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诗是传统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文体,在旧式文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已演变成风流、智识与雅趣的象征。因此,它带有一定的精英文化色彩,创作、传播和流行受到不少限制。曲高而和寡亦是现代文学史上旧体诗发展的瓶颈,作为一种少数人谙熟的文体形式,它成为大众文学时代的“小众”文学。诗人们通过诗歌酬唱、结社、出版刊物等各种形式结成一个个的诗圈。这些诗圈或独立,或交叉,构成诗坛的关系网,成为旧体诗人安身立命的文学空间。
    “骸骨迷恋”之情怀
    郁达夫曾于1925年1月10日在《文学周刊》第4期发表《骸骨迷恋者的独语》,自我调侃谈旧体诗写作的心得,强调他的性情最适宜写旧体诗。佛家有“迷”、“觉”之说,指芸芸众生误入歧途抑或幡然醒悟的两种状态。郁达夫借用这组对立的关系,来表达自己喜欢旧体诗却因为感觉到白话诗的流行带来的压力而不得不改弦更张。在新文学倡导者的眼中,旧体诗已然“古董”,旧体诗人顽固不化,执着于此,犹如佛家所说的“迷”,他们沉溺其中,离文学发展的“正途”越来越远。胡适就有过类似的描述:“尝谓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南社中间亦有佳作。此所讥评,就其大概言之耳)。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盦之流。”这些颇为“刻薄”的言辞直指旧体诗圈,带有群体性评价的意味。
    新文学家们以颇具优越感的姿态审视旧体诗圈,认为这些“混迹”于此的旧体诗人“执迷不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这种带有“文学进化”意味的论调,既说明他们对新文学前景的乐观,也反映出他们的“想当然”。他们不愿承认旧体诗之长,也不肯走近旧体诗圈,去理解“落伍者”的思想与精神,只想通过一种带有贬低意味的强势话语来削弱旧体诗的合理性,以此孤立旧体诗圈,使后来者望而生畏,止步于诗圈之外。
    局内人的自适与自得
    然而,无论时代风气如何变化,公共舆论如何喧嚣,笃守传统文化的旧体诗人却一仍其旧,沉浸在各自的诗歌圈中,不为所动。安徽籍大诗人陈诗从其所好,丝毫不在乎别人的冷嘲热讽,陈三立在《皖雅序》中称赞道:“独念鹤柴当盛倡灭古嬗新体之日,大势之所趋,大力之所劫,毅然甘尸呵护残遗、拘狃顽旧之名,不恤时流之訾笑,以孤寄其意,钻研别择,不倦不惑,又所谓‘从吾所好,不知老之将至’者欤?”陈三立的钦敬之意,自然也折射出他的立场和态度。
    当此之时,旧体诗人常以雅集结社为乐,通过仪式化的诗酒文会追摹古人,展示理想化的人生姿态。比如,约成立于1918年秋天的武进苔岑吟社,由最初友朋间的“蟋蟀吟”,很快发展为跨省的大型文学社团,它的发展壮大主要是因为成员千里同心,自觉体认兰亭集会般的雅趣。而罗溪吟社“为之于众人不为之日,称之于举世羞称之时”(孙延庚《〈罗溪吟社诗存〉序》)。今雨雅集社则“以觞以咏,有元嘉乐苑之风流”(赵继声《今雨雅集社壬戌诗选序》),借助鸣琴、弹棋、雅歌、清吹,步武古人,尽显风流,使内心得到满足。
    当然,旧体诗人的雅集、唱和与结社难免有“局内人”的封闭性。然而,面对纷乱之时局、变幻之人事、多舛之命途,他们却能在花、鸟、虫、鱼、山、林、河、泉的吟咏中,表现从容自得的文学风度和雍容典雅的文学品位,在自我伤悼中真诚坦露丰富的生命体验,在同题共咏中反复体味志同道合的人生期许,具体而细腻地展示独立高蹈的群体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找寻到了精神排解与情感宣泄的最佳途径。
    多元的文学需求和取向
    新文学家以文学之“革命”向旧体诗人宣战,老辈诗人尽管对此深感不满,却大都各自“埋头”,无意与其开战。倒是不少年轻学人挺身而出,为旧体诗摇旗呐喊,由此旧体诗的反对者与支持者剑拔弩张,各自作出“纠误”的姿态,夹杂着个人意气,“论”在一定程度上被“争”掩盖。反对者只攻其缺点,以文学进化论为依据,却无法从学理上证明旧体诗灭亡的理由。拥护者虽指出旧体诗的种种好处,却难说明其不被新诗取代的合理性。当双方普遍朝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论证,并有意忽略对方的合理性时,也就说明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对方的合理之处。这既是一种论辩策略,亦是当时人们在文体选择和文化认同上的矛盾心态。就其实质而言,双方的博弈使欢喜新诗者继续欢喜,青睐旧诗者继续青睐,并不以一方之胜败作结。时移世易,旧体诗人退守诗圈,新旧格局就此形成,并长久延续。
    与此同时,新旧诗人在创作中也逐渐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一方面,新诗借鉴古典诗歌中意象、意境等传统诗学理念,这在胡适、新月派诗人以及部分现代派诗人的作品中皆有体现。如闻一多提出“三美”理论,注重音节、词藻、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与旧体诗强调字斟句酌与意境营造有相通之处。戴望舒的一些诗歌具有晚唐风韵,特别是代表作《雨巷》中“丁香”的意象,颇具古意,叶圣陶认为该诗“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充分肯定其仿古求新的探索。另一方面,旧体诗的题材、用语和意趣,与新诗有相近之处,表现出清新、白俗的倾向。如旧体诗捍卫者吴宓不少描写爱情的诗歌就语意直露、情感奔放,如他在组诗《吴宓先生之烦恼》中就大声疾呼:“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人结社与晚清民国文学的历史转换”(13CZW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