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作家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他的“自叙传”。重要之处在于，作家一定要把自己的独特的生活与经历或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融入到时代之中，要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重要区别。
    文学与时代都是极其复杂的存在，但文学与时代在思想与精神上并不是一种同构与同质的关系。文学既有可能与时代同步，也可能走在时代的前面，还有可能是落后甚至于悖谬。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有针对性地批评了21世纪初中国文艺存在的诸多问题，更为中国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而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当代人民的中国文学，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
    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可以谓之大众狂欢的时代，借助网络与影视，通俗文学悄然崛起，在某种意义上抚慰了人们空洞的情感与心灵。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着大众的通俗文学和知识阶层的纯文学，从形式和读者层面的角度不能简单将其进行好坏高下的划分，但在思想与内容上却有着健康与低俗、崇高与颓废等方面的本质差异。世俗化与娱乐化本来就是通俗文学的本质，无可厚非，但21世纪初以来，在市场与资本的强力推动下，通俗文学迅速向低俗化嬗变。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历史虚无、理想崩塌、道德失范、精神贫乏、思想浅薄，不要说英雄与崇高，连起码的人文理想亦丧失殆尽。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我们看不到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激烈碰撞，感受不到这个时代人们整体性的精神状态，更遑论中国社会重大转型期既波澜壮阔又严酷悲壮的现实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恰恰击中了当下中国文艺的弊端之要害。我由此想到了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它当然是一种通俗文艺，但通俗绝对不同于低俗，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显而易见。其实通俗文艺的低俗化多年前就遭到有识之士与批评家的批评与抵制，但在强大的市场与资本的力量面前，这种声音显得极其微弱与无力。
    可以将责任归咎于市场吗？当然不能。市场只是文学艺术运行的一种机制、规则与方式，将什么样的作品推入市场则是作家、艺术家的理想与道德及观念所决定的。商品只是文艺作品的属性之一，不能说有人需求我就制造。从社会学与人类学角度论，人的某些自然的欲望并不都是合理的和健康的。人类及社会何以要文化化？就是要逐渐摆脱人类的自然属性，提升人类与社会的精神品质。因此，文艺作品更本质的属性当是审美的、教育的功能，满足人民的情感与精神的需求，所以才需要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和优秀的作品去引领与滋养。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和优秀的作品也可以是通俗的作品，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当时的英国贵族眼里只是通俗艺术，但400年后的今天，它们仍然是世界戏剧的经典，显示了艰深与浅显的恰切的融合。
    对人民伦理大叙事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作家不能写自己独特的生活与经历或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事实上，对每一个作家而言，这是他最重要的写作资源，许多作家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他的“自叙传”。重要之处在于，作家一定要把自己的独特的生活与经历或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融入到时代之中，要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重要区别。老舍何以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他的作品的人民性是首要的，还有就是通俗性与民族性、地域性的融合，比如《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还有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齐白石的画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通俗的，他从日常生活中提取绘画的素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且更具现代性的崭新形式，呈现出极高雅的审美形态。时间正在日益彰显着他们作品的思想与文学性价值。换言之，并不是市场效益好的就不证自明是优秀的文艺作品，读者大众的审美能力与价值观念也是需要真正的优秀作品去引领和培塑的。文艺批评除了学术性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众多的文艺作品与现象中披沙拣金，为人民大众筛选优秀的有价值和意义的作品。
    在西方，20世纪被誉为理论批评的时代，各种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思潮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并激烈碰撞。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将这些理论批评方法通通操练了一番，学习与借鉴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的脚步却终止在了学习与借鉴的路途，而不见自己探索创新的踪迹。陈晓明对这种现象亦深表忧虑，他说：“历史发展到今天，在评价中国文学的时候，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不得不令人有所反省。”先不说不见中国自己的思想与理论批评方法，单说在面对上述文学艺术与文化思潮及现象时鲜有发声，几近失语与缺席这一情形就不能不让我们怀疑那些学术成果的价值与意义。这样的文学环境与生态能产生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吗？我深表忧虑。
    狭隘的知识分子是指有一定文化及专业知识的人，而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应是具有“社会良知”的思想者，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他们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为了一己之利而放弃了社会担当，放弃了批判的权力，不要说文学艺术，我们将如何建构自己的民族的精神？我们又用什么样的思想与文化在当下竞争激烈的世界获得生存的权力？似乎也有些让人担忧。
    站在什么角度写作，为谁写作，作家的写作立场与伦理密切相关。叙事伦理与伦理叙事作为一种批评与写作方法，近年来比较时髦。作家个体和历史存在，作家内在自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在本质意义上构成的也是一种伦理关系。文学文本或艺术作品是作家、艺术家对诸种伦理关系以叙事话语形式进行的叙事伦理的呈现，具体体现为叙事目的、叙事原则、叙事规约和叙事的文化立场选择等几个方面。叙事伦理和文学艺术的主题学有着密切的指涉关系，预示着什么样的主题会进入到作家的创作视野，以及这种主题范围深层隐含的关系网络。从题材或曰主题层面而言，21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文学所描写和表达的，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的真实境况，是颇可怀疑的。谢有顺在与贾平凹对话时说：“现在的作家绝大多数都在城市生活，尤其是年轻作家，都穿梭于酒吧、高级商场、写字楼之间，他们描绘的基本上都是城市生活，甚至还是城市生活中比较另类、小资的一面，是那种软绵绵的生活。”“这种文学现实无形中改写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给人一种误导，以为现在的中国人都是这么活着的。”这种批评显然过于温和，事实要严重得多。作家们在表现城市生活的时候非但没有选择那些为改革与发展、为城市建设与人们安居乐业奉献着智慧与青春、生命与汗水的人们与事迹，以及那些在社会底层奋斗与挣扎着的人们的艰难的生活，更没有选择那些波澜壮阔的改革与斗争，充斥在文学与影视作品中的是官场倾轧、尔虞我诈，是暧昧的情感、阴暗的内心、丑陋的人性等等黑暗的景象。文学在丧失了起码的伦理道德的力量之后，沦为精神文化的“垃圾场”。不能不想起鲁迅，他生命的最后10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十里洋场，风花雪月，但鲁迅那10年的作品却是在为民族的生存与解放、人的自由与理想而战斗。我还想起草明，在艰苦的1950年代，她在鞍钢与工人们一起建设、劳作、生活了10年之久，时代确实局限了她的文学的想象空间，但长篇小说《乘风破浪》仍然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理想与工人们为祖国建设而奋斗的充满着勃勃生机的生活，她的描写充满了理想的温度。从属于政治曾经使中国当代文学丧失了文学性甚至于文学本身而沦为非文学，现在，从政治的极端再走向世俗化、娱乐化、欲望化的极端，同样会使文学丧失文学性甚至于文学本身而沦为非文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要“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这一本质决定了中国作家的职责与使命——创造当代人民的中国文学。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21世纪的创造性延续，是中国文艺的一次历史性转折，中国的作家与艺术家将在1942年之后再次明确地、自觉地把创作的目光聚集到人民大众的身上。聚焦时代与人民的宏大叙事，它不仅直指当下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的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建设事业，而且在建构和描绘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