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春秋时期新出现的历史散文文体，记事上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总共二百四十二年，全文一万六千多字。它按照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发生某事的方式记载历史大事，记事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春秋》的语言艺术成就，集中到一点，就是精心用词，寓褒贬于词语之中。
    《春秋》用词拿捏十分精准，在什么场合下该用什么词，作者都有特别的讲究。例如，《春秋·隐公八年》载：“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春秋谷梁传》解释说：“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当事国双方没有经过事先安排，不期而会，叫做“遇”，这种“遇”符合当事国双方的愿望。《春秋·隐公九年》载：“冬，公会齐侯于防。”《春秋谷梁传》解释说：“会者，外为主焉尔。”“会”是一国诸侯应另一国之邀而相见，具体地说，此次鲁齐之会的主导方是齐国，鲁公是应齐侯之邀而在鲁国防地会见。同样是两国君主相见，《春秋》根据不同情境而选用“遇”“会”这两个字，准确地记载了春秋时期两次国务活动，前一次宋、卫两国不期而遇，彼此轻松愉快，后一次则是鲁公应齐侯之约会见，想来不会轻松。这种用字的分寸感在《春秋》中随处可见。例如，《春秋·襄公九年》载：“九年，春，宋火。”《春秋公羊传》解释说：“曷为或言灾，或言火？大者曰灾，小者曰火。”宋国失火，但是灾情不重，所以《春秋》用“火”而不用“灾”。又如，《春秋·襄公十二年》载：“春，王三月，莒人伐我东鄙，围台。”《春秋公羊传》解释说：“邑不言围，此其言围何？伐而言围者，取邑之辞也。伐而不言围者，非取邑之辞也。”《春秋》先用“伐”后用“围”，表明此次莒人夺取了鲁国的台邑。在记载各国军事行动方面，《春秋》尤其体现出用词的准确性。《春秋》用于记载军事行动的词语有“克”“入”“伐”“取”“围”“败”“战”“侵”“灭”“溃”“平”“袭”“歼”“堕”“获”等。《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对《春秋》在什么情境下运用什么词语作了一些阐释：“入者，内弗受也。”（《春秋谷梁传·隐公二年》）“苞人民，殴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宫室，曰伐。”（《春秋谷梁传·隐公五年》）“粗者曰侵，精者曰伐。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书其重者也。”（《春秋公羊传·庄公十年》）“《春秋》敌者言战。”（《春秋公羊传·庄公三十年》）有时只要看《春秋》用了什么词，就可以知道交战双方的军情。如《春秋·襄公八年》载：“郑人侵蔡，获蔡公子燮。”《春秋公羊传》解释说：“此侵也，其言获何？侵而言获者，适得之也。”“侵”字记载郑国兴师侵蔡，“获”字记载郑国轻易俘获蔡国公子燮，说明蔡国防御松懈不堪一击。
    《春秋》在词语顺序上认真推敲，什么字应该用在前面，什么字适宜放在后面，都有认真的考量。例如，《春秋·襄公二十三年》载：“秋，齐侯伐卫，遂伐晋。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渝。”《春秋公羊传》说：“曷为先言救而后言次？先通君命也。”《春秋》先用“救”字表明叔孙豹是奉鲁君之命而“帅师救晋”，再用“次”字记载鲁军的驻扎行动，以此表明《春秋》支持鲁国公室的立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春秋·僖公元年》的记载：“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春秋公羊传》解释说：“曷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春秋》记载齐桓公救邢是先用“次”后用“救”，这是因为此次救邢是齐侯亲自帅兵，不存在“先通君命”的问题。通过词语次序的安排，《春秋》维护了伸君屈臣大义。语序安排最精彩的例子是《春秋·僖公十六年》的记载：“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春秋公羊传》解释说：“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记载陨石是由“闻”到“视”再到“察”，记载鹢鸟是从“视”到“察”再到“徐察”，《春秋》用字的章法次序于此可见一斑。
    《春秋》用词严格体现礼仪的内外尊卑秩序。例如，周天子去世，《春秋》用“崩”字表示；鲁公和夫人去世，《春秋》用“薨”字表示；鲁国大夫和其他国诸侯及夫人去世，《春秋》用“卒”字表示。本来诸侯及其夫人去世都应该用“薨”字，但《春秋》出于内外之别，有意用“卒”表示其他国诸侯及夫人去世。楚国和吴国都僭越称王，而《春秋》仍然称吴、楚之君为“吴子”“楚子”。对弱小的宋国，《春秋》仍称“宋公”。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但《春秋》仍然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春秋·隐公元年》载：“冬，十有二月，祭伯来。”《春秋公羊传》解释说：“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东周大夫祭伯此次来鲁，不是履行出使任务，而是前来投奔。《春秋》记载其他诸侯国大夫投奔鲁国，都用“来奔”表示，诸如文公十四年载“宋子哀来奔”，襄公二十八年载“齐庆封来奔”，等等。此次祭伯奔鲁，《春秋》却只用一个“来”字。这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果用“来奔”，那就是两个诸侯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只用“来”不言“奔”，说明祭伯无论投奔哪一个诸侯国，都在周王室的版图之内。省略词语，也能表示《春秋》的立场态度，如《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载：“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霍，执宋公以伐宋。”《春秋公羊传》解释说：“孰执之？楚子执之。曷为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执宋公以伐楚”是个无主句，它的主语应该是“楚子”，《春秋》有意省略主语，以此来宣示夷夏之别 。
    《春秋》不书爱憎而情感态度自见。《春秋·隐公元年》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春秋公羊传》解释说：“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老谋深算的郑庄公运用欲擒故纵的方法，捕杀觊觎君位的亲弟共叔段，《春秋》用一个“克”字来聚焦、放大郑庄公的过恶。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在出访齐国期间被妻舅齐襄公谋杀。《春秋·桓公十八年》载：“公薨于齐。”“薨”本来表示鲁公及夫人正常死亡，《春秋》用“薨”字是讳言鲁桓公被奸人谋杀之事。事隔四年之后，鲁桓公之子鲁庄公与齐襄公一起打猎。《春秋·庄公四年》载：“冬，公及齐人狩于郜。”《春秋谷梁传》解释说：“齐人者，齐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敌，所以卑公也。何为卑公也？不复仇而怨不释，刺释怨也。”齐襄公是鲁庄公的舅舅，也是鲁庄公的杀父仇人，鲁庄公不思复仇，反而认敌为友，与齐襄公一起狩猎，所以《春秋》用了一个“人”字，既表明对齐襄公行同禽兽行为的否定态度，同时又表示对鲁庄公认敌为友的鄙视。对于以下杀上的行为，《春秋》用一个专门动词“弑”，不用谴责而诛讨之义自见。如《春秋·隐公四年》载：“卫州吁弑其君完。”同年又载：“卫人杀州吁于濮。”州吁杀卫君用“弑”，卫人杀州吁则用“杀”，同样是杀人行为，前者是以臣弑君，后者是惩罚弑君者，不同的字表明了不同的情感态度。《春秋》通过用词来维护王侯尊严。公元前632年，新霸主晋文公在温地召集周王和诸侯会盟，开启了以臣召君的恶例。《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守于河阳。”《春秋谷梁传》解释说：“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守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也。”一个“守（狩）”字为周天子遮羞。不过，《春秋》对周王的非礼行为同样予以讥刺，如《春秋·文公九年》载：“九年，春，毛伯来求金。”天子不私求财，此次周王却派大夫毛伯赴鲁求金，《春秋》用一个“求”字讥刺周王的非礼行为。又如《春秋·桓公十五年》载：“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春秋谷梁传》解释说：“求车，非礼也。求金，甚矣。”《春秋》没有直接批评周王非礼，而是通过用词来显示批评态度。
    《春秋》语言经过后人精心的推敲和修饰。《春秋·庄公七年》载：“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春秋公羊传》解释说：“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则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春秋公羊传》所说的“不修《春秋》”，是指未经修饰的《春秋》初稿。庄公七年关于陨石雨的记载，在《春秋》初稿中是“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初稿的写法会使人误以为真的是天下流星雨，此外流星雨是不可以用尺来丈量的。修改后的《春秋》将其改为“星陨如雨”，就比“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要准确多了。
    《春秋》寓褒贬于词语之中，这极大地丰富了《春秋》语言的信息量，提升了语言的表现力，“《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引导读者在《春秋》语言的字面意义之后，进一步寻绎它所蕴含的第二义、第三义。
    （作者：陈桐生，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