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在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74年，即陶然移居香港的次年，他发表了来港后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冬夜》 。第一次投稿就获得成功，令他异常开心，“那种快乐绝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 ”然而，写作可以带来快乐，却难以带来富足。香港作家舒巷城对他说，“我劝你写作，不知是帮你还是害你？你知道香港啦，首先要有一份职业，以职业养兴趣。 ”说这话的时候，舒巷城正在打一份会计工，业余写作。
    “我并没有全职写作的野心，所以也没有感到这种矛盾。但我此生究竟还是与笔墨结下缘分，后来又误打误撞做起文学杂志的主编来。 ”陶然说，“虽然如此，我也确实认为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是清苦而又寂寞的。 ”这种清苦与寂寞在他4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感触颇深。
    最坏的情形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以来，报刊连载版面是文学写作者发表作品的主要空间，一些颇受欢迎的写作者还能依赖连载稿酬维持生计。“但90年代中期，香港的报业生态发生很大变化，一家报纸取消了连载版面，随后其他报刊纷纷跟随，一时间小说连载在香港报刊上几乎绝迹。 ”陶然回忆道。这一变化给香港文学生态带来沉重挫折，很多写作者从此难觅文章发表的渠道，令原本就不开阔的创作空间更趋逼仄。“最受打击的是中长篇小说的创作，香港没有发表中长篇小说的刊物，大多数中长篇小说都是以连载的形式创作完成的，连载没有了，中长篇小说的数量随之锐减。 ”陶然说，“所以，从另外的角度看，我很佩服香港的写作者，他们如果不是怀有对文学的巨大热情，如何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下去呢？ ”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回归前后，香港文学一度成为内地研究、出版的焦点所在。一批香港作家的作品在内地出版，一些讨论香港文学的文章和书籍也随之增多，仅仅数年间，内地出版的香港文学史就多达十几种。在这种热潮带动之下，香港作家与内地有了更多的接触，一些香港作家在这一过程中更与内地出版界建立联系，为香港文学的后续发展及出版开拓出了新的空间。“内地的出版机会多，市场也大，不少香港作家都希望在内地出版作品。 ”陶然说，“不过，这一方面仍然有很大的进取空间，目前香港文学在内地的出版仍然是一阵风式的，逢到节庆就热闹一阵，缺乏持续性。如果能够建立一种兼顾香港与内地需求的长效出版机制，相信会为香港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
    虽然处境艰难，但香港文学筚路蓝缕，仍旧开拓出了一番独特气象。香港回归20周年来临之际，陶然主持编辑了《回归20年香港短篇小说展》 ，以《香港文学》增刊的形式出版。“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回望过去20年，香港的短篇小说创作确实丰富而又多彩，在时间紧迫的情形下，要完成一本‘精选’确实难以做到，所以我最后用了‘展’字，表达这本集子只是香港短篇小说的部分展示。 ”
    “香港小说流派繁多，写实主义、魔幻主义、现代主义……因为较早地接触到西方小说的多种流派，香港作家在自由的创作空间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可以说一人一个面貌。在写作题材上，他们也绝无禁区，任意挥洒。回归以后，这种自由的创作环境得以保持，香港小说创作多元而又独特的面貌也得以继续发展。 ”这种多元而又独特的创作面貌还体现在香港的散文创作中。有学者认为，香港文学收获最大的是散文创作，陶然也大致认可这一说法，“香港报刊专栏很多，适宜于发表篇幅不大的散文，散文创作也因之较为兴盛，而且流派五花八门，有学者散文、旅游散文、笔记体散文等，而不仅仅是传统观念中的抒情散文。我曾经编过两本散文选，感觉到香港的散文创作整体水平不错，我手写我口，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气象，很吸引人阅读。 ”
    香港文学的独特气象，是香港作家在狭小的创作空间中代代经营的结果。舒巷城对陶然的劝诫言犹在耳， 40多年已倏忽而过，如今陶然早已到了指点年轻一代的时候。“香港年轻人的创作目前仍然很活跃，葛亮、韩丽珠、谢晓虹等年轻作家在业内都广受关注。他们感情充沛，创作力旺盛，虽然水平不一，但只要热情不改，总会创作出好的作品，这也是香港文学的希望所在。其实，只要人性依然存在，文学就会继续存在，我对文学的出路虽然不盲目乐观，但也不会悲观到绝望。 ”希望正如明灯，在陶然心中不灭。
    
    香港回归20周年来临之际，陶然主持编辑了《回归20年香港短篇小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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