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晚安，妈妈》海报
    那天晚上在鼓楼西剧场看话剧《晚安，妈妈》 ，觉得有一种疼痛感一直折磨着我。几天后，这种疼痛感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烈了。于是想把这种感受写出来，或许能安我心，也未可知。
    话剧《晚安，妈妈》是一出美国戏，作者玛莎·诺曼被认为是“当今美国从事严肃女性主义戏剧创作最成功的作家” 。她的《晚安，妈妈》 1979年首演于百老汇而一举成功， 1983年获普利策奖。这个时间点也许可以为我们理解该剧提供一点帮助，我在后面还会提到。现在让我们先回到剧场，看看舞台上发生了什么。
    舞台上只有两个人物：妈妈（林荫宇饰）和女儿（刘丹饰） 。这是一个平常的傍晚，女儿平静地告诉妈妈：她要自杀，并为自己设置了死亡倒计时。对妈妈来说，这个消息仿佛引爆了一颗埋藏已久的地雷。我不确定妈妈是否了解女儿何时拥有的这个意愿，但她不会没有某种预感。当她听到女儿说出自己这个意愿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劝她不要这样做。她试图用各种办法转移她的注意力，或引起她对某些值得留恋的生活片段的回忆；但她几乎拒绝了妈妈所有善意的忠告和煞费苦心的劝解，义无反顾地走向自掘的“坟墓” 。从她所流露的情绪中，我们甚至可以感到她对妈妈的怨恨。
    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家庭每个成员的经历，以及他们与周边的人际关系，慢慢浮现出来。由于父母关系的不尽和谐，影响到女儿，女儿亲近爸爸更多，而与妈妈的关系却较为疏远和隔膜，甚至有一些误解和扭曲。爸爸十余年前去世，女儿便失去了在家中唯一可以交流、沟通的谈话对象。她的婚姻似乎也不幸福，丈夫离她而去，儿子成为“问题青年” ，妈妈又要求她回来同住，也使她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抑和困扰。更为严重的是她患有癫痫病，时常发作，这显然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她感到十分自卑，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好，干不了，乃至拒绝到社会上工作，隐隐地有一点对社会的抵触或排斥。她为妈妈隐瞒了她患病的事实，侵犯了她的知情权，而歇斯底里，大发雷霆。
    任何想以文字复原舞台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们会看到，舞台上还有许多生活细节支撑着演员的表演和行动。但简单的梳理还是可以使我们了解在女儿与母亲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导演有一段话说得很好：“杰西（女儿）与妈妈之间的代际问题是我们所有人的代际问题；杰西与妈妈共有的焦虑和孤独，是我们所有现代人的焦虑和孤独；同样，杰西与妈妈的对抗也代表了日常生活和精神追求的对抗，是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对抗，是月亮与六便士的对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对抗。 ”她这里所说的对抗，我更愿意用“撕裂”来代替。而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女儿和妈妈的关系会撕裂到这种地步？这种撕裂是与日常生活和精神追求的撕裂共生的吗？支持或造成这种撕裂的那个“魔鬼”是从哪里释放出来的？在潘朵拉的盒子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寄存这个“魔鬼”的魔盒？如果有，打开它的盖子的人又是谁呢？
    我是很同情这个女儿的，尽管她不顾妈妈的感受坚持自杀，固执地把“生命行驶中，个体有‘下车’的权利”当作一种真实可信的权利，而不舍得放弃，但我仍然同情她的遭遇和内心的痛苦，我的疼痛感一部分就来自于她被“虚妄”这个魔鬼缠身而无力摆脱的无奈处境。然而，更多的还是为了这位妈妈。女儿最后所说的“晚安，妈妈” ，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讽刺，有这样一个女儿，妈妈岂但晚不能安，早亦不能安，任何时候恐怕都没有安的可能，除非这个妈妈是一块木头，或是一个同样被“虚妄”缠身的人。当然，这是那些“仰望星空”或以“月亮”自命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他们或者以为，女儿的自杀，正是“精神追求”对抗“日常生活”所取得的胜利，他们沉浸在胜利的快感中而难以自拔。
    显而易见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是建立在血肉纽带之上的感情。妈妈爱女儿，纯是一片天然，不需任何理由。所谓人伦天理，就是讲这种情感超乎于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之上，是符合天道自然的。我们看剧中的这位妈妈，她对女儿的爱，并不因为得不到女儿的回应而有所改变，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女儿的衣食冷暖、喜怒哀乐。这种无怨无悔的母爱，看着实在让人心疼，而林荫宇的表演更强化了我的这种感受。不过，女儿似乎并没有感受到这种爱，她想的只是她自己，她的痛苦，她的绝望。她有时也能想起妈妈，那是她抱怨妈妈为什么生了她的时候。这种抱怨我们并不陌生，更极端的是把儿女的出生归结为父母偶发的情欲，据说汉末的孔融就说过这样的话：“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这番话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惊世骇俗的，不仅离经叛道，而且违背常理，所以曹操把他杀了。但做如是想的人并没有绝迹，他们总是在遭遇不幸时抱怨父母不该生她/他，好像父母生了他/她，就必须确保他/她幸福似的。做父母的如是想并不奇怪，做儿女的这样要求父母，就太不近情理了。其实，父母给儿女以生命，并不许诺幸福与快乐，他们只是呵护你获得幸福与快乐的希望，并为你的不幸而尽他们全部的爱和力量。
    话剧《晚安，妈妈》使我想起一本书，名叫《自恋主义文化》 ，同样出版于1979年，作者克里斯多夫·拉斯奇也是美国人，她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此书要阐述的却是一种正在死亡的生活——一种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文化。正是这种腐朽颓败的文化把个人主义的逻辑引入了一场人人皆敌的混战，把对幸福的追求引入了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主义的死胡同。 ”作者的这些话，恰好做了该剧的注脚。也可以说，她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对这种文化做出了反应，揭示了这种文化对人类的危害。在我看来，女儿便是这种文化的受害者。很显然，折磨她的不是内疚，而是焦虑，这从刘丹略显夸张的表演中也能感受得到，虽然她强作镇静，手里不停地做一些事，特别是对一些生活细节的处理，都在为妈妈今后的生活做出安排，但我们始终没有看到哪怕瞬间她所表现出来的一丝内疚。
    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者来说，母亲这个形象是暧昧的，具有双重性，面对父权、夫权，她是被压迫者，面对儿女，她又是父权、夫权的同谋。剧中女儿对妈妈的反抗，在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者看来，正象征了女性的觉醒。“我现在终于好到可以自杀了” ，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平静得就像和妈妈拉家常。我们不能确定，此刻在她的心里，是否还有妈妈；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确放弃了她的儿子，即作为妈妈的身份。她的妈妈几次提醒她应该等她儿子回来，都被她断然拒绝了。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者在争取自身权益时有过一句经典口号：“我是我自己的。 ”不幸的是，她们在从男权/父权/夫权中挣脱出来的同时，也斩断了自己同历史和未来的联系。她们在获得独立、自由的同时，也不得不体验着孤独和无助。她们像一群荒原狼，眺望四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惶恐、焦虑、茫然、不安，盖源于此。在这里，她们既丧失了历史延续感，失去了同属一个源于过去伸向未来的代代相连的整体的感觉，也自绝于人类最后的精神家园、栖息的港湾，自杀也就成了唯一的出路。应当承认，女性在两性关系，及家庭关系中寻求平等、自由、独立，并没有错，错在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走火入魔，想当然地把两性战争、代际之争引入家庭，引入两性关系，不仅毁灭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人伦天理，也使得整个人类争取自由、平等、独立的伟大事业受到不必要的损害。这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这种文化、精神危机，并非70年代西方所特有，而是整个人类面临的一场浩劫，基于此，可以认为， 《晚安，妈妈》不仅深刻揭示了深陷这场危机中一对母女的内心感受，也为人类前途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