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国内的文艺创作开始流行“中外混搭”的路子。近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将莎士比亚的《大将军寇流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糅合到了一起，让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来了一场跨文化的“对话”。正在上映的电影《长城》也如法炮制，将中国元素同好莱坞怪兽电影结合，希望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蹚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再往前，还有根据朝鲜名著改编的新概念越剧《春香传》、根据科恩兄弟的《血迷宫》改编的电影《三枪拍案惊奇》等。
    然而，这些貌似时尚的混搭作品除了在营销阶段打出“大受欢迎”的招牌外，真正受到观众尤其是外国观众认可的作品，恐怕并不多，而谈到中国文化借此“走出去”了多少也就有些尴尬了。张艺谋的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在国外市场遭遇惨败就是一例。
    目前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从选材到制作都得有国际化思维的加持。这种观点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何为国际化思维呢？是在内容上迎合外国人的猎奇口味，还是形式上的“中西混搭”？以往，中国电影人的答案是两者皆有。于是我们看到了早些年冯小刚根据莎翁戏剧《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夜宴》，也见证了其不尽如人意的口碑和票房。归根结底，《哈姆雷特》的经典性并不是因为情节的扑朔迷离，而在于人性的困境和挣扎，以及如“生存还是毁灭”那般哲思深邃的思考。我们对西方经典的借鉴倘若简单地附着于框架，或辅以高端的特效与华丽的阵容，终究流于肤浅的新瓶装旧酒，也让人看低了中国文化内蕴的创造性。
    反观曾经在国外备受好评且屡获大奖的国产电影，如《英雄》《卧虎藏龙》《红高粱》等，无不是因为在中国语境下展示了对世界和人性独到的思考，才真正撼动了世界影人的内心，获得了“走出去”的通行证。中国文化元素在这些影片中并未游离而出，沦为刻意呈现的视觉奇观，而是同作品的主题和内容有机融合，以饱含象征与隐喻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内在冲突与外在冲突相得益彰的故事。换句话说，唯有故事的深刻与精彩，才足以获得“叫好又叫座”的传播效果。
    俗话说得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真正能赢得国外业界和观众尊重的，必然是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人情冷暖报以虔诚与忠实刻画之心的作品。当刻意迎合的伎俩越来越容易被慧眼识破，也许不虚伪不矫饰的真诚才是出路。当今困惑于如何“走出去”的文艺工作者尤其应当反思：中国文化想要“借船出海”究竟应当在商业上费更多思量，还是在作品上花更多心思？是应该多琢磨大数据和调研报告，还是着重理解世道人心？
    一方水土自然有一方喜好，在中国市场日益扩大的当下，国外的文化制造商也不乏刻意迎合之举动。譬如原本很少与中国有涉的好莱坞电影，如今就频频利用中国龙套、中国场景、中国拯救等元素，甚至打造出“中国特供”的产品。然而除了当作营销噱头，国内观众对此并不买账。就像我们去剧院看西方歌剧，总希望看到的是原汁原味的正版；到国外去旅游，总愿意购买最具当地特色的纪念品。文艺作品所散发出的文化气息往往构成一层特有的光晕，唯其纯粹，才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同时，仅有关注的目光是不够的，还要留住人心，这靠的就是作品内在的力量。我们通常所谓的“世界性”，事实上正是就文艺作品的艺术价值本身而言的。其所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及运用的艺术手法，均是可以超越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而直抵人心的“不可言说之物”，因而也足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普遍的情感共鸣。这有赖于艺术家在技术上的娴熟，更取决于创作者本人的眼界和识见。毕竟，逼仄的内心境界从来无法体察广阔的大千世界，浅陋的灵魂也不可能予人以深刻的震动。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足以影响世界的感染力，只能来自对世道人心通达而深刻的理解。
    要推出这样的产品，我们当然应该熟谙自己的文化，从传统文化和生活中吸取养料，在此基础上用现代的艺术形式进行表现。如果作品确实有文化，得人心，相信定然是不会缺少观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