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教授伊戈尔·瓦基莫维奇·康达科夫:
    在历史文化语境下解读俄罗斯
    
    俄罗斯邮票上的利哈乔夫
    仅仅通过语言或者文学，很难全面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文明和思想。有了文化学理论的基础，再结合语言、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要从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解读。
    文汇报：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您的国家，关于俄罗斯学研究的一些情况。
    康达科夫：无论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国外，俄罗斯学现在已经成为显学。这门学科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并在“后苏联时代”迎来大的发展。俄罗斯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可以归结为“民族的特性、民族的本质是什么”。二十多年来，从酝酿到成熟，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受到了俄罗斯大国地位推动之影响。有别于传统学科，俄罗斯学属于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其中既有人文科学，如文学、哲学、历史等，也包含了大家熟悉的自然科学。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来研究俄罗斯学，所形成的关于俄罗斯整体概貌的观点是不同的。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概念域”，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方向。举个例子，通过研究俄罗斯的文化观念来展开中俄文化的对比，在充分了解俄罗斯文化的象征意义后，中国的学者就能更深入地了解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加深彼此的交流与认同。
    文汇报：“概念域”与“符号域”有什么区别？
    康达科夫：利哈乔夫院士提出俄语（推广到各民族语言）的“概念域”，该问题涉及民族的全部文化，包括文学、民间口头创作、科学、造型技术，以及“民族的一切历史经验，特别是宗教”。洛特曼提出了“符号域”，他给出的定义是：“该文化特有的一切符号空间”，特别强调其在组成特定意义整体和统一机制的不同成分、不同层面、不同符码之间关系上的多维性、多语言性和动态性。“概念域”与“符号域”（以及其他类似的空间观念）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是一种形体不明的“符号云”，而是一张由总结性概念（意义“结”或意义“块”）织就的模型化网。它将所有能够概括各种形象、象征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组织意义（社会文化）空间及对其加以理论概括（文学哲学表达）的手段。
    在俄罗斯文化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概念域”形成机制。早期以诗人的抒情自我意识为主。普希金创作中的“概念域”随着抒情主人公（“符号之我”）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而铺开。他的“概念域”（包括此后其他诗人的”概念域”）核心是作者身份的等价物：“诗人”、“歌者”、“预言家”、“囚犯”、“流浪者”、“英雄”等。其中也包括作者意图（“愿望”、“爱好”、“表白”、“痛苦”、“友谊”、“爱情”等）和“符号之我”的个性标志。所有这些亚概念域都可以概括为文化主体的“个性空间”，包括亲朋好友、志同道合者和爱人。另一种作者的亚概念域是：创作的（文化的）、社会的、自然的和神圣的（超验的）意义空间。所有这些域相对于自己的主体位置可以是层级或者并排关系（语义空间的层次顺序具有多样性）。这种情况下更为重要的是强调语义的相互并列和互不依存。这是文化语义学中的互补领域。
    文汇报：近些年，人文学科在有的国家遭遇了边缘危机，很多大学甚至取消了相关专业设置。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俄罗斯的人文学科处境又是如何？
    康达科夫：人文学科的目的在于教育年轻的一代；从学者的观点来讲，对人文学科的学习有助于激发年轻一代在其他学科领域对文化和历史的传承，并培养他们的开拓性。提升人文学科的地位，这应该是国家战略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在俄罗斯，政府更愿意把大量的财政预算投入天然气、石油等能源产业与重工业的建设发展，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决策，但不得不说，这又是令人遗憾的。在我看来，人文学科不受重视是暂时的现象，未来应该不是这样，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文汇报：俄罗斯学者大多习惯用俄文写作、发表论文，似乎相对独立于由英语占主导的世界学术评价体系。
    康达科夫：俄罗斯的情况有点特殊。我们很多杂志、期刊没能进入欧美国家的评价体系，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说，俄罗斯政府对学术的不够重视，财政拨款较少，以及俄罗斯学者很少有机会在欧美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等等。这就造成了欧美的同行很少甚至从不引用来自俄罗斯的观点和论述。我们比较认可的学术评价体系有俄罗斯科学引文索引和Scopus，但不是绝对的。
    文汇报：听一个访学归来的中国教授说，在俄罗斯国内，学者的经济压力很大，兼职是一种普遍现象。
    康达科夫：从制度层面来说，兼职不被允许，实际上，又不得不为之。我们的学者需要同时做几份工作来增加收入，维持生活，这就是矛盾的地方。前些年，政府曾颁布行政令，帮助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科研人员涨工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单位小时的工资确实增加了，但大家的工作量减少了。换句话说，一个老师在同一所学校上班，前后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变化。我也在一家研究机构做兼职，那里的官员要求学者应该像行政人员一样定时坐班，殊不知开展研究工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阅读、到图书馆或博物馆查资料、去遥远的地方进行田野调查。
    文汇报：老师压力大，那么文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好吗？
    康达科夫：在苏联解体后，就没有人力资源市场包分配的说法，学生就业完全走向市场化，竞争自然而然地加剧了。但同时，他们毕业后的选择也很多，文科生青睐网络公司、金融机构，或是像图书馆、博物馆这样的文化单位。有人去学校教书，集中在语言、地理、文学等学科，有人立志从事学术研究，就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还有一部分学生在毕业后决定自主创业和经商，他们在大学里接受了系统的人文教育，知道如何将文化、传统方面的知识用于自己的商业经营和服务。
    文汇报：基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俄罗斯的学者应该也关注中国研究吧。
    康达科夫：我想说的是，俄罗斯学者关注并从事中国研究，这是顺理成章的。在俄罗斯，有这样一个词语，叫“中国学”，它并非来自某个单一领域，而是历史、文化、社会、语言、政治等不同学科的整合。通过对“中国学”的研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就会以不同的样式立体地呈现在俄罗斯人面前。应该说，“中国学”在俄罗斯受到欢迎，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的政治、经济战略伙伴。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尤其是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比如汉和唐。随着两国交往的日益紧密，俄罗斯人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当然不局限在学术领域。事实上，中国商品在俄罗斯市场上也非常流行，从一开始的服装到现在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电脑和手机。这其实是反映中国文化被俄罗斯人接受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的商品不仅价格便宜，质量也不错，而且生产周期短、更新换代的速度快。此外，俄罗斯人也愿意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文学。前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俄文，被俄罗斯的读者所喜爱。
    文汇报：您如何评价中国人文学者的研究和影响力？
    康达科夫：说实话，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不懂中文，主要是通过翻译来阅读中国学者的著述，了解他们的学术成就。至于中国学者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我觉得有必要进行量化分析，比如他们的论文在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的学术圈是否被引用以及被引用的次数。我的感觉是，中国学者的世界影响力正在逐步提升。拿俄罗斯来说，翻译中国学者著述的出版物越来越多，这不仅是因为感兴趣，也是出于推动现代化进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我还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学习汉语的俄罗斯人多了，甚至是从娃娃抓起。除了莫斯科，其他城市如新西伯利亚、圣彼得堡也都开设了汉语培训课程。
    文汇报：中国的不少学者一方面立志于学术本土化，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的理论产生了依赖，俄罗斯的学者是否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
    康达科夫：我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是一样的，可能会稍微好一点。追求学术本土化的前提是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在本专业、本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不过对俄罗斯学者来说，他们会有意识地从国家战略层面上建构、表达重要的原创性观点，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文汇报：对于中国学者从事俄罗斯学研究，您有什么建议？
    康达科夫：我的建议是将关注点放在文化学理论上，也就是文化学的概念上。仅仅通过语言或者文学，很难全面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文明和思想。有了文化学理论的基础，再结合语言、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这是我的建议。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表现艺术文本，要从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解读，仅仅通过语言审美或艺术表现形式进行解读是远远不够的。
    （感谢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助理研究员汪磊为本次采访提供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