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创排的新剧《寇流兰与杜丽娘》，继在英国首演与欧洲巡演之后，前不久完成了在国内的首演。显而易见，这是对今年中英两国文化界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回应；更为内在的创作动机，则是小百花越剧团十余年来一以贯之、时引争议的理念：出“新”。求新求不同，对艺术创作个体来说，是本能的追求；对越剧来说，意味着对“戏曲+剧场”这对组合的可能性的探索。
    具体到《寇流兰与杜丽娘》这部戏，“新”直接体现在对越剧题材的拓展与化用：既表现古典时代才子佳人的缱绻爱恋（汤显祖的《牡丹亭》），也展现罗马帝国时期大将军的悲剧命运（莎士比亚的《大将军寇流兰》），并在二者的交替与偶尔的并置中，呈现出两部剧作共同的精神气质，即凸显生命个体对本心的坚持并甘愿以生命做代价的勇气：杜丽娘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寇流兰的不适时宜、宁折不弯的骄傲。由此，实现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对这两部剧作在内在精神上的“统一”。
    在舞台表现上，则是两种风格迥异的表演风格：较多篇幅的念白、带有“戏歌”味道的歌曲以及Rap的出现，其比例似已超出了越剧的唱腔——“寇流兰”部分或可称作运用了越剧元素的都市音乐剧；熨帖地融合了昆曲与越剧的身段，字正腔圆地突出了以抒情性见长的越剧唱念——“杜丽娘”部分尽显中国传统戏曲的古典之美。两个主人公，两种舞台语言。
    中场休息时，听到了若干位观众于闲谈中的“质疑”：“这还是越剧吗？”这句诘问，在当前的戏曲创作领域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是在继承中创造？还是在创造中继承？这是两种不同的创作取向，在今天都有相当数量的实践者。在我看来，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恰恰同时展示出这两种可能：越剧既可以“时髦”地音乐剧化，又可以尽其所能地继承古典戏曲之美。这是一种传播技巧：有利于初次接触越剧者进入，尤其有助于西方观众借熟悉的莎士比亚和舞台表现样式走近汤显祖和戏曲。也宣告了一种姿态：戏曲可以“为我所用”地被创作者化用到当代剧场，也可以仅凭一两位演员婉转典雅的唱念就撑起整个舞台。茅威涛此次一人分饰两角，自由地出入与转换其间，则体现出戏曲艺术对一个演员的塑造——这些都是戏曲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可能性所在。
    饶有意味的是，正是在越剧“寇流兰”的“新”的映衬下，越剧“杜丽娘”的传统之美分外醒目，惹人沉醉。为何如此？“寇流兰”是否过多地迎合了当前都市观剧口味，是否浅化了莎剧原作的思想深度？能否让“寇流兰”的当代性不止步于表面化的舞台呈现？寇流兰与杜丽娘在舞台上的交错与相遇，是否可以无需借助“石道姑”这个串场人，而由观众自己完成对这两个故事的理解？不仅今天这部灌注了勇气的新戏需要理论评论家的关注，“戏曲的可能性”这篇大文章更需要艺术家与理论界的共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