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无数个人的统一和集合。这些无数个人集合起来的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他们创造着生活，也创造着历史。
    作家与人民如此心心相通，是一部优秀作品能够穿越时间留在读者心中的重要原因，也是一部优秀作品具备深厚蕴意的重要基础。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一幅著名画作。他在这幅画作中提出来的三个重要的问题，是考验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更是考验人类灵魂的哲学提问。不论是艺术和艺术家，还是作家和作品，同样都面对着这三个问题的拷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文学的创作和阅读，说穿了就是人的创作和阅读，离开了人的参与，就谈不上文学。
    文学和人学一直是相生相许、相依相伴的；文学和人学的问题，一直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意识逐渐觉醒，文学中的人的问题一时成为显学。1940年代末，袁可嘉在《“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一文中指出：“放眼30年来的新文学运动，我们不难发现构成这个运动本体的，或隐或显的两支潮流：一方面是旗帜鲜明，步伐整齐的‘人民文学’，一方面是低沉中见出深厚，零散中带着坚韧的‘人的文学’。”此后，人学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人学一道，从隐蔽的角落走到了聚光灯下，从一个不可回避的学理命题，转化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心问题，并且成为贯穿整个中国新文学乃至此后相当长时间文学发展的基本课题。
    75年前的1942年，鲜花盛开的5月，远处炮声隆隆，三根木棍支起一盏汽灯，就在中共中央办公厅门前的空地上，一个决定新中国文艺方向和前途的会议召开了。正是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主持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讲话，讲话标志着对文学与人学的重新认识，“人民文学”成为历史的潮流。延安文艺座谈会——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专题会议，指出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伴随着青春淬炼的深情讴歌、伴随着风雷激荡的红色篇章，中国文艺从此一扫低沉、哀怨、缠绵，奠定了高亢、明朗、激情的基调。“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1949年6月，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感慨到。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江泽民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2014年，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正是在这次讲话中，他再次重申：“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这段话真实而深刻地道出了文学与人学关系的四个维度：文学需要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以人为根本，以人为目标。文学本身只有借助于人的活动，以人为活动的主体，服务于人的活动，并最终在人的活动中才能建构起自身，人的活动对于文学具有本体论的意义，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参与, 也就谈不上文学。这段话从目的论的层面阐释了文学在人的精神提升和完善 、实现人的生存价值、 使人拥有真正意义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
    人民是无数个人的统一和集合。这些无数个个人集合起来的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他们创造着生活，也创造着历史。75年前，赓续五四传统、承袭长征精神、发扬左翼思潮、拓展苏区文化、汇流陕北风貌的延安文艺，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奠定了不朽的基石，为新中国文艺走向普及、繁荣指明了方向。75年来，正是凭借这种精神，文学家写出了“白日的先驱，光明的使者/打开所有的窗子来欢迎/打开所有的门来欢迎/请鸣响汽笛来欢迎/请吹起号角来欢迎”的深情诗句；文学建设者将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建设成文化大国；文艺工作者戮力与共，继续将中国文艺事业“推向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柳青和他的《创业史》是体现文学与人学关系的一个优秀典范。1952年5月，柳青离开北京，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在镐河畔神禾原上的古庙里，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14年。1966年，作家柳青终于在山窝窝里拿出了他的作品《创业史》。时代在这里也呈现着惊人的奇迹——柳青笔下的梁生宝在新中国最贫困、最艰苦的地方创造了奇迹，他在蛤蟆滩上挺起脊梁宣布：“社会主义是穷人的事业，我们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只要志向高远，英勇无畏，小人物的事业也会创造历史。”这是梁生宝的呐喊。在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村如火如荼的革命和建设中，身处其中的中国农民不仅经历着命运的转变，更经历着思想的巨震。柳青和他的《创业史》中的主人公一样，质朴无华、不事经营，可那勇往直前的劲头、怀揣着理想的生气、一步一步踩出来的扎实，让人由不得被感动。《创业史》仅仅数十万字的作品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活生生、泼辣辣的“领头人”形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与作家、艺术家谈心时，苦口婆心地说：“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作家与人民如此心心相通，是一部优秀作品能够穿越时间留在读者心中的重要原因，也是一部优秀作品具备深厚蕴意的重要基础。
    岁月犹如白驹过隙，今天这个时代何尝不是遍地呼唤梁生宝的时代？相隔半个世纪，我们不是感觉他离我们远了，而是感觉他离我们越来越近。那个走在“坡陡、石多、土薄、植被稀”800里太行的吴金印步履匆匆，分明踏着共和国农民与农村的历史歌行。在与农民一同劳作的白日，梁生宝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朴实而智慧，在驴声嘶鸣的夜晚，梁生宝心底无私，睡得踏实又安然。我们的时代，不论是半个世纪之前还是半个世纪之后，都需要《创业史》这样与人民息息相通的好作品，需要梁生宝这样与人民心心相印的好人物形象，他披霞饮露却光明磊落，他披星戴月却坦坦荡荡，他披荆斩棘却无往不胜，重要的是，他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又回到人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今天，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中，文化认同的消散、想象空间的匮乏、理想信念的丧失等问题依然存在，这是中国作家和文学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这个进行着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征程中，如何让更多的梁生宝一样的人物形象挺起胸膛，担起重担，骄傲地行走在中国文学史中，是摆在我们每个人眼前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