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前去拜访老诗人郑敏。她年近百岁了，但思维仍非常活跃。在采访中，她一旦找到可以展开语言的空隙，就将其丰富的思考和感悟娓娓道来，不时还抛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郑敏说，她已经不在文学场中很多年了。但从她的谈话中，时时刻刻都能够感受到，她一直在关注着诗歌领域的状况，也敢于提出自己鲜明的主张。
    诗歌陪伴的青春
    郑敏1920年在北京东城区的闷葫芦罐胡同呱呱坠地，本名王敏。生父王子沅辛亥革命后曾留学法国、比利时。两岁时，她得过一场严重的脑膜炎，病好后，被过继给父亲留学时的把兄弟郑礼明，从此王敏改姓郑。郑敏的文学天赋与家学有关。祖父在家乡福建闽侯是颇有名气的词人。母亲喜欢用闽调吟咏古诗，对女儿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郑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羞涩和内省之中培养起同情心和想象力。
    郑敏创作的第一首诗《晚会》记录在她的一个小纸本上，那一年她21岁，正在西南联大读哲学系。大三的一次德语课后，她拿着诗去找老师冯至指教。第二天，冯至把稿子还给她，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1942年，冯至的《十四行集》出版，她阅读并深受影响。她的《晚会》等数首诗也在昆明发行的报纸上发表。次年，郑敏从西南联大毕业，在冯至的推荐下，她的《诗九首》发表在《明日文艺》上，其中《无题》之二后来改名为《金黄的稻束》，成为了“九叶诗人”郑敏的代表作。
    那时候，郑敏和穆旦、杜运燮等人也只是在学校里有过一面之缘。1948年，署名“默弓”的陈敬容在《诗创造》上发表了《真诚的声音——略论郑敏、穆旦、杜运燮》，里面这样写道：“（郑敏的诗）能叫人看出一个丰盈的生命里所积蓄的智慧，人间极平常的现象，到她的笔下就翻出了明暗，呈露了底蕴。”袁可嘉则在《诗的新生代》一文中说：“她诗中的力不是通常意义上重量级拳击手所代表的力，却来自沉潜，明澈的流水般的柔和，使人心折。”从此，郑敏和穆旦、杜运燮一起被誉为“西南联大诗人中的三星”。
    不久之后，郑敏收到美国布朗大学的入学通知书。1948年冬，她越洋赴美，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在美国，半工半读，十分辛苦。期间，她的第一本诗集在上海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主编是巴金。这带给她很大的惊喜。
    1951年，郑敏到伊利诺亚州立大学申请博士预科，在此结识了她的先生童诗白，他也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留学生，二人在这一年的冬天于伊利诺亚州立大学的会堂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郑敏随丈夫移居纽约，在朱丽叶音乐学院自费学习声乐。1955年，夫妇二人从旧金山乘船回到祖国，郑敏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新诗创作如何借鉴传统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郑敏除了做研究之外，始终处于漫长的沉默之中。1979年的一天，唐祈写信给她，约她与在世的几位40年代的诗友到曹辛之家中见面，商讨出版诗歌合集的事情。这次见面之后，郑敏十分激动，觉得仿佛又回到了诗的王国，在汽车里写下《诗啊，我又找到了你！》。
    之后，除了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英美文学以外，郑敏又重新唤醒了创作的热情，写出了大量的诗歌作品。1981年，《九叶集——四十年代九人诗选》 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九叶诗派”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1980年2月，一些当时写着“朦胧诗”的青年诗人拜访郑敏。这批年轻人读到了“九叶诗派”的诗歌时大吃一惊，说：“我们想做的事，40年代的诗人已经做了。”郑敏回忆说，当时人们所说的“朦胧诗”其实也不怎么“朦胧”。的确，朦胧诗体现的一些精神追求，从诗歌理论和艺术技巧看并没有超过上半世纪，“基本上是再一次播种再一次收获”。
    关于诗歌与“朦胧”的关系，她认为，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欲辨已忘言”，就是诗的生命，是诗的艺术审美，如绵延远山，消失在云雾中。但是，汉语新诗除了要找到诗的表达方式，还要找回汉语的表达方式。如何将文化传统与新诗结合起来，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她说：“其实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保守中走出来的，保守是土壤，没有土壤，何来青苗？故此‘新保守’就是给传统以新的阐释，以使土壤获得新的营养，以便培植出新的文化青苗。”
    郑敏希望中国的诗人能在多方面用功，除了要向传统诗歌在形象性、音乐性和境界上的优点学习，让诗歌的语言和结构更凝练，还要注意摆正态度，忌不假思索地将对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误解拿到诗歌创作之中。她认为，后现代主义对传统价值的批判也不是盲目的亵渎和改造。当代一些诗人只顾宣泄自我，照猫画虎地引用西方理论，实际上既没有尊重中国自身的传统，也忽视了西方的传统。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对诗歌的尊重、对传统的尊重。
    回归诗歌创作的本真性
    在郑敏看来，中国诗坛常常陷入理论空谈的恶况，作品多而浮，看似繁荣，实则单调。她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新诗离诗本身的历史任务很远。我们听到很多喧嚣声，然而那似乎只与流派的声誉、地位、排行榜有关。至于生命的价值、伦理观、人类的道路和未来的命运，诗人却很少有时间、有心思去过问。
    郑敏认为，这一方面来自于非诗的观念的干扰和冲击，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市场诱惑的结果。所以，拯救诗歌的对策在于：一是要重新整理几千年的诗歌遗产，使传统成为现代创作和研究的重要资源；二是诗人要回归真实的自我，避免陷入狭隘的流派之争，只顾求新而疏远了诗本身。
    郑敏觉得，一个诗人、作家当然要沉下心来搞创作，但也应当关心社会大众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作家写出了作品应该拿给人家看，并虚心接受批评，这样才能提高自己，但现在很多人却不愿意这样。他们写完一部作品，自己觉得很成功，但其实读者可能觉得莫名其妙。好的文学作品应该能够唤醒读者，使读者有猛然的觉悟。作者也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既当作者又当读者，在脑子里预先想象，假如我是读者，会怎么看待这些文字。也就是说，诗人、作家应当有对自己的文字负责的创作态度。
    郑敏谈到，诗人在创作中要保持“无功利的本真性”。把握诗歌的本真性，需要诗人摆脱追名逐利的心态，既要对自我的精神感受负责，也要对客观世界的现实负责。只有在这种本真性中，诗人才能用艺术的幻象来实现艺术规范和创作自由的辩证统一。诗歌创作要有悟性，受到僵化的教条主义压制的诗歌常常用训诲和警告来指挥文学创作，所以新一代的诗人才选择逃向个人的感觉。但也因此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将艺术“作为区区小我的宣泄”，“他的浮躁与浅薄使他听不见诗灵通过语言对他的召唤和叮咛”。
    郑敏很关注诗歌教育和艺术教育的问题。她觉得，我们应该培养年轻人对无功利的艺术的兴趣。“其实很多人对于无功利的艺术都很有兴趣，可是没有条件，因为要交很多学费，只好把艺术当作奢侈品。”她建议教育者们能够在培养新的文学幼苗时，让他们更多地去自由地感受，摆脱实用目的性对艺术情感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