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河 男，1992年出生于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现就职于广东省陆丰市委办公室。大学期间出版长篇小说《戈壁泪》，并加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有作品散见于《飞天》《绿风》等期刊。现第二部长篇小说已完稿。
    
    谭雅尹 女，1994年生，广东恩平人。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大三学生，汉语言文学专业。作品散发于《中西诗歌》、《广东青年作家诗歌精选》、《读者》、《广州诗词报》、《增城日报》、《侨乡文学》等杂志报纸。
    近些年来，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日渐引起关注。如果按代际划分，不仅有90后行走于文学江湖，而且95后作家也开始现身。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广东文坛上，花城出版社为此创立“锐·小说”品牌，推出系列专辑；广东省作协也举办90后青年作家论坛及广东省90后作者培训班、“广东高校大学生文学培训班”等。继上周本版对全国90后作家作一宏观鸟瞰后，本期专题从广东90后作家的视角继续探究新生代作家的生存现状——
    苏河：
    荒凉也是写作的财富
    90后的优势所在
    羊城晚报：有人说这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小时代”，新生代作家更关注自己的体验和生活。您的长篇小说创作为什么会选择以沉重的“西路军”历史事件作为题材？
    苏河：大多同龄人在文学创作起步时选择了写校园生活和校园爱情，面对这样的题材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我实在想不到我如何才能写得比郭敬明、饶雪漫等人名头更大。写自己的体验和生活我就更不知道写啥了，作为一个读了近二十年书的人来说，生活就那点事，早被人写烂了，无谓的感悟大多都是幼稚的。写什么题材，讲什么故事有段时间内成了我的苦闷。直到后来，我将目光投向了我的故乡，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上的丝路古城山丹县，这一看不要紧，简直把我吓了一大跳，我的故乡山丹小城竟有着很多很多没被人开垦过的故事。一座富矿赫然摆在了我的眼前。所以，我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戈壁泪》出版的时候，我将我的这份兴奋写成了一篇文章，叫做《荒凉也是写作的财富》，作为后记附了上去。在我发现的这座富矿中，最让我震撼的是西路军的故事。小时候我经常听老人讲西路军的故事，每次都被西路军的英雄事迹深深地吸引和感动，后来在一些书籍中读到了更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对牺牲在河西走廊上的西路军将士们更加崇拜了。后来和同学去过几次西路军纪念馆，每一次去，我都会忍不住掉眼泪，革命先辈们的这段历史太沉重了。所以，我萌生了写西路军故事的想法。我觉得作为现代社会的年轻人，知道并铭记这段历史是有必要的，这不仅是对革命先烈的缅怀，更有利于珍惜眼前的和平和幸福生活。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初衷和情怀，我开始动笔了。
    羊城晚报：与前辈作家相比，90后在历史题材等主题创作上会有什么独特之处、优势之处？有哪些可有作为的空间？
    苏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段历史，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见解是不同的。我觉得前辈作家在写历史题材的作品的时候有很多的束缚，可能是受一些政治运动的影响较深，所以在作品里展现出来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往往被一些东西左右了。还有一些前辈作家更喜欢陷在历史事件的真实中，题材拓展不开。然而90后就不一样了，我们受到政治等因素影响小，而且90后身上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所以有些观点、语言可能会更大胆。再加上90后所受到的教育更好，接触到的知识面更广，信息量更大，眼界会更宽，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视角点，这些都是90后在历史题材等主题创作上的独特之处、优势之处。
    羊城晚报：在面对历史题材的时候，您个人在文学创作和历史事实之间如何平衡？
    苏河：历史的原貌是历史题材创作的源泉，是基础性的东西，是需要掌握的第一手资源。如果没有这些做骨架，整个文学作品可能就立不起来。但是就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来说，只有历史事实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一环是艺术加工。艺术加工涉及的范围很宽，几乎就是整个文学创作的规律。就拿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的人物来说，要想人物有血有肉，丰满起来，就离不开大量的文学创作经验和技巧，尤其是对细节的把握，更是至关重要。同时，人物的形成和产生做到“合理合情”是十分重要的，这又要求对人物塑造上不能脱离了人物当时所处的环境。所以说，在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历史事实和文学创作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掌握好两者之间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在把握事件的真实性等方面要更多地尊重历史事实，而在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要更多地偏向于文学创作。
    作家不以地域划分
    羊城晚报：在您的创作中，会将哪些作家作为自己的标杆？
    苏河：我是个口味比较杂的人，我喜欢诗歌，喜欢散文，喜欢小说，喜欢剧本，喜欢外国文学，喜欢中国文学，喜欢古代文学，同样也喜欢现当代文学。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比如古代的司马迁，一本《史记》就足以让我学习一辈子了；苏联的托尔斯泰，这辈子只能望其项背了……就国内当代作家来说，我尤其喜欢严歌苓、刘震云这一类作家，他们的小说不仅能够畅销，还不失厚重，同时还能改编成很好的影视剧。由长篇小说创作到改编影视剧这是我一开始选择文学路时候给自己规划的一条路。
    羊城晚报：您是“新广东人”，会看欧阳山等广东本土作家的作品吗？
    苏河：会看。我刚来到广东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广东的文坛，对广东省作家的创作进行了了解，有很多作家的作品我是很喜欢的。欧阳山前辈是我国的老一辈作家，他的作品《一代风流》大学时候我在图书馆有读过。对于我这样一个以前没有来过南方的北方人来说，看广东作家的作品，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更让我对广东有了深入的了解，为我的创作增加了更多的元素。
    羊城晚报：您认同自己是一个广东作家？在互联网时代，文学是否还具有地域性？
    苏河：我觉得作家是不以地域来划分的，作家不分广东作家还是甘肃作家，作家就是作家，作家是以生活为原型进行创作的，生活在哪里？哪里有故事都可以写。比如我现在在广东陆丰工作，最近抽调在前线做禁毒有关的工作，在工作中我已经捕捉到了好多故事和素材。
    我觉得互联网和文学的地域性是不冲突的，我们现在同住地球村，但依然还是来自不同的角落，不同角落就会有不同角落的典型环境和特点。举个例子说，这就好比吃西瓜，新疆的西瓜，海南的西瓜，山东的西瓜，我们坐在广州都可以吃到，但味道肯定是一样的。
    羊城晚报：生长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新媒体对于您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苏河：我觉得互联网、新媒体这些东西在文学创作上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增加了我的紧迫感和对世界的认知感，这样的环境我觉得受益很大，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比如我在写西路军这个题材作品的时候，对历史事实的掌握除了查阅史料和实地走访，在网络上也获取了不少信息。我觉得互联网、新媒体等给90后作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方便的信息获取渠道。
    谭雅尹：
    写诗与年龄无关
    羊城晚报：新生代作家在今天有很多自我表达的方式，您何以选择了诗歌？
    谭雅尹：选择诗歌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似乎没有过多地思考为什么诗歌会成为我主要的表达方式，可能诗歌能让我在夜晚逃离内心的焦虑，也可能是它沉静而迷人的气质吸引着我，所以我愿意追随它。我以前也写过小说与散文，但诗歌它所带给我的是与别的体裁不一样的美学魅力。
    羊城晚报：您会读本地诗人的作品吗？会将哪些诗人作为自己的标杆？
    谭雅尹：我会读本地诗人的作品，但更多的阅读时间可能花在经典作品上。我相信经典作品它之所以能经久不衰地流传至今，一定有其伟大与过人之处。单是细细品琢它们，我已用掉了大部分的阅读时间。我现在喜欢的诗人有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庞德、保罗·策兰等，从他们的诗句里我读到人类的尊严和精神内核。对于写作这一块，我没有设立标杆，也没有把自己限定在一个范围里面，对于诗歌也一样的，我期待有突破和创新的东西出现。
    羊城晚报：有诗人说过，诗歌是属于年轻人的，写诗需要激情。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谭雅尹：写诗需要激情，但我不觉得它与年龄有直接的关联性。我见过许多诗人，他们把诗歌当做毕生的事业，我在他们身上似乎看到一种永不退却的激情。但这种激情可能与年轻时候大不一样，这种激情是丰富的，也是坚定和沉静的。写作的确与人生阅历和沉淀有莫大的关系。人都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培育和发展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无论谁都无法逃离生活的深渊，它使你感到幸福又感到痛苦。这种经验是复杂的。一个人在生活中经历的磨难和痛苦越多，他的心灵会愈加丰富，这种丰富很可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上。我期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写作会增加更多丰富的元素。不是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和“痛苦出诗人”吗？但在诗歌上，这种“痛苦”的含义可能远不止在生活中或在时代中人们所接触到的“痛苦”，它可能要更丰富得多。我会朝着这条路继续探索。
    羊城晚报：90后在新诗创作上有哪些独特之处？
    谭雅尹：我以为以年龄来划分诗歌是不太恰当的。写作是个人的事情，每个写作者最终都会以个体的形式出现。90后作为新生一代的确给诗歌注入许多新鲜和活力的气息。他们的脑袋中永远充满了奇思妙想，对爱情、生活或是时代的认知也是多元化的，这说明他们的诗歌充满可塑性。他们好像有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去挖掘、感知与观察世界。在他们诗句中也会体现出相比于同龄人少有的通透性与深刻性，我相信那是他们对生命体验的一种获得或是慰藉。
    羊城晚报：您认为互联网、新媒体对于新诗创作和阅读有怎么样的影响？
    谭雅尹：从纸媒到电子媒体，网络的介入使文学产生巨大的变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大量涌现的诗歌网站，诗歌论坛铺天盖地地涌向读者的眼球，给新诗语言信息化网络化注入新的艺术元素和想象空间，使得新诗走向一个更加宽阔的境地。但由于网络自身具有自由、宽松等特点，这就容易出现网络新诗质量的良莠不齐。此外，网络新诗的精神价值，文学精神等问题也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