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士芳
    
    黄士芳的文化研究专著
    获得复旦大学博士学位后，黄士芳进入深圳市文化局工作，迄今已21年，他是深圳文化建设的参与者、见证者和研究者。黄士芳1966出生于江西全南县，先后就读于江西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现任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对外文化贸易理论研究南方基地主任、广东省特区文化特色研究基地主任。在接受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专访时，黄士芳回顾了参与深圳文化建设21年的历程，并就具体问题谈了自己的建议、体会与感想。黄士芳说，作为一位学人，能为深圳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感到非常幸运。
    长期从事文化研究工作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1996年参加到深圳文化工作者的队伍中，是由于什么契机？当时深圳文化发展处于什么状况？转眼21年过去，你对此有何感触？
    黄士芳：1996年7月，我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毕业，我的导师和新闻学院都希望我能留下来担任教学工作。因为当时全国新闻学博士点只有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当年毕业的博士仅有5个，所以我去向和机会很多，北京和广州也可以去。我是江西全南人，深圳离老家比较近，所以选择了深圳。另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原因是深圳收入比较高。最后我进入市文化局工作。所以说，我与深圳文化的接触起因是职业选择和管理需要。
    2009年，我在《改革开放30年深圳文化发展的回顾与特点》一文中提出深圳文化发展经历三个阶段：从1979年深圳建市至1994年深圳市文化工作会议召开前为深圳文化建设的初创阶段；从1995年至2002年为深圳建设现代文化名城阶段；从2003年至2008年则为实施文化立市战略阶段。各个阶段的文化发展也因城市建设和文化建设本身的需求而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我来深圳的时间段正是深圳文化进入第二阶段发展时期，其最大特点是深圳的文化建设开始建构自己的战略定位，正式提出建设现代文化名城的目标。现在深圳文化发展已进入第四阶段，即文化强市阶段。正是因为当时的城市管理者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定位，然后据此进行制度设计，深圳文化发展才能达到今天的高度和影响力。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和文化研究，你认为深圳城市文化或者说特区文化有什么特质，它与其他城市文化有什么不同？我注意到你在第93期酷茶会上有一个发言，专门解释深圳文化的含义，现在你是否仍持同样看法？
    黄士芳：我在第93期酷茶会上做了一个分享发言，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对深圳文化的概念定位。从传统文化观念来讲，新的东西肯定没有老东西那么多。另外从历史的沉淀看，比如西安有很多文物，地下地上很多，北京很多文化名人、很多教育机构，深圳没法比。深圳作为新建城市的文化存量不多。第二个观点是我概括了深圳文化的四个特点，即包容性、创新性、民间性、大众性。第三个观点是对深圳文化目前在全国影响力的判断。我提出了一个可能不一定能够获得认同的观点，就是深圳已经成为“一线文化城市”。“一线城市”有很多说法，包括经济的、地产的，还有GDP的，但是没有人或者机构提出“一线文化城市”的观点和概念。现在我提出这个概念，也算是我的一个创造吧。具体以什么标准来评判，各有各的理由，但我认为深圳作为“文化一线城市”的地位和影响力是无法动摇的。
    深圳民间文化有活力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一座城市形象的提升需要文化品牌的拉动，而其持续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则需要文化底蕴的长久支持，两者之间应该如何协调？
    黄士芳：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必须打好坚实的基础，这是没错的。比如说我们要建设基本的基础文化设施，包括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我们要保证基本的文化投入，确保市民的文化福利等。但一个城市的文化影响力需要一些品牌支撑。品牌文化活动的开展可以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影响力，同时它也可以提高市民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因为品牌活动是文化质量和保证品质的一种标志。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对品牌文化活动的持续投入和培育，实际上也是在积累城市文化的基础。文化品牌活动的持续打造会转化为城市的文化增量和文化优势。因此品牌文化的开展和城市文化基础的构建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比如说，深圳读书月活动，长期17年的坚持，就已转化为城市文化增量的重要内容。以前别人说深圳缺乏文化，说的就是文化存量少，而现在靠我们的文化增量，每年的进步慢慢形成了深圳的优势。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社区文化有着独特的形态和发展趋势，对此你有深入的研究。民间文化与社区文化有重叠也有区别，民间文化更具有自发性和自在性，社区文化则更有次生性和组织性，如果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够处理好，则城市文化发展会更具活力，不知你是否同意这一看法？
    黄士芳：这个问题与深圳文化的特点有关。深圳文化的特点之一是有民间活力。这个特点在社区建设和治理中成为很活跃的力量。尤其在互联网时代，通过正面引导和支持，这些民间力量能充分发挥促进作用。从文化方面来讲，深圳有很多民间的活跃组织，比如各种读书会很多。很多人生活水平到达一定程度以后，他追求什么？他可能追求一种精神、追求享受。后院读书会有很多人，他们聚在一起，自发的组织，每周聚会，策划一个主题，大家一起共同读一本书，共同评一书，这是很有意思事，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氛围。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文化事业是公益性质的，文化产业则具有经营性和赢利性。深圳的文化产业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你对此作过大量调查研究，这其中有哪些有趣味的个案？
    黄士芳：产业发展受市场规律影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在深圳得到充分的体现。人、资金和创意的流动最终推进文化的流动和创新，深圳文化产业的崛起与市场体制的完善密切相关。我讲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我们知道深圳是没有瓷器产业基础的，虽然7000年前咸头岭遗址曾有陶器遗迹，但这个传统没有传承下来。在广东的陶瓷产业中，佛山、潮州是有基础的，而且有很多传统工艺包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深圳近十年来涌现出几家陶瓷文化产业大企业，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有的成为国家礼品，有的出口量居全国前列。为什么？其中的奥妙在于这些企业的传统工艺也即非遗传承都是从外面流动过来的，传承人流动到深圳创业，也就把工艺带过来了，所以说市场的流动导致人的流动，然后导致文化的流动，从而造就深圳文化企业的异军突起。我后来总结这一现象，发明了一个词，叫“非地非遗”，还在文博会期间举办过一场论坛，讲的就是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异地实现产业化发展的情况。为什么这些传承人能够把传统工艺带到深圳发展，为什么不去其他城市，根本原因在于深圳为这些非遗的发展，特别是实现市场效益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出版文化研究专著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的文化研究专著《特区文化建设与思考》近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你20年文化工作的一个小结，其中不少内容是为《深圳文化蓝皮书》撰写的论文和总报告，也有你担任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的研究成果，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黄士芳：我从2004年参与《深圳文化蓝皮书》的编撰工作，担任编委和总报告撰稿人，十多年来持续不断。因为有任务在身，所以我一直关注深圳文化的动态信息，关注深圳文化的大事，关注深圳文化发展的亮点。每年底，蓝皮书编辑工作启动，我也进入最忙碌的时期。最难的事情就是写总报告，压力非常大。因为既要总结回顾一年来的文化工作，分析存在的问题，还要结合国家的形势、文化发展的趋势，提出有见地有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每年的蓝皮书还要提炼出一个主题，主题的提炼和概括也成为深圳文化蓝皮书的亮点，让读者一看就知道深圳文化发展的鲜明特色。另外我们还每年推出重点课题，后来又推出深圳市公共文化服务年度报告、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年度报告，这些都成为蓝皮书的拳头产品。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目前正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有何新的思路？
    黄士芳：《特区文化建设与思考》收入的只是我的部分研究成果，有一些没收入。目前我仍然关注和研究围绕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文化与体育、旅游的融合发展问题，健身休闲产业发展问题，传统文化在深圳的传承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问题，海洋文化发展问题等。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很多局限，下一步政府能否根据新的形势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促进大湾区的资源优化组合，发挥各自的产业优势，都需要认真研究，值得期待。