我也更不会去设置什么悬念。我喜欢上来就把结局说出来。这种写作困难很大，因为上来你就把结局说出来了，下面你怎么写？所以我的写作不是线状的，而是散点的。很多人说我写的《我们都去海拉尔》和《北京病人》看着不像长篇小说。这种观点从西方文学的角度来说是对的，但从东方文学的角度来说未必。东方文学就是笔记体的东西。我肯定不是头一个这么写的。
    16.你曾经演过一个胃药的广告，后来为什么没在演员的道路上发展下去？
    我本来还想再演，可是没人请我了。后来我还演过《虎妈猫爸》里的曹总，那个等于是封山之作了。我和狗子都有一种表演的欲望，不是说一定要走这条路，但是有这个才能、有这个愿望，干吗不用呢。
    17.狗子说，“三里屯十八条好汉”中，文字和酒量都是你最好，你承认吗？
    文字最好不敢说，酒量最好当之无愧。因为文字这个东西是没法衡量的，这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但是酒量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喝酒也未必有多大乐趣。有时候是有乐趣，比如酒好，有很好的谈话伙伴，吃的东西也好，但有的时候人就是想把自己给耗尽了。就比如喝了很多酒，最后还剩那么一小口，我就不想把它剩下。人的精力也是这样，有时候喜欢把自己消耗殆尽之后再上床睡觉，这样特别舒服。如果还留着好多精力，会觉得有些东西还没被挥霍完、宣泄完。
    18.你这么爱玩，你老婆有意见吗？
    不会，因为我老婆年轻时也是这样的人，跟我一样。后来成了家就玩不动了。她既然决定嫁给文化人、嫁给作家，就能理解这种生活。
    19.未来你还会有什么样的创作？
    我正在写两本书，一本是关于李清照的，叫《花甲之年吃花甲》，还有一本是写皖奉战争的，都是历史题材。
    皖奉战争发生在1920年，我讲的是民国初期的事情。《花甲之年吃花甲》，我写的是李清照60岁那年的故事，是借用李清照来写我自己。
    现在我写的都不是我的现实生活，因为老写现实生活没什么意思。你看狗子写了那么多年的现实生活，如果他不改变路子的话，也会走到一个瓶颈的。他后来搞一些哲学访谈，那些东西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改变。
    20.唐大年说，最近几年张弛有一个很大的进步，他指的是哪方面？
    唐大年这么说是有他个人的意思在里面的。他可能觉得我过去太非理性了，太浑了，而现在变得理性了，比如在《琉璃·琉器》里，我分析一个器物，除了用科学、理性的方法之外，没有其他方法。这其中你可以有你的个人感受，但入手肯定得用一个理性的方法。这样的话，人做事就会有条理，叙述东西就会考虑得周全。落到跟朋友交往上面，别人可能会觉得你严谨了一点。一个理性的人就会给人成熟的感觉，这跟年龄无关。
    文/徐昕 摄影/唐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